巍巍昆仑。记者 李庆玲 摄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继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又一项重大文化工程。自2001年启动以来，该工程以考古学为支撑，以实物资料为依据，采用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文明史是丰富多彩的，中华文明探源也应当是多渠道的，除了物质层面的探源，还应该有精神文化层面的探源，需要探究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形成过程及主要特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对文明起源和形成的探究是一个既复杂又漫长的系统工程，需要把考古探索和文献研究同自然科学技术手段有机结合起来，综合把握物质、精神和社会关系形态等因素，逐步还原文明从涓涓溪流到江河汇流的发展历程。”
昆仑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载体，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有重要作用。主要依据是：
第一，昆仑承载着中华民族早期的宇宙观。古人认为，天有一个中心，就是天帝所居的紫微垣，日月星辰围绕着这个中心旋转。古人认为，大地也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就是昆仑山。在古人心目中，天的中心和地的中心是上下相通、相互联动的，是“天枢”和“地纽”的关系，而连接天地的唯一通道，是昆仑山上的“建木”。中国古人关于宇宙格局的认识也得到了考古学的验证，冯时先生认为，昆仑起源于中华先民“立表测影”“观象授时”，在“立表测影”实践中获得的以“两分两至”日影为依据的三个圆环，就是昆仑“三圆”或“三天”，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昆仑是中华民族天崇拜的产物，是天在地上的具象化表达。
第二，昆仑承载着中华民族早期的历史记忆。昆仑神话是中华民族的创世神话，在众多昆仑神话故事中，反映的是中华民族幼年时期就已经具备的不怕困难、不畏艰难、勇于斗争、自强不息的文化精神。很多学者认为，神话是历史的片段，昆仑神话中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早期历史，是中华民族对自己幼年时期的历史记忆。
第三，昆仑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慰藉，是中华民族念念不忘的精神家园。在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史上，有一个奇特的文化现象，就是推崇昆仑、仰望昆仑、追寻昆仑。其中，文人墨客不断歌颂昆仑，杰出的政治家追寻昆仑，众多的中华儿女情系昆仑、依恋昆仑。时至今日，昆仑仍然以强大的磁力，吸引着世界各地的华夏子孙前来膜拜和瞻仰。这种文化现象表明，昆仑是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情结，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文明溯源和精神追求。
那么，应该从哪些方面开启昆仑文化的精神溯源之旅呢？我认为至少应该从以下六个方面入手。
（一）深入探究昆仑神话与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形成与发展。与希腊神话中人与神的分离和对立不同，昆仑神话中的人与神是和谐的、一体的。与希腊神话中人类需要神的馈赠与救赎相比，昆仑神话展现的是人与神共同对抗灾难、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的画面，核心底色是抗争和奋斗。昆仑神话的这些特点是中华民族早期历史的反映，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特质的最初呈现。秉持天下为公的情怀，盘古开天、女娲补天、伏羲画卦、神农尝草、夸父追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等我国古代神话深刻反映了中国人民勇于追求和实现梦想的执着精神。昆仑神话对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塑造提供了亮丽的底色。
（二）深入探究《易经》文化体系与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关系。《易经》是上古时代形成的一部奇书，起源于传说中的伏羲画卦。伏羲是昆仑神话的代表性形象，伏羲画卦是昆仑神话的重要内容。有学者认为，伏羲生活的时代距今8000年左右。考古发现证明，早在8500多年前，浙江上山文化就出现了表示阴阳二爻的八卦符号。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连山、归藏、周易三大体系，其后又经历文王重卦、孔子释卦，成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共同的文化源头。经过历代易学家的研究、阐释和扩展，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文化体系，是公认的中国哲学的源头。宋代大儒朱熹认为，《易》本卜筮之书，而蕴含万事道理。《易经》展示的文化思想，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来源，至今仍在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三）深入研究政治实体及儒释道三家对昆仑文化的传承和对中华文化精神的贡献。昆仑文化的传承是一个尚未完全梳理清楚的问题。有人较为关注民间对昆仑文化的传承，认为儒家文化居庙堂之高，昆仑文化处江湖之远。事实上，从中央王朝到儒释道三家，对昆仑文化传承都发挥过重要作用。从黄帝时代的明堂图谱，到周代以后对明堂建筑的探索，再到明清之际天坛的建筑形制，都是中央王朝传承昆仑文化的明证。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元世祖、明太祖、康熙、乾隆等杰出政治家对昆仑的追寻，也从侧面证明了政治实体对昆仑文化的态度。
道家是昆仑文化的坚定传承者。老子、庄子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探索，深度契合昆仑文化的内容和特点。汉代以后形成的道教不仅把昆仑山当作圣山，还把八卦作为自己标志性文化符号。“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对昆仑神话中过于玄虚的内容存而不论，转而用可以描述的方式，继承昆仑的文化精神。他“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把传说转化为历史。他酷爱《周易》，反复批阅，韦编三绝，并撰写《十翼》，让《周易》成为五经之首。作为外来文化，佛教主动向中国文化靠拢，也曾把昆仑山比附于须弥山。儒释道是中华文化的三个支柱，儒释道三家合一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特色，三者传承昆仑文化的努力对昆仑文化的发扬光大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深入探究玉文化体系在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中华民族是世界少有的爱玉崇玉的民族。中国境内最早出现玉器的是距今9000多年的黑龙江小南山遗址，出土了以环、管、璧等为主的玉器，其后，辽宁、内蒙古的红山文化、浙江的良渚文化都出土了大量高品质玉器。这个时期玉器的主要功能是沟通天地神灵，属于神玉阶段，从玉器材质看，呈多样化特征。到夏商时期，和田玉数量增多，商末妇好墓出土的700多件玉器中，有400多件属于和田玉。大概在商周时期，玉的功能逐步向礼玉转化，人们把玉当作品德的象征，“君子比德于玉”。如今玉器虽然已经成为普通人的生活用品，但玉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已经深入中国人骨髓，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把玉与昆仑山联系在一起。《山海经》中，玉是昆仑山的重要特征，多次把昆仑山称为玉山。人们推崇昆仑，“金生丽水，玉出昆冈”，昆仑山成为人们心目中玉的象征。
（五）深入探究巫文化体系对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影响。巫是昆仑文化的重要内容。作为昆仑文化重要典籍，《山海经》有大量关于巫的记载，粗略统计共32处，其中巫咸国、灵山十巫、十二祖巫的记载尤为详尽。巫有通天地和鬼神的职能，是人类幼年时期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粗略地看，中国的“巫”大致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一是全民皆巫。在这个阶段人人皆有与天地神灵沟通的资格。二是王者独巫。在上古时代，五帝之一的颛顼帝曾经进行过一次被称为“绝地天通”的重大改革，剥夺了普通人与神灵沟通的权利，与天地神灵沟通，成为王者专属权利，直到商朝末年，沟通天地神灵仍然是商王的专权。三是巫的专业化阶段。西周初年，随着礼制的确立，巫祝成为一个专门的职业，由专门的官员负责与神灵沟通。四是巫的民间化。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让巫逐步流于民间。西门豹治邺时为河伯娶妇的巫者，是巫在民间的代表。五是巫的边缘化。随着儒家文化的推广，“子不语怪力乱神”成为汉族主体性的文化选择，在汉族中心区域，巫逐渐式微，但在汉族与少数民族交错地区和广大的少数民族地区，巫文化仍然大量而普遍地存在。在少数民族中存在的巫文化，仍然大量地保留了对昆仑的信仰和崇拜，西南地区的彝族、景颇族等民族的《指路经》中，引导灵魂回归昆仑是其主要内容。也有学者认为，部分地区存在的“上刀山”的传统习俗中，也有“建木”崇拜的因素。
（六）深入探究地脉文化对中华民族宇宙观的影响。明代地理学家王士性曾经说过，“自昔堪舆家皆云：‘天下山川起昆仑，分三龙入中国’。”这句话既是对中华地脉文化的概括性总结，也充分揭示了昆仑在中华地脉文化中的地位。中华地脉文化是一个古老的文化体系，起源于中国传统的堪舆术，其间虽然不乏迷信成分，却对中国地理格局的认识提供了重要支撑。事实上，昆仑在中华地脉文化中的神圣地位，来源于昆仑是大地之中并与上天紧密相连的传统观念，体现了中华先民的宇宙观。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华地脉文化是昆仑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对认识和理解昆仑文化的地位和价值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