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文古代语言学名著《松》《达》的作者究竟是谁?

作者:记者 穷达 次多 来源:中国西藏新闻网 发布时间:2012-08-14 17:44

    藏文古代语言学名著《松》《达》的作者究竟是谁?

    ——访著名学者、藏学家恰白•次旦平措先生

恰白•次旦平措先生

    《松》《达》,是《松久巴(三十颂)》和《达吉久巴(音势论)》两部古代藏文语言学典籍的合称。在这两部书中该书作者对藏文的字法、词法以及语法规则、现象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这两本书既是古代藏文语法知识的集大成式的扛鼎之作,又是古典藏文语法理论体系的具有开创先河意义的标志性奠基之作。

    《松》《达》,作为藏文语法体系的代名词,被人们所广泛应用。日前,记者从有关藏学专家处获悉,著名藏学家、西藏社会科学院资深研究员恰白•次旦平措先生,经过多年深入研究,通过查阅《萨班文集》等大量藏文资料,进行严谨、缜密的比对、考证,得出与学界几乎普遍认同的《松》《达》作者为吞弥•桑布扎这一主流“定论”截然不同的结论:古代藏文语言学名著《松》《达》的作者,不是吞弥•桑布扎,而是另有其人。

    上述两部著作的写作、成书年代也不是在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时期,而是在公元12~13世纪,即萨迦五祖(即萨迦派萨班、八思巴等五位祖师)时期。恰白•次旦平措先生的以上观点,首次发表于《中国藏学》2006年第一期上发表的一篇学术论文中。该篇论文后收入西藏古籍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联合出版的《恰白•次旦平措文集》中。那么,《松》《达》两部藏文古代语法名著的作者究竟是谁呢?带着这个问题,记者在拉萨恰白先生寓所对他进行了专访。

    恰白先生认为,《松》《达》两部著作的雏型,或者说初始渊源是元代著名藏族学者萨迦•班智达的一部语言学著作——《文字拼合论》。恰白先生娓娓谈到:“翻看收录于《萨班文集》中的《文字拼合论》,与《松》《达》完全或部分吻合的词句比比皆是,有些地方整段、整段地照录原文。我在论文中对这些情况一一罗列,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比对。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文字拼合论》与《松》《达》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渊源关系。”“换句话说,《文字拼合论》就是《松》《达》这两部著作的母本。”先生继续谈道,当然,《文字拼合论》中阐述的藏文语法规则、原理与《松》《达》相比,略显松散、琐碎。《松》《达》的表述,则更加明白、简练,更注重逻辑脉络的相互关联、呼应。由此,可推知有一位智者对萨班的著作重新进行了增补、删减,并据此最后写成《松》、《达》这两部彪炳史册的煌煌巨著。说到这里,恰白先生苍老而慈祥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那么,这位智者是谁呢?恰白先生谈到,是谁对萨班的著作进行了修订呢?最有可能的,就是雄敦大师,也就是与萨迦•班智达同时代的著名藏族大翻译家雄敦•多吉坚参大师。

    这位大译师,精通梵文,译著颇丰。著名的梵文佛教文学典籍《百行经•如意藤》就是由这位译师译成藏文的。还有,古代印度文艺理论名著《诗镜》,也是在萨班大师的摘译本的基础上,通过雄敦大师的努力,我们才得以见到《诗镜》藏文全译本。

    “那么,为什么不直接署上自己的名字,而要托名为吞弥•桑布扎呢?”记者追问到。先生笑着说,可能有多种原因。我想,主要原因可能就是作者考虑到当时藏传佛教教派林立,派系驳杂。如果直接以雄敦大师这个萨迦派学者的名义发表,其他教派囿于门户之见,可能就不会接受、认同这个语法理论体系。因此,采取了假托古人的办法,把“著作权”让给了松赞干布的大臣、创制藏文的贤人,吞弥•桑布扎。于是,后世史籍中几乎毫无例外地将《松》《达》作者记载为吞弥•桑布扎。

    说到这里记者忍不住插问了一句:“那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松》《达》作者问题的?” “哈哈哈……”先生爽朗地笑着,“很早了。老早前,我在考释敦煌藏文古卷和古代石碑碑文时,心里一直有个疑团。为什么敦煌藏文古卷和7世纪左右的古代碑文、钟铭文那么晦涩古奥,而到了12~13世纪以后,就明显地变得浅显直白、通俗易懂?两者之间区别为什么这么大?用《松》《达》原理去分析7世纪的藏文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非规范用法?从公元7世纪到12~13世纪之间的五、六百年间藏文语法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而且为什么偏偏是在这个时段里?”“很多问号萦绕在心。我苦苦思索,寻求答案,仍不得其解。

    直到有一天,无意中看到了萨班大师的那部《文字拼合论》之后,一切疑窦豁然开释。”“原来,正是在12~13世纪,也就是从萨迦五祖时期开始,随着《文字拼合论》、《松》《达》等语法著作的问世,藏文语法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藏文语法逐步走向规范化、标准化。在这个过程中《松》《达》两部著作所起到的规范、引导作用不可低估。也正因为如此,我们阅读12~13世纪以来的藏文典籍就感觉比较好懂、好理解。所以说,研究古籍一定要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科学地分析、考究,去伪存真,而不能盲从。”

    恰白先生年逾八旬,但是仍然才思敏捷,出口成章,妙语连珠。聆听先生的话语,记者感觉仿佛在读一篇构思巧妙、情节曲折生动、扣人心弦的侦探小说,而不象面对一个艰深晦涩的学术课题,拜见一位造诣高深,著作等身,年高德劭的藏学前辈。

    初冬的拉萨宁静而祥和。采访结束后,记者在回家的路上想着:随着我国藏学事业的蓬勃发展,随着国家投入巨资保护西藏传统文化、保护整理藏文古籍进程进一步加快,藏学肯定会在自己的家乡,长成参天大树、旷世奇葩。而先生的真知灼见,终究会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