民族文学研究 （本文摘自《伏藏史诗：藏族史诗的困境》）

    无论是故事范型和情节的佛教化、还是传承形态的佛教化，都使这部史诗遇到两种困境：一为边缘化；二为书面化。

    边缘化是史诗佛教化的直接结果。就文本本身而言，佛教化史诗的一个误区就是史诗原生故事在“正统文化”中的边缘化。自佛教化开始之日起，莲花生大师高高在上，格萨尔已成为佛教的附庸，领国英雄们的战事成为佛行事业的一部分，原始神祇和自然神灵为佛教的神祇权威所抑制。这一现象在短时间内虽不会造成史诗传承的断层，但它像一条隐藏在史诗这棵大树中的蛀虫，会慢慢吞蚀着史诗的整个躯体，使之在活态化的掩体下逐渐偃旗息鼓。尤其在藏族文化发展史上，《格萨尔》被排斥在正统文化或藏族传统精英文化之外，甚至被贬为“乞丐的喧闹”。史诗的边缘化实际上就是史诗个性化进程中的佛教化带来的直接结果。史诗是大众化理论思维的经验总结，与较为理性的思辨化的经院哲学或佛教哲学相比，沾满了乡土味，其中充斥着大众和世俗的概念。柏拉图把人分为九等，第一等是哲学家，第六等才是诗人。他认为，“包括诗人在内的艺术家只能接触到较低层次上的、具有较大和较直接的感官冲击力的美……他们沉迷在现实生活的碌碌无为里，以为生活的全部意义存在于世人所经受的酸甜苦辣之中。”可见，“正统”学问家对诗人的这种鄙视看来在西方历史上由来已久。无独有偶，正如柏拉图以“沉迷在现实生活的碌碌无为”抨击诗人一样，在藏族历史上，佛教徒也以“若想消磨时光，去读《格萨尔》这部荒诞之作吧! ”来藐视和鞭挞《格萨尔》这部史诗。

    佛教化给史诗带来的另一种困境是史诗文本的书面化。综观历史，《格萨尔》史诗的书面化的历史进程似乎比世界其他史诗要迅速得多。早在吐蕃时期就有“由仲德本辅佐国政”这样的记载。显然，在藏族文明的早期阶段，其影响在藏族地区似乎与《荷马史诗》之于希腊民族一样有过之而无不及，后来却彻底沦落为一种草根文化。在几百年的反复震荡之后又出现了书面化的文本，企图重新攀附和搭乘雅文化的末班车，不料却成为一种不伦不类的边缘性文化。这与史诗在印度和古希腊的至尊地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样为史诗，《格萨尔》为什么没有像《荷马史诗》那样影响到全民族的哲学和心理文化，成为藏族文化的活水源头，反而成为佛教意识形态的婢女，遭受到书面化文本的桎梏呢？这与藏族特定的文化发展轨迹有关。

    在西方，《荷马史诗》早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时代就被作为一种很重要的文化现象进行了描述。相应的文化和社会语境铸造了《荷马史诗》的伟大。那个时代，包括苏格拉底、柏拉图在内的哲学家和思想家都是《荷马史诗》的追逐和颂扬者。尽管史诗在古希腊因其赖以存在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使之在1000 多年中经久不衰，尤其是《荷马史诗》的传承超越了大众传播的疆域，那些仁人志士和博古通今的学术大师们也一起参与到弘扬史诗传统的行列中，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高扬史诗、彰显口头传统的风尚。然而这样一个具有深厚传统的史诗最终并没有逃脱“书面化”的厄运。1955 年，人们在那不勒斯湾的伊斯基亚岛上（Ischia）的一座坟墓里，找到了一个大约是公元前720 年的大杯子，刻有最早关于《荷马史诗》的文字，这就是人们所说的那个“会说话的东西”。根据《伊利亚特》第11 章的描述与杯文上的诗句加以对照，可以断定，杯文上的诗句与史诗的描述有一定关联。由此可知，公元前8 世纪时，希腊史诗的题材甚至形式就已经有了文字版本。

    史诗在古印度也被作为宗教经典，产生于吠陀时代被称为“最初的诗”的《罗摩衍那》和稍后诞生的《摩诃婆罗多》，直至近代一直作为全民族审美和社会道德的重要尺度。因此，有这样的说法，“印度没有的东西，《摩诃婆罗多》中也不会有”。但是，一些学者认为前者在公元前500 年就已形成了“书面文本”。

    《荷马史诗》从口传到书面大约经过了1500 年的时间，而印度史诗从口传到书面经过了2000 多年。《格萨尔》一开始就受到佛教的浸染，而佛教在吐蕃的传播伴之以书写传统的兴起，彼时书写已成为传播佛教文明的最重要的工具。这样，《格萨尔》的诞生以公元11 世纪计，18 世纪就出现在了北京版的蒙古《格萨尔》，仅仅用了700 年时间就开始出现了书面化的文本。历史告诉我们：书面化的产生标志着口头传统开始走向消亡，书面化进程的加快，使得《格萨尔》也和世界其他史诗一样最终将成为一种“死的文本”。

    职业艺人中出现了大量的佛教徒，使得整个史诗的旨趣被纳入佛教的道德说教范畴，背离了民间文化的游戏规则。作为从民间滋生、繁衍成长的草根知识的“化合物”，《格萨尔》史诗当初并无专司保护的神灵，整个部落的成员都是它的保护神。随着佛教意识形态的介入，这一状况开始发生变异：以笔者在追踪的青海久治县籍艺人丹增扎巴的史诗文本为例，一反千年史诗传统的常态，该文本将印度诗歌女神——妙音仙女从佛教的诗歌神变成启迪创编史诗故事的女神。这种做法看似要为《格萨尔》进官加爵，其动机固然是好的，但事实上却会使史诗愈加佛教化，愈加边缘化，从而成为佛教书面文学的傀儡。我们从台湾著名人类学家李亦园先生的一段描述中可以窥见到书面文学带给口头诗学在传播过程中的困境：

    书面文学的作品大致都是一个作者的作品，而口语文学作品则经常是集体的创作。一个人的创作在某种情形下通常都不如集体创作那样能适合大众的需要。而且书写文学一旦印刷出版，就完全定型而不易有所变化。口语文学的作品即使是一个人的创作， 一旦经过不同人的传诵，就会因为个人的身份地位以及传诵的情境而有所改变，这样因时因地的改变正好是发挥文学功效最好的方法，所以说口头文学最能适合大众的需要。

       相关文章

•玉树与格萨尔：血脉相融 精神相续

 •诺布旺丹：《格萨尔》申遗成功是个里程碑

•《格萨尔》拉达克本与贵德分章本情节结构之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