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春天，省上举办作家讲习班，组织我们这些刚刚入会的业余作家学习文学创作。末了，还给我们小说创作组的学员安排每人写一篇纪实性的中篇小说。这个任务一下来，我和丹分别到贡恰州的角加村和玉琼州的达玛县采访创作。角加村和达玛县都是藏族地方，我们选择或者上面安排我们去这两个地方是冲着我们俩都是藏族，具有语言上的优势。也因为这个原因，我和丹是作家班里最好的朋友。

    丹因为走得远，提前一天搭车，临行前我去送他。我握住他的手幽默了一句：听说达玛县里美女多，这次去可不要作了女婿。他把手立马抽出来，在我的肩头上推了一下：我可没那个福气，如果你想要，我可以牵线为你带回一个，只是有一个条件，你快去和现妻办了那个手续吧，不然闹出个陈世美来我可不好收场。一阵玩笑，我们说定到了采访点后抓紧创作，多通电话。

    我家处在离省城最近的一个州上，一个电话，妻子就于第二天上午把行李带了过来。下午，我就搭乘去往贡恰州的班车上路了。

    说实在的，我去角加村的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在省报上看到了这样一条消息：

    贡恰州玛巴县多隆乡角加村青年农民桑杰加，近年来在党的富民政策的鼓舞下，积极发家致富，依靠加工购销虫草，过上了富裕日子。他富了不忘集体，拿出二十万元，为村上修建公路……

    我发现这是位非常优秀的青年农民。对于这样一位在贡恰州这个欠发达地区无私奉献巨额资金的人物，仅以百余字的报道作个简单地表扬了事我认为显然有点可惜。我想挖掘在这篇报道后面鲜为人知或者在一般新闻报道中无法反映出来的东西。换句话说，通过具有文学色彩的有血有肉的纪实作品，努力把他塑造为这一带当代农民的先进典型。

    和我相反，丹去达玛县是跟踪采访一个散发反动传单案件的侦破经过。在达玛县半年前的一个大型的讲经会上，个别坏人利用会场上人群拥挤的时机，散发了反动传单，造成了很坏影响。侦查机关正在破案，出于猎奇心理丹就选择了这个题材。

    我于当天到达贡恰州，第二天下午三时就到了角加村。这个村坐落在一座大山的阳坡，约有百余户人家，家家的门墙上飘动着经幡。村子的脚下是一条常年流淌的小河，对面是一排参差错落的大小山峰。我到的时候，村子里空荡荡的，只有小河和经幡混合地发出谁也听不懂的声音。敲了几家门才走出一个年过七旬的老人。我说明了来意，老人很友好地把我请到家里让我喝酥油茶，吃糌粑，还告诉了他的名字，他叫公保。老人说村上除了几个老人守家外都上工地修路去了。还说桑杰加为村里贡献了那么多钱，大伙儿修路的积极性可高了。吃饱喝足，我看了一下挂在公保老人家屋里的时钟，离村民收工还有一点时间，想去工地看看，就问村民们干活的地方，老人把我送出大门指给了一条伸往对面山跟的新路。我沿着那条新路拐过一个山弯，就到了劳动工地。

    这已经是晚春了，可这天就是冷，天上飘着雪花，不时吹来一股股寒风，使我这个过惯了机关生活的人有点发冷打颤的感觉，可在劳动工地上，只见二百几十号男男女女有的挥着铁锨，有的抡着镢头，有的开着手扶拖拉机，有的推着人力车，干得热火朝天。我向一位妇女打听那位是桑杰加，这位妇女不一会儿就把桑杰加带到我面前。桑杰加中等个儿，瓜籽脸型，大眼睛，高鼻梁，脸色黑里透红，约三十岁左右。我把手伸向他，他用双手握住，手心里冒着热气。我说我是从省城派来的作家，名叫仓央，专来采访他。他感觉有点拘谨。这时有一位干部模样的人走了过来。桑杰加介绍说，这是他们的书记，叫巴桑。巴桑书记知道我的来意，态度显得十分热情，他说有桑杰加这样的好青年，是我们角加村的福气。他要我好好宣传桑杰加，他们全力支持。

    太阳落山了，书记招呼收工。书记要我住在刚进村时认识的那位老人家。书记说，你既然已经认识公保老人就住在他们家吧，我们这里的人家一个个好客，再说你要采访桑杰加，全村人都会很高兴的，谁也不会慢待你。这样，我说了几句客气话，就住到了公保老人家。

    公保老人有儿子、儿媳、孙女和他四人。晚上，他为我煮了一锅羊肉手抓，买了两瓶白酒，还吩咐儿子为我陪酒。我说我公务在身不能多饮。他看到我说话诚实，不是客气的样子，就支走儿子，暖了一小壶，和我聊上了。

    我们的谈话是围绕桑杰加进行的。我从老人的口里了解到桑杰加有一个国外的父亲和改嫁后到玉琼州达玛县的母亲。老人说，要想知道桑杰加的详细情况，就先要从他的父亲说起。我想我这次就是专程来了解有关桑杰加的详情的，也有的是时间，你愿从哪儿说就从哪儿说吧。就点了点头。

    桑杰加的父亲名叫扎西，曾经是角加村的支部书记，在那个动乱的年代，他因鼓励社员发展自留畜被戴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

    这年腊月，天气格外寒冷。这些日子，扎西晚上接受批判，白天在工作组指派的本队社员仁青监督下参加生产劳动，可就在春节的前一天，扎西失踪了。

    老人看看我，端起一只酒杯向我举了举，意思是让我端起另一只酒杯。我把酒杯端起来，老人饮了一小口，放在桌子上，接着往下说。

    公保老人当时正是三十出头的年轻人，他见头天好端端的扎西现在没有回来，知道出事了，便和乡亲们向仁青要人。仁青说，这天早上他和扎西往卡桑山地里送肥，当他们就要达到山地时，扎西说他要去方便方便，他也没在意，可扎西头也没回地走向了不远的黄河边，等他明白过来要唤回扎西时，扎西已跳进了黄河。

    我打断老人的话，急忙问，不是说桑杰加父亲在国外吗？老人伸出右手摆了摆，说这里面又有好多曲折复杂的事情。

    可仁青在工作组面前又说了这样的话，他说扎西这天特别牛气，当他要扎西踏实劳动，认真接受改造时，扎西和他吵上了。他要追打扎西，扎西掏出早已准备好的一块石子，一面威胁他，一面朝黄河跑。他追到黄河边时，扎西呼了几声反动口号后跳进了湍急的河流。

    这事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乡亲们还是痛恨工作组，更痛恨仁青，是仁青他们把扎西逼到了绝路，丢下了美貌、贤慧而又能干的妻子银措卓玛和不满两岁的儿子桑杰加。

    说来说去桑杰加的父亲还是死了，我想及时证实这一点，可老人眉头紧锁，分明在深入地思索着更复杂难言的问题。我不好意思打断他的思路，任凭他述说。

    银措卓玛听到丈夫跳河自尽的消息开始不相信，但等了几天看不到丈夫的一点影子时简直要疯死过去。这天，她冒着纷飞的大雪，披着散乱的头发，眼里充满血丝，手举着一把厨刀，不顾一切地向仁青要人，并说若还不了人就要仁青为她丈夫殉葬。仁青见状，不还口也不还手，只是在前面跑着，银措卓玛在后面追着，他们就这样走出了村庄，走出了人们视线不及的地方，可奇怪的是他们两个不仅平安无事地回来了，而且不久还结了婚。

    老人说到这里，我也觉得挺纳闷，不是说银措卓玛不仅漂亮能干，还挺贤慧吗。她那一天逼仁青要人的举动也完全是为了自己心爱的丈夫，可后来为什么又成了自己仇人的妻子呢？这是一团谜，揭谜的过程可能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但这个故事和我要采访的内容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我不得而知。不过，无论有无关系，我都喜欢听下去，因为我是个写小说的人。

    老人说，扎西没有死。这话是在结束动乱，全国所有受过迫害的干部都平反了的时候，桑杰加的母亲亲口说的，那天他们去了那个不见人的地方后仁青对银措卓玛悄悄说是他放走了扎西，因为扎西实在受不了没完没了的无端折磨想一死了之。仁青出于和扎西既是乡亲又是小学同学的份上为他出了个逃往国外的主意。扎西非常感激，可扎西又舍不得妻子和儿子，也怕他们受苦受难。如果让妻子知道，既担心她们受到连累，又怕走不成国外。这样就写了一封把家事托靠给仁青的简单书信，还盖了章子，交给仁青。银措卓玛虽识字不多，辨认不出扎西的笔体，但她熟悉扎西那枚带有缺口的章子。这样就按照丈夫的意思改嫁了过去。

    说到这里，老人又催我动酒，自己也喝了口茶，润润嗓子，继续往下讲。

    听到银措卓玛要改嫁给仁青的事，当时公保和乡亲们的肺都气炸了。大家百思不得其解，最后猜测出两种情况，不是银措卓玛丧失了理智就是她在寻找报复仁青的最佳机会，可无论哪一种情况作为想念扎西，憎恨仁青的人们来说都无法接受，至少桑杰加不能跟了去。在仁青他们就要结婚的这天，乡亲们私下商量，就硬把桑杰加拽下来抚养了起来，他们不忍心桑杰加认贼作父。

    我问银措卓玛他们怎么到的达玛县。老人略一沉思说你想想，乡亲们对仁青恨之入骨，对银措卓玛也另眼相看，虽说仁青在上面有工作组撑腰，别人不会公开地对他怎么样，可乡亲们在暗里用眼睛瞪他，用唾沫唾他，他也没有办法。一次，也就是桑杰加五岁后的一天，当他知道仁青就是逼死阿爸的仇人后，自制了一副弹弓，装上石子，趁仁青不备，用力地弹了过去，石子差点打瞎仁青的眼睛。仁青尽管心里很委屈，但又不能说出那个有杀头危险的秘密，就只好悄悄带上银措卓玛溜走了。

    当、当、当……公保老人屋里的摆钟响了，时钟指向十二点。老人看了看说，时间不早了，你也累了，我们休息吧。我们的话就谈到这里。

    第二天一大早，我接到了丹的电话，丹问我到村子没有，采访进行的怎么样。他说他的采访一开始就遇到了麻烦，原因是丹要采访的这个案子涉及国家秘密，侦查部门不予配合，说等案子结果出来，如果不需要保密才可以采访。这样他只能通过外围打探一些基本的情况。尽管这样，他还是不死心，他说如果能采访和发表是最好不过的事，如果不能，根据了解到的东西虚构一篇小说或体验一下侦查机关的秘密工作也就行了，反正去一趟不容易，不能打退堂鼓。我赞称他的执着精神。

    早饭后，我随村民去了劳动工地采访桑杰加，村民们七嘴八舌地说了很多，我了解到了桑杰加无私奉献的精神动力和他的精明能干，也初步掌握了除修路以外的诸多善举，剩下的时间，我将和主人公以及其他知情者单独接触，摸清有关典型事迹的具体细节，使这个人物在我的笔下丰满起来。

    采访很顺利，心情也好。晚饭后，我向丹打过去一个电话。他说他今天去了那个散发反动传单的现场，还有幸见到了一个曾亲眼看见反动传单的群众。那个现场约有二百多亩地大小，三面环山，走人的一面搭建了供人们出进的通道。四月初六这天，这里邀请了外地一位著名高僧讲经说法，来往的人很多，通道里拥挤不堪，坏人趁机把传单扔到通道里，过往的人们就不自觉地用脚撒出去那些传单，那人捡起一张，还没看清是什么内容，就被警察收走了。通完话，我看了一阵电视。

    角加村的这条路是修往卡桑山地的，卡桑山上有他们的近千亩土地。以往，由于道路原因，务弄这些土地只能靠人畜结合的原始方法，如果路修通了，使用上机械化，这片土地将发挥出最大效益。村民们想到这些，感到幸福的日子离他们越来越近。

    就在修路劳动紧张进行的时候，桑杰加接到了阿妈打来的电话，她说有重要事情要和他面谈。桑杰加想修完了路再去，可乡亲们动员说，放心去吧，有你的无私资助，我们一定会把路修好的。这样，桑杰加踏上了去往达玛县的路。走之前他对我说，最多三天时间他会返回的。

    在等待桑杰加的这几天，我一方面继续搜集资料，一方面体验群众的劳动生活。修路修到了距卡桑山地不远的一段S型地带。这一带山高路陡、沟壑纵横，地势十分复杂。一九五八年有一股不甘失败的叛匪曾逃到这里凭借复杂的山势和汹涌的黄河跟解放军打过仗，也由于偏僻复杂，后来多次成为县里枪毙人犯的刑场。直到现在，沟穴中经常会发现当年战死后没有找到的叛匪和处以极刑后无人收尸填进去了的罪犯们的残尸烂骨。因为这一带不宜作耕地，也就成了角加一带养畜人家的放牧点。

    道路旁边出现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天窖”，这是长年累月因山水冲击、地震错位等形成的。休息的时候，有几个年轻人用石子探试这天窖的深度。当石头落到近十米深的窖底时，窖口上的人们仿佛听到了什么动物的喘息声，大家觉得奇怪，有人又扔下去几个石块，又明显听到石块击打在动物身上发出的富有弹性的声音和越来越粗的喘息声。里面到底有个什么动物，人们猜测了好一阵子，可谁也说不出个名堂来。

    这时一个平素胆大的外号叫鬼不怕的青年人骂骂咧咧地走了过来：“看啥看啥！”

    “鬼不怕，你下去看看吧，这天窖里有个动物。”人群中有人说。

    “是呀，说不定是个香獐哩。”有人怂恿说。

    “如果是条饿狼呢？”鬼不怕有点犹豫了。

    “这就要试试你的胆量了，要不我们就白抬举你了。”又有人撺掇说。

    鬼不怕同意试一试。

    人们找来一根长绳子把鬼不怕放到了窖底，发现里面是一头不久前从山上失蹄滚落下去的牛。

    一阵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莫回头的音乐声，是我的手机响了，丹打来的。丹告诉我，他的采访有了新的希望。他本来想如果侦查人员不予配合就写个虚的纯文学的东西。可又一想这次的任务是纪实小说，如果那样就交不了差。他向侦查机关的负责人说自己是采访你们对这个案件的侦查过程，关于涉及到国家秘密的一些实质性问题，如传单的具体内容等可以不告诉，而且稿子出来后还要经过你们审查，绝对不会擅自发表，不会难为你们的。这样，警方就为丹提供了一些简单的情况。我出于好奇，向丹打探到底有什么情况，他从保密出发，隐去了涉案人员的名字和家庭住址。

    丹说，自那份反动传单散发后，侦查部门迅速展开调查，可那天涉及到与会听经或者观看的群众有数万人，犹如大海捞针，根本无法查清。这时候侦查部门接到了一个男人的匿名电话，说他知道散发传单的人，这个传单是从西方国家传过来的，传递和散发的人是若干年前从某某州逃往国外的A和他的儿子B。这人说完这句话，电话就挂了。侦查人员找不到打来电话的人，也无法知道这条线索的真假虚实，只好从外围展开一些必要的摸底……

    修路的人们费了好大功夫，于第二天上午才把那头牛从窖底拖了上来。

    这是头身架很大的黑色犍牦牛，肚皮上厚厚的毛足有一尺长，头上有一对笨重的犄角，由于人们往上拖拉折腾和饿了肚子的原因，已没有一点神气。因一时找不到失主，又看牛奄奄一息的样子，书记就决定把它宰了当午餐吃，牛皮留着交给失主。几个善于解剖的人很麻利地宰杀了这头牛，可当他们剖腹清肠的时候发现牛的胃里有一撮人头发。于是有人说这牛说不中是靠吃人肉活下来的，如果是这样，肉就不能吃。为了证实这个说法，鬼不怕又一次下去并朝窖底边上的小洞里一摸，果然摸出了一颗已经没有肉了的人头骷髅。这让人们很是丧气，回到窖口的鬼不怕忙乎了半天，劳而无功，拿起骷髅，骂了一句叛匪、坏人，就很气恼地把它扔了出去，扔出去的骷髅顺着一个缓坡滚落到了不远处的坡底。

    这顿美餐就这样没有如愿。

    三天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可桑杰加没有回来。书记告诉我桑杰加来了电话，说是遇上了一件复杂难办的事，一时半会回不来了。这让我很着急，这面的采访任务我已经完成，只等着桑杰加回来再向他亲自了解一些情况，核实一下有关具体细节就可以整理稿子了，可他不回来，这最后一道也是最关键的一道工作就无法完成。丹知道我的这一情况也知道主人公就在他所在的县里，就要我到他那里，顺便看看他，我想也对，就去了达玛县。

    我掌握了桑杰加的手机号码，到了达玛县，没费多大功夫就和他联系上了。他到车站接我。他见了我感到很惊讶，没想到跑这么远路采访他，很有点过意不去的样子。他在车站旁边的饭馆安排了一桌饭，也上了酒，为我接风洗尘。桑杰加说，他阿妈由于受不了仁青的折磨现在正和他闹离婚，要儿子为她作主，他让阿妈在仁青救过阿爸的份上饶过仁青的过错，可阿妈正因为这一点她委屈了大半辈子，现在仁青已发展到连自己前夫的名字都不允许提的地步了，这让她实在无法忍受。阿妈为了报答仁青对她丈夫的救命之恩，使自己长期委身于一个自己并不喜欢的男人，而他现在却变着法子折磨她。我说你阿爸和你母子俩不会没有联系吧。桑杰加说自从阿爸跑往国外后就一直断了线，国家开放搞活后，很多因各种原因居住国外的人只要还活着就想方设法和国内亲人通信通电话或回国探亲、定居，可阿爸却杳无音讯，不知是死是活。阿妈曾让仁青到国外找人，仁青说他见到了阿爸，阿爸早已结婚成家，阿爸说由于自己在那场运动中受的迫害太重，对自己的那片地方失去了感情，死心了。阿爸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对自己的妻儿和乡亲们写了一封不冷不热的信，信的末尾盖上了他的章子。桑杰加喝了一口茶，看我认真听的样子接着说，阿爸当年当过大队书记，所有角加村上了年纪的人都熟悉这枚章子。不久阿妈还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那边说他是扎西，在某某国家。那人对角加村和阿妈以前的情况很熟悉，阿妈知道他一定是自己的原配丈夫，可当阿妈谈起多年来自己牵肠挂肚的日子时，那边的电话就挂了，之后再没来过一个电话。人们知道阿爸还活着，可又没办法联系。这些日子我和阿妈就是这样过来的。我问桑杰加现在有什么打算，他说他和阿妈已经商量好了待阿妈离婚的事情定下后他亲自去一趟国外找阿爸，见了阿爸，宣传共产党现在的英明政策，述说母子俩多年来的思念之情。我又问他是否认识阿爸，他说由于阿爸出走时自己太小了，加之阿爸从未留过照片，连阿爸的一点印象都没有。桑杰加知道我还要问什么，就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一枚银戒指说，这是阿妈和阿爸专门打造的雕有雪莲图案的戒指，平日戴在阿妈手上，另一枚戴在阿爸手上，阿妈说见到它，父子俩就会互相认识的。我看见这枚戒指构图清晰，明光闪闪，我想象得到银措卓玛平时是如何珍惜这枚戒指的。

    我没去桑杰加的母亲家，因为她和现夫正在闹离婚，我一个外人插进去凑热闹很不合时宜。我住在了丹的那里，有什么事就把桑杰加通过电话约出来。

    我问丹他们的那个案子现在怎么样了，丹说侦查人员根据匿名电话里提供的线索前往调查，确有其人，因为其中一人据说若干年前去往国外，警方目前正设法了解此人在国外的活动情况。我说你能否说得再具体一点。他笑了笑，又摇了摇头。我看他那副象准侦查人员一样的神秘兮兮的样子，也就没有再问下去。

    这天下午，天气十分晴朗，也没有风，我约桑杰加出来交谈。桑杰加的心情似乎比前几天要好一些，他谈到了对今后发展经济的设想。他说他目前收购加工虫草的规模还不大，只是季节性的，收购加工的方式也比较简单，以后他准备多培养一些技术人才，和本村的村民签订收购合同，让他们多采多收并保证有好的经济收入。技术人员常年加工，使这里得天独厚的虫草业走向全国，走向国外。我很佩服他的远见和胆识。谈完这些，桑杰加把话题转到他阿妈那里。也是的，他阿妈目前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面临着人生的又一次重大选择，作为儿子的桑杰加，理所当然地要为阿妈尽力选择相对好一点的生活道路。他说他阿妈不听人劝非要离婚不可。仁青想用武力征服阿妈可因为有儿子在他又不敢。桑杰加要我出个主意，我说这是你们的家事，我是不好插嘴的，看着办吧。我们就这样一边有一着没一着地交谈，一边漫无目的地走着，猛然间走到了一座大山的山口。桑杰加说从这山口进去就是僧人讲经的地方。他提起这个地方我立时来了兴趣，因为丹选择的题材和这个讲经场有关。我问他是怎么知道的，他说他阿妈和仁青不和已有好些年头，去年秋里他到达玛县调和阿妈和仁青之间的矛盾，正好遇上规模宏大的讲经会，他也参加了。我问他知不知道有人散发反动传单的事，他说他于第二天就离开了达玛县，从未听过有这样的事情。这时西边天上出现了一片云彩。起风了，我们没有去那个讲经场。

    这天早上我起床后还没来得及洗脸，桑杰加就向我打来电话，说有要事见我。我请他一边吃早餐一边谈。在一家饭馆刚落座，桑杰加就迫不及待地说村里出事了。我让他慢慢讲。他说路修不下去了。我问为什么，他说你知道村里修路时从天窖底下取出人头骷髅的事情吧。我说知道。他说那个骷髅活来了，骷髅活来后有人认为这是人们挖了山，山神动怒，通过人头骷髅显灵给大家，于是大家再也不敢修路了。我说桑杰加你开什么玩笑，哪有骷髅复活的道理。桑杰加神情庄重地说，这是书记亲口说的，不会有假。我让他再说详细一点。他说是鬼不怕发现骷髅活动的情况的。这天中午鬼不怕到那个有骷髅的坡底解手时看见不远处的骷髅在前后左右地晃动，这是个无风的天气，鬼不怕以为周围有老鼠什么的，可过去一看什么也不见。他怕了，尿都撒到裤裆里去了。他浑身抖瑟地把这一情况告诉给其他人，人们看了后个个畏惧，可谁也解不开这个谜，最后就相信了山神动怒的说法，每天为它煨桑磕头。桑杰加说他要尽快回村里去。我不相信有这样的事情，可又说不出什么。我动了再去一趟角加村的念头，可一想路这么远，而且觉得这事和自己关系不大，也就打消了这个想法，不过我给桑杰加出了一个点子，让他们把此事报给当地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因为他们都有专门解剖人体的部门和人员，他们见到的尸体多，对骷髅活动一事一定会有个科学的说法的。

    桑杰加走了，晚上我回到丹的宿舍想白天桑杰加说的事情。丹闲得无事就翻看我于昨晚整理出来的初稿，他看着看着神情越来越凝重，突然他把我从床上一把拉起，说这篇作品不能写。我感到很奇怪，问他为什么，他这话一说又觉得失言，吞吞吐吐不说原因，经我再三逼问，他让我作出了守秘的许诺后才胆战心虚地说，桑杰加父子牵涉那个散发传单的案子。我说你慌什么，我们藏族同名的人多了去了，不可能就是他们。再说桑杰加父子俩在群众中的口碑很好，不会做那样的事。他说侦查机关根据匿名电话调查到的人名、住址以及其一人去往国外的时间和你写的一模一样，如果你在文章中反映的确实是真人真事，那他们就一定和此案有关。这让我吃惊不小，我望着稿子呆住了，如果桑杰加父子真牵涉这个案子的话，至少在案子没有水落石出之前我的这篇纪实就写不成了。堂堂国家的报刊杂志怎么可以赞颂一个有可能是罪犯的人呢。当然我还是不相信桑杰加父子会做出这样的事，这除了上述原因外，还基于以下的考虑，据我知道，桑杰加和阿爸自离开后从未见过面通过音讯，我那天在无意中了解到桑杰加牙根就不知道散发传单一事，同时桑杰加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不可能干出对不起国家和人民的事情，但这些仅是我的了解和印象，其中多多少少地掺杂着自己的感情成份，个人的了解和印象代替不了侦查部门的专门调查或侦查。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自己必须立马去趟角加村，作为经过了这么多天采访工作的我，应该在其中做点什么，为了我的稿子，也为了桑杰加。

    桑杰加回到家里把我的意见告诉了村干部，村干部们经过商量就由巴桑书记请求州检察院和公安局帮他们解决骷髅复活的难题，并特别说明此事虽不涉及什么案子但直接关系到全角加村人的生产生活。公检两家特别重视，我到角加村的这天，他们安排法医并和侦查人员一起来到现场。他们打开头颅发现，原来是一只吃肉长胖了身子无法外出的青蛙在作崇，每当天气变暖时，它就啃食头颅里残存的肉屑或挣扎着活动身子。可让干警们奇怪的是，头骨里还有一颗五寸长的快要锈断了的钉子，说明这死人与当年的叛匪和后来的死刑犯无关，又经过对天窖的查看，发现了一条已经变霉了的牛毛粪袋和一枚雕有雪莲图案的银戒指。

    这时我接到了丹的电话，说你放心写吧，达玛县的那个案子已经有了眉目，和你所采访的桑杰加没有一点关系，办案人员在一个叫某某卓玛的女人家查出了那些在讲经会上出现的传单，还通过笔迹鉴定、电话辨别等形式查明，书写和散发反动传单以及打假电话的人就是某某卓玛现在的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