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藏族文坛上，伊丹才让是个早已引人注目的著名诗人，而八十年代后期以小说创作步入藏族文坛的作家才旦，则是伊丹才让的外甥，他们是我国藏族文坛上的一对甥舅作家和诗人。本文记述的，就是才旦在文学创作生涯中和舅舅伊丹才让之间的一段委婉曲折动人的故事。

    当舅舅伊丹才让在藏族文坛上功成名就、声高望重时，才旦似乎刚刚开始塑造自己在藏族文坛上的形象，但作为年届不惑，在文学创作的坎途上奋斗了十余年的才旦，毕竟写下了聊以自慰的一页。从八十年代初开始，他先后在《人民文学》、《鸭绿江》、《莽原》、《当代作家》《青年作家》等刊物上发表三十余部中篇小说，八十余篇短篇小说，以及部分散文、评论，共计二百余万字，被收录入《中国青年作家名典》、《中国少数民族作家辞典》等辞典，多次获得各种文学奖。

    当才旦将这沉甸甸浸透了汗水和辛劳的文学成果推向文坛时，终于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也在藏族文坛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

    才旦之所以取得如此厚重的成就，这除了他本身的努力外也凝结着舅舅伊丹才让的一片殷殷之心，这是才旦所终生铭记和感激的。

    一九八二年九月，走上文学创作之路不久的才旦，有幸赴中央民族学院汉语系进修。这期间，作为在果洛州民族师范学校当汉文教师的才旦，几乎没什么像样的作品。

    就在这年，才旦从新近的一期《民族文学》杂志上看到了一篇介绍伊丹才让身世的评论文章，文章介绍了伊丹才让的身世和创作情况。才旦看完这篇文章，顿时惊住了：这个名气很大的藏族诗人伊丹才让是不是自己多年未通音讯的“兰州阿舅”呢？

    作为一个喜欢文学又初学写作的藏族青年，才旦自然早已知悉伊丹才让的名字，并拜读过伊丹才让的不少诗作，但由于和舅舅音信中断多年，也不知道自己所熟悉和仰慕的藏族诗人伊丹才让就是自己的舅舅。

    伊丹才让出生在青海省平安县三合乡冰岭山村，在众多的兄弟姐妹中，才旦的母亲是老六，而伊丹才让是老九。比伊丹才让大十几岁的六姐，很早就出嫁到了离娘家不很远的古城乡沙卡村，这时，伊丹才让帮着在家的兄弟姐妹放牧务农，操持家务。五十年代后，伊丹才让离开了村子到省城西宁去上学，后去兰州，从此便和姐姐断了音信。

    六十年代初，还未从饥饿的阴影里走出来的才旦家突然来了两个穿着崭新藏袍的贵客，才旦的母亲（父亲在此之前的时间里被饥饿夺取了生命）一下子没认出来客，后经介绍才认出原来是自己多年未见的弟弟来了，顿时，才旦的母亲一边擦着兴奋的泪水，一边忙碌了起来。可家里一贫如洗，实在拿不出什么东西招待从兰州城里来的弟弟，在百般无奈之际，穷苦的姐姐从邻居家借来了一碗糌粑招待了弟弟和弟弟的朋友。

    这时，才旦还不满十岁，但这次见面，舅舅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现在，当才旦从《民族文学》杂志上看到那篇介绍诗人伊丹才让的文章后，在一种忐忑不安又激动异常的心情促使下给伊丹才让写了一封信，信中写了自己的疑惑，写了自己的惊喜和初学创作的情况，也写了六十年代初的那次不寻常的见面。信发出去后，才旦翘首期待着回音。

    这年十一月的一天，才旦终于收到了寄自兰州的一封长达数页的信，写信人果然是伊丹才让，而伊丹才让也正是才旦“失踪”了多年的舅舅。舅舅在信中说：“收到你的信，使我震动，我高兴，也难过，感情上受到了冲击，三言两语很难说清楚。”

    舅舅还随信寄来了他的第一本诗集《雪山集》和一张照片。

    如果说，才旦后来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抑或说成功了的话，那么舅舅伊丹才让的这封信起到了催人醒悟和奋进的撼动作用。

    伊丹才让在信中这样写道：

    “……我赞赏你给自己选择了一条艰苦的、甚至常常受到人们冷遇的道路，你已经知道，这是一条有骨头，有志气的人走的道路。生活有时候对人们是很苛刻的，但是有骨气的人往往是从生活的逆境中走来的……

    “我们的民族是有着极灿烂文化传统的民族，我们现在的文化状况与我们民族璀璨夺目的文学史是极不相称的，但是，请你相信，这几年崛起的这一代极有希望的一群将是我们民族文学的新的拔起的群峰，愿你的努力，使你毫不踌躇地步入这群峰之列。

    “再明亮的眼睛也替代不了耳朵的功能。学习藏族传统文学、民间文学，会给你的创作带来极大的好处，甚至可以说会使你的创作突飞猛进，更富有民族特色，更富自己的创作个性的，会使你在创作的道路上立于不败之地。”

    信的最后，伊丹才让还为外甥赠作了一首勉励诗。

    伊丹才让是诗人，而才旦是写小说的，作为诗人的舅舅，伊丹才让并没有在信中给才旦传授写作的“秘诀”，而是从民族的高度谆谆教诲作为一个藏民族的后代对自己民族所肩负的历史责任，并从精神上给予了大力的鼓动。这也是一个师长的“聪明之处”，要知道有时候一个馒头对一个饥饿者并不怎么重要，重要的是获取一种“抗饿”的精神力量。也就是这一精神力量成了才旦以后创作上的支柱和动力。

    一九八三年三月，才旦收到了舅舅的第二封信，舅舅在信中再次鼓励道：“你的辛勤耕耘会有收获的，但是探索必须是百折不饶的，你不见树木在风雪雷电中成长吗？”

    一九八三年八月才旦结束在中央民院的进修。回到果洛的当天，意想不到地听说了舅舅伊丹才让和藏族作家降边嘉措于头天到达果洛的消息，于是才旦迫不及待地赶到州招待所去拜访舅舅和降边嘉措老师（在北京时才旦在首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讲习班上听过降边嘉措的讲课），才旦终于见到了二十多年未见面的舅舅，这也是才旦第二次见到舅舅，也就是在这第二次见面，成熟了的才旦才真正地“读”懂了舅舅。舅舅风趣、幽默、豪爽，言辞妙语连珠，富有哲理，是一个真正的诗人，在舅舅的言谈举止中无不透露出一种作为一个真正诗人的气质……一种莫名的自豪感从才旦的胸中荡起。

    从此以后，才旦对文学创作的认识产生了一个理性的飞跃，创作的欲望也一发而不可收。

    一九九零年，才旦调到了青海民族师范专科学校，离兰州近了，和舅舅的交往也多了，才旦还时常通过书信等方式向舅舅讨教文学上的有关问题，多次受到教益。

    才旦是个不喜欢炫耀的人，作为一个搞文学的人，他有一个名气很响，成就很大的诗人舅舅，这是足以引人自豪的事，但他从不向别人，尤其是文学界的人说起此事，如果有时偶尔提及，有人不相信，以为才旦在高攀，有人惊讶，因为才旦从未说过此事。

    现在——十年之后，才旦终于步入了舅舅所殷殷希望的“我们民族的拔地而起的群峰之列”，这也是舅舅所欣慰和自豪的。

1998年3月于海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