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羌年”非遗传承保护与政府参与

    从以上事例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实际情况中，政府是否参与具体的实践活动，在事实上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产生重大影响。

    首先，从纵向对比来看，政府参与下的直台与桃坪“羌年”节日过程与村民自发进行的白家夺“羌年”节日过程有着显著区别。

    （一）确定与模糊，规划与临时

    直台与桃坪的“羌年”办不办，怎么办都是确定无疑的。政府参与下的“羌年”都有着明确的计划、安排以及责任分工。确定了节日的时间、地点、参加人员、活动议程、前期准备、责任要求，详细规划了羌年节的整个过程，构建了一个严密的组织体系，将个人、群体、组织纳入其中，实现了国家与乡村的互动。

    反观村民自发进行的“羌年”活动，人们处于一种无组织状态，过不过？谁来过？怎样过？在节期临近时还是一个谜，大家都茫然无措。临时决定，潦草开始，匆忙结束。本应是一个盛大隆重、欢乐的节日，最后却仿佛变成了可有可无的负担。

    （二）重视与轻视，丰富与简单

    政府参与意味着对节日实践活动的重视。直台村过羌年举行集体性祭祀还愿仪式那已经是大约六十年前的事了，在地震之前一直是各个小团体之间单独祭祀。异地安置后，政府参与直台村“羌年”祭祀活动，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久远的传统，唤醒了人们的记忆，同时还给予了经济上的大力支持，准备了丰富的祭祀用品，促成了复杂而隆重的祭祀仪式和欢庆内容，使所有的参与者都沉浸在浓厚的节日氛围之中，感受到了过年的愉悦。

    白家夺的“羌年”，准备匆忙而简单。祭品较少，月亮馍馍和太阳馍馍也是临时仓促制成。突然开始，匆匆准备，仿佛一首乐曲，还未达至高潮便已嘎然而止。

    （三）狂欢与平淡，关注与淡漠

    传统的羌年节除了祭祀活动之外，还有祭祀之外的娱乐活动。在节日里，人们感恩还愿，一同狂欢。政府参与的羌年节，大大提升了民众内心对本民族文化的珍视、认同与自豪感，不仅调动了本村人的积极性，甚至也具有辐射临近区域的影响力。参与者的范围在不断扩大，村民、媒体记者、普通游客、非政府组织、学者等都加入到这场狂欢中来，既拓展了传媒渠道，加强了与外界的联系，同时也促进了民族间的理解与交流。

    村民自发进行的“羌年”活动，参与者不多，在静悄悄中开始，也在静悄悄中结束，无风无波，平平淡淡。有仪式无狂欢，有庄重乏喜悦，有庆祝却不丰满，在仓促与匆忙间淡淡地结束。

    其次，再从横向来看，由于政府参与历史及程度的差异，无论是“羌年”的规模或是影响力的大小，直台村都无法与理县桃坪寨相提并论。理县桃坪“羌年”与“赛歌节”已经形成惯制，目前已经是第五届，其影响力日渐深远；直台的“羌年节”却很有可能昙花一现。直台村村民也坦言明年究竟过不过羌年，怎么过羌年，还要看政府的态度，特别是有没有资金方面的支持。可见来自政府层面的推动和支持，将会有力地促成传统民俗活动的恢复、发展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