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集《宗果的宗果》展示了久美多杰的另一种面相。他作为史诗《格萨尔》的研究者、藏汉互译的翻译家、母语写作者等身份早为人们所熟知，而能娴熟、从容运用现代汉语驾驭多种文体的写作者身份却鲜为人知。散文集《宗果的宗果》的问世，让人们看到出身藏语言文学专业，长期浸淫在格萨尔传说、民族文化和藏语世界中的久美多杰，同样可以游刃有余地在非母语的领地行走，呈现清新自然、摇曳生姿的汉语表达。
南恒刚先生在本书“序言”中，提及久美多杰作为跨语际书写的实践者的写作习惯或者特点，他的创作最初都是用藏文写作，积累了一定经验之后，再用汉语写作。这里并没有明确说，是否是将同一部作品翻译为另一种语言，我更倾向于理解为作家是在用汉语进行二度创作。这实际上就是将母语思维负载的信息、情感进行了一种文化“转码”，两种语言在名实、轻重、抽象与具象之间的不对称性或不可转译性构成的某种表达的生涩，甚至笨拙，造就了一种特殊的语感，从而产生了陌生化的效果。我读《宗果的宗果》获得的新奇感，大多与母语思维和言语表达在汉语文本中呈现的跳跃、裂隙及奇异的转折有关，这是双语写作者在两种语言之间的穿梭留下的自然印记。比如《我的如果》一文的两小节：“如果雪山感到寂寞，就让天空下来陪伴好吗？如果天空觉得孤独，请允许我把荒漠织成草原。”这篇更接近散文诗的创作，全篇以 “如果……就……”的句式铺陈， 这一句式在汉语表达中属于假设条件复句，前后句语意存在着因果关联，而上述引文前置条件与结果之间缺少事实关联的逻辑性，可以说这是一种诗性的联系，是藏民族形象思维中万物关联的隐喻、联想性特征的体现。这绝非语法错误或表达失准，而是藏语思维向汉语思维转换中“母语迁移”的现象。这显然是为汉语文学语言注入了些许“异质性”，继而生成了一种饶有趣味的别致新鲜的特殊美感。
或许正是民族思维及文化逻辑特性的隐秘影响，《宗果的宗果》还呈现了一种天真未凿的特性。天真不是幼稚，而是经历了风霜和岁月的磨砺，依旧保持着看待和认知世界的质朴与纯粹，拒绝世俗的规训，依旧怀抱赤子之心。《宗果的宗果》一文中写到“我”在回乡的村路上，见到一块露出四颗铁钉上半身的长方形小木板，“它们的笑容有的很尖锐，有的很慈祥，有的很狡猾地闭着眼睛，有的表情木讷地希望我的双脚重重地踏在它身上”，如果不是对映入眼帘的一草一木抱有稚气盎然的兴致，匆匆赶路的人怎会留心并且想象铁钉的心思，如果不是万物有灵的观念让眼前转瞬即逝的事物拥有了生命与灵性，怎能去体会几颗铁钉的意识和动机。这实际上就是天真童趣思维方式的体现。中国传统将天真视作顺乎自然、无心自得的至人天性，德国诗人席勒认为天真的诗人本身就是自然，其写作不假思索、率性而为，以此而论，久美多杰恰恰也是凭借不着尘埃的未泯童心去注视世界的，情感真挚而通透，率真自然。
这份刻在骨子里的无掩童心的纯粹率真的情感，体现在《宗果的宗果》字里行间，爱憎喜怒，跃然纸上。说到爱，《宗果的宗果》显示了一种博爱，爱山川河流，爱万物生灵，爱世间一切值得珍视的事物，而又有所聚焦，那就是对家乡“宗果的宗果”的爱。“雪域高原东北部有一个村庄叫宗果。在宗果，有一个自然村落也叫宗果。”作者久美多杰就是这个自然村落宗果的儿子。“宗果的宗果”这一词组具有高度限制性和排他性的意义，确定了一个非常具体的地点方位，是一个蕴含强烈情感色彩的词语结构。这让我想起了雷平阳在《亲人》一诗中强调性和宣示性的修辞，“我只爱我寄宿的云南，因为其他省/我都不爱；我只爱云南的昭通市/因为其他市我都不爱；我只爱昭通市的土城乡/因为其他乡我都不爱……/我的爱狭隘、偏执，像针尖上的蜂蜜”，这逐渐剥离缩小的过程，却是情感递进升华的过程，浓缩到最后一个点，就是自己生长于斯的故土，如“针尖上的蜂蜜”一样珍贵。“宗果的宗果”作为一个限定性的词语搭配，同样具有强调性和宣示性的修辞作用，如果提炼《宗果的宗果》一书最为显在的主题，那就是故乡之恋，这部书与书名相同题名的第二辑就是久美多杰献给故乡宗果的赞美诗。
久美多杰有完整、立体刻描故乡宗果村的强烈愿望，如同刘亮程神形毕肖复刻“一个人的村庄”一样，他力图用文字呈现游子记忆中永远挥之不去的宗果的样貌和气息，全方位展示故乡村落的过去与现在、风物与民情、生活与精神。他写宗果新年的礼俗，春天的开犁仪式、梨花，收获的节日，秋天的暴雨；他写宗果天上飞翔的鹰，样子很乱的古树，执教于村小学的民办教师；他写流淌在宗果的格萨尔歌谣对孩童的精神滋养和心智启迪。在久美多杰心目中，宗果是一种恒定的存在，“倘若宇宙中没有地球，说不定宗果在月亮表面的一座大山脚下，村前的小河两岸站着几棵古树”（《又在宗果》）。相比写出宗果的原姿，久美多杰更愿意挖掘宗果的精神意义，在他看来，胞衣之地的河流、树木与山峦，决定了自己生活的方式、追求的目标，确定了自己信念的幡旗。基于此，作者深情款款地回望着宗果，听从内心的召唤，在不断的返乡中，寻求朴素的情感与道义对自我心灵的慰藉，进而将思乡、恋乡、爱乡的情绪推向了更浓烈的境地。
面对宗果，久美多杰是一个深情的歌者，而寄身都市的他则是一个冷静的观察者和思索者。终日忙碌于职场，难得闲暇，早晚乘车往返单位和居所的途中，成了他细心观察街景和路人，沉思默想的专属时间。《宗果的宗果》的第三辑《路上的一些事》便是进入“乘车人”视野中的瞬间片段和沉浸内心思绪的点滴记录。这些文字大体写于公交车和长途班车上，属于即兴的日常生活场景的记录和可能转瞬即逝心绪的捕捉。前者有立此存照的显影效果，庸常琐屑的人与事，看似与“诗意”“价值意义”毫无关联，而诸多片段错杂无序地连缀在一起，却构成了现实人生“此在性”的现场，任何人都不可能是旁观者，而是其中的一分子，这些文字实际上包含着无奈乏力的生命痛感。后者是内心的喃喃独白，或者是说给想象中的对话者的绵绵絮语。27则短文构成的《我愿意和颇章说一些话》是一种絮语式写作。颇章是谁，无关紧要，关键是一个“比较好的人”，如何“比较好”，文中没有明说，但可以理解为颇章善解人意，愿意倾听“我”的絮叨，孤独的都市人渴望交流，却很难寻觅到有耐心倾听自己诉说的人，颇章满足了自己倾诉的愿望，于是成为了道德意义上的好人。或许，颇章就是另一个自我，作者是在进行自我交流。“我”说话的内容极为庞杂，谈职场、谈升迁、谈疾病、谈饮食、谈掌故，不一而足，直陈内心，无所讳掩，其中蕴含的人生经验和生命感悟、牢骚与愤怒，有着刺痛人心的力量。这些文字同样杂乱无序，却在不经意间呈示了现代人困惑迷茫的心理氛围。
实际上，错杂也成为《宗果的宗果》重要的文体特征。在此使用的“错杂”一词，绝无贬义，而是指称文本形式的多样化，和久美多杰不拘格套、自由率性的写作姿态。也从一个侧面呼应前文所说，一名双语作家，具有在跨语际的创作实践中，吸纳广泛的文化资源，互通融合之间滋养再生力和创造力的诸多可能性。散文集《宗果的宗果》集中体现了双语背景下文化接触产生的新质。在散文这一大类别之下，《宗果的宗果》涵括了叙事散文、抒情散文、散文诗、文化随笔及独语体等多种样式，彼此之间也多有渗透，显示了久美多杰散文认知的包容性和从容自若的驾驭能力。总之，可以说，《宗果的宗果》是一部为当下藏族双语写作提供了新鲜审美经验的极具风格辨识度的散文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