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藏族古典文学的百花园里，有一朵和其他花卉并蒂开放、喷放着诱人香气的奇葩，这就是哲理诗——格言。格言的作者们通过对生活的观察、体验和感受，吸取人民的智慧，总结人民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经验，以鲜明、生动、通俗、幽默的艺术形象，感染和激励人们，引导人们进入崇高的精神境界。因此，人们称颂格言为生活的教科书。萨班·贡嗄坚参的《萨迦格言》是藏族最早的一部格言体哲理诗集。成书于十三世纪上半叶，至今已有七百余年。《萨迦格言》(下面简称为《格言》)在国内先后译成八思巴文、蒙文、汉文，在国外陆续译成英、法、印度、日本、捷克、匈牙利等多种文本，早已引起了学术界的兴趣和重视，公认为藏族名著之一。《格言》在藏族文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起到过相当惊人的作用，由它开路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文学形式。在《格言》的直接影响下，连续不断地出现了许多哲理诗。其中，甘丹赤巴索南扎巴(一四七三——一五五四年)著的《甘丹格言》和贡唐·丹贝卓美(一七一七——一七八六年)著的《水树格言》最为有名。《格言》在人们中广泛流传，成为人们行动的标准和生活的信条，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脍炙人口的治理名言。那么《格言》何以有如此巨大的影响，拥有如此众多的读者，起到如此惊人的作用呢?其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正值西藏处于各大领主组成的地方势力集团，互相攻打讨伐，连年战乱不止，广大农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不得安居乐业之时，为了完成西藏地方与祖国内地的统一，为了结束西藏持续四百多年的四分五裂的混乱局面，实现西藏人民长期以来渴望的安定团结，为了促进西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萨班作了一件颇得西藏民心的值得大书特书的好事，他作为西藏地区代表，不顾年事已高，奋然东去，与拥有号令全国权力的蒙古王室的首领阔端举行了有名的凉州会谈，作出了英明的决策。由萨班出面，写了一封“致西藏各地领袖人物的公开信”，痛陈利害，摆明形势，促成统一。这对西藏地方归入祖国正式版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由此，萨班在社上的名望列大，地位更高了。这是他的格言所以能够有更多的读者，发挥显著作用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二，《格言》虽是在浩瀚的藏文著述中的一本小书，但它里面所论述的多是社会生活中处事待人接物的人们迫切需要得到开导、启示的问题，以及当时动乱不安的社会的重大问题，它给人们提出了观察事物的方法，处事待人的准则，区别善恶、分辩是非的依据，把社会上各种各样人物的本质特性和优缺点揭示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对社会时弊加以有力的抨击，不遗余力。不管是当时人，抑或是后人都可以把它当作一面镜子来照见自己，把它作为行动的座右铭，并且通过它还可以认识当时西藏的历史。第三、萨班是个宗教大师，他以佛法的要旨为标准来观察事物、论述观点、教诫人们。因此，很多格言宣扬佛教的基本教义，像“忍让”、“施舍”、“利他”、“正直”、“诚实”等等，带有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这些内容无疑是束缚人们思想的绳索、麻醉人们精神的毒剂，是一定要批判和剔除的糟粕。但是，在当时最能吸引人，最易打动人心的恰恰是这些格言。因为当时，曾被朗达玛一度摧毁的佛教，又因各地方势力的崇奉和提倡而兴盛起来，广大群众普遍信仰和崇拜宗教，宗教观念在人们的心目中已形成根深蒂固的信仰。不难想象，作者利用宗教领袖特有的显赫威望和宗教在人们心中的巨大影响，发表对现实问题的观点必然会引起人们更大的注意。第四、《格言》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具有西藏民族喜闻乐见的民族特点，1、它吸取了民谣的形式，使它更便于朗诵、易于记忆。它用民间故事和历史事件作为自己的典故，还运用民间谚语来道破作者所要论述的道理。2、在语言上注意选用民间口语，达到了朴实无华、平易近人的精炼准确的高度，读起来生动活泼，浅显易懂。3、《格言》里的比喻运用得尤其准确、生动，可以说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用具体的、形象的、可感性的事物来透彻地揭示深奥的抽象哲理，使人一目了然，容易接受。 无可置疑，上面所述都是《格言》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吸引力，有那么大影响的原因。但是，笔者认为这些都不是主要的根本的原因。《格言》之所以享誉经久不衰，关键在于作者观察事物，论述事物的观点含有高度的辩证法思想。《格言》是部哲理诗集。顾名思义，所以称其为哲理诗，是因为大多数格言富有较强的哲理性和逻辑性。作者无论对什么事物都不是简单地孤立地绝对地去看待或论述，而是全面地相对地观察事物的不同侧面，论述事物的各个方面。许多格言言简意赅，严密完整，无懈可击，使人信服之至，令人感到不仅有说服力而且有威慑力。这一点就是《格言》的主要成就。如果没有这一点，如果它论述的道理漏洞百出，不经推敲，违背哲学的基本原理，不符合生活逻辑，那么它就不能被称为哲理诗，它的价值也就不存在了，它的生命也就会消失，至少它不可能有如此长久的生命力。即使在这个时代有影响，但不一定在那个时代也有影响，即使在这类人当中引起共鸣，但不一定在那类人当中也引起共鸣，即使在这个地方受欢迎，但不一定在那个地方也受欢迎。 萨班所生活的西藏社会，正值有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也是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初步形成时期，存在着多种社会矛盾。萨班是萨迦派的第四大祖师。萨迦派做为西藏诸教派中一个重要的教派曾长期统治过西藏，在西藏历史上发挥的积极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但它作为一个宗教派别和其他一切宗教一样，都是科学和真理的死敌，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是麻醉人民精神的鸦片，是一种反动的思想意识形态。尽管一切唯心主义都否认世界是由各种矛盾所组成的，然而从萨班的《格言》里，我们却不难看出作者不仅承认现实生活的重重矛盾，而且对待各种矛盾的态度也是非常鲜明的。他反对四分五裂，主张四海归一；反对互相攻打，主张和睦相处；反对残酷压榨，主张官民相济；反对无视戒律，主张皈依佛法等等。这些思想带有当时西藏社会的时代特点，反映了当时藏族人民的普遍愿望，而且更重要的是含有辩证法“处处有矛盾”的深刻哲理。尽管它还是无意识的和不自觉的。如《格言》388首写到：对某些人有益的事，对另一些人可能有害，野蒜对伤风有疗效，有胆病的人吃了就中毒。从辩证法角度来观察事物，就可以发现一切事内部都包含着自己的对立面，一切事物都是对立面的统一。宋代诗人苏轼在《泗州僧伽塔》中有这样两句话：“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顺风来者怨”。作者认为雨有益于耕而有害于刈，这一观点无疑是体现了证法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都具两重性的思想。前面举的这首格言在意义上和苏轼的这两句诗完全一样，也体现了这一哲学思想。前面我们已看到萨班没有否认和逃避现实矛盾，而是承认和正视它，下面我们再更多地来看看他在解决矛盾时有哪些方面体现出辩证法思想。萨班不仅是位赫赫有名的宗教领袖，而且是一位精通多种学问，具有渊博知识的大学者。他非常善辩，其声望是在与其他学者辩论中建立的。由于他广泛接触各教派的学者和社会上的学者从而对许多学者的学识品德、为人处事、理想经历等等都比较熟悉，在此基础上，论述学者时就颇能有的放矢，扣人心弦，非常辩证。学者是萨班理想中的人物，他认为学者最值得赞扬，是理应受到尊重的。因此，他极力强调学问的重要性，告诫人们只有学问才是真正的财富，才有无穷无尽的力量。《格言》11首写到：学者用智慧保护自己，敌人再多也不能把他伤害；鸟仗那婆罗的儿子，只身一个人降服了所有敌人。20首写到：是非本来就清楚，如果相混只有学者才能明辩；水奶本来就分明，如果相融只有水鸭才能分开。不难看出，作者是把学者当作高于所有人的人。不管你拥有多大的权势地位，掌握何等的武器财富，都不能征服学者，因为学者善于用智慧和计谋，他们能分皂白，能辩是非。在这类格言里面显然夸大了意识的作用，而忽视了起决定作用的物质力量，在这点上作者无法摆脱他受他那教派教义的影响。萨迦派和其他教派一样，有着自己独特的教义，它的教义核心是“道果法”。道果法宣称“最初舍非福，中断于我执，后除一切见，知此为智者”。认为一切修法的人只有不断除掉一切烦恼，获得一切智，才能达到正果——成佛。他们认为尘世间什么都没有，一切都是假的，引导人们断陈一切欲望。除掉由于个人欲望所引起的受苦根源，让人们去追求虚无飘渺的佛境。道果法颠倒了物持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关系，认为一切客观事物都是来自人们的心间，心产生客观事物，心是幻觉，而幻觉则是没有实在意义的东西，所以尘世间一切客观事物都是虚构的，是人们心理作用的结果。这些宗教思想占据着萨班的整个灵魂。因此认识事物也有不少的唯心成分，这些都是难免的。但我们也要看到，在当时社会里，像西藏圣者米拉日巴一样为得到智慧，为了成佛而废寝忘食，甚至缺衣缩食去钻研学问的人是屡见不鲜的。他们一味追求学问，物质资料在他们看来是可有可无，不关紧要的。他们为人传播知识，宣扬佛法，为多数人谋利，不计较个人得失。而那些有权有势的富贵豪是引起纠纷甚至引起战争的祸首，是吸劳动人民血的寄生虫。因此萨班这样赞美学者不仅是生活的真实反映，而且还有进步意义，更重要的是他并没有把对学者的刻画只停在赞美上，在这一点上又恰好体现了我们要讲的他的辩证法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