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吉草，1984年毕业于西北民院少数民族少语系藏文专业，曾在甘南州政府编译局从事古籍整理及翻译工作，1993年调入西南民族大学民族语言文学研究所，2000年起在藏学学院任教至今。
摘要：母语写作作为一个民族重要的话语建构标志和该民族独具特色的文学书写形式, 她展示了自己民族独特的文化个性和精神实质, 是构成文学的民族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藏族母语文学创作与汉语文学创作的历史回顾, 探究了和谐、互补、多元共生的藏族当代文学现状。
关键词：文化 多样性 母语写作
21世纪, 随着全球化文化语境中当代中国文学地位的不断确定, 文学多元并存的格局朝着既“具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大众文化的时代特征, 又体现着民族文化现代化的历史方向” ① 发展。少数民族文学伴随着西方当代理论的思维方式和话语观照构建了一系列的新名词术语, 尤其是在“后殖民主义”思潮的影响下, 一种以多民族、多语种、多样式、多风格共同创造中华民族多元共荣的文化精神油然而生, 同时对民族文化的传统与身份进行了深层次的发掘与整理, 对民族自己的语言与精神家园进行了回归与重建。强调文化的多样性和“文化自觉”, 强调在现代化进程中倡导“和而不同”的文化观念, 强调各民族文学间的平等、对话与共存, 成为当代中国文学在彰显现代性的追求进程中体现出的一种包容与兼通的态势。
藉于此, 在全球化视野下对文化多样性的思考与研究成为当今文化研究中的前沿性问题, 随着这个命题的不断纵深研究, 我们发现它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理论与文学史观的建立提供了民族文化现代化的理论资源与研究视野。母语写作作为一个民族重要的话语建构标志和该民族独具特色的文化书写形式, 展示了民族独特的文化个性和庞大的精神实质, 也是构成文学中民族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把母语写作置放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 就能显现出该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成及存在发展形态中的独特性, 并以其阶段的稳定性, 体现出民族的身份特征与历史特征。
“自我”叙述中的母语写作
藏民族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 形成了自己民族独特的文化品质, 以藏传佛教为核心的藏族文化以慈悲为众作为最高的价值观念, 树立了人与自然和谐, 人与社会和谐及人与人和谐的思想, 以恭敬、宽容、善待一切生命的道德观, 修整和提升民族的精神品格, 这些内在的文化精神, 构成了藏族文化的独特性, 并始终贯穿在这个民族千年的历史中。以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 伦理道德和语言文化沉淀在多种形式的文学表现中, 成为不同于其他民族的, 独具特色的审美价值和审美旨趣。
藏族母语文学写作的历史有一千四百多年。她根植于坚实的文化土壤中, 以原生态的话语资源储存了以《格萨尔王传》为代表的民间文学和有着深厚历史内涵和人性内涵的作家文学, 并在宏大的宗教想象和历史场景中, 对人类普遍命运的终极关怀和生命存在的终极价值予以了崇高的追求与探索。传统藏族文学的母语写作, 以诗性的叙述和质朴的诗意, 记录了雪域高原壮观绚丽的自然风貌。《鸟的故事》、《玛桑故事》、《尸语》、《斯巴宰牛》、《珠峰五姐妹》等神话传说, 洋溢着对自然之美的人性化、神格化的崇拜之情, 朴素的语言、奇特的想象, 显示了早期母语文学对大自然万物同源和谐共处的真情与依恋。早期的藏族文学表现了青藏高原严酷的生存环境和雪域藏人化解苦难的胆量与智慧。在英雄辈出, 倡勇尚武的吐蕃时期, 史传文学以碑铭散文、赞布传略和历史著述, 构成了藏族文学史上的第一批书面创作。以写实为主的传略与散文, 记录了叱咤风云, 横刀纵马的英雄人物开拓疆土, 勇往直前的英雄事迹, 激荡着英雄主义时期的粗犷、壮烈与悲怆之情, 同时也展现出了人性的悲壮美与崇高美。尤其是传略中以史为经、以传为纬、经纬交织的历史记述, 组成了吐蕃时期优秀文史作品以“写实”与“传奇”为两种基本典型的写作风格。随着佛教文化的浸润, 11世纪后, 藏族文学的母语写作开始进入到一个更为丰厚和博大的境界, 鲜明的佛教传统哲学思想和审美态度, 在坚固的信仰守持中, 作家文学始终抒发着对佛理的探求和人生的觉悟之情。无论是“道歌”体的叙述, 还是“诗镜”派的咏诵, “格言”体的劝诫, 都充满了分裂时期雪域文化从英雄崇拜到智者崇拜的转型过程中民族精神律动的迹象。在吐蕃王朝由分裂而形成的思想文化的自由空间不断扩大, 藏传佛教后弘期的到来, 引发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哲学流派和文学艺术大集粹展示的热潮。宏大的叙事史诗依旧寄存着藏民族豪放、剽悍的情结, 而极为精致、巧妙的佛教哲学思想指导下的文学创作在各个派别宽容、平等、自由争鸣的态度下, 进入了一个规模化和多样化的创作新局面。萨班、宗喀巴、五世达赖喇嘛、六世达赖喇嘛、仲敦巴、玛尔巴、米拉日巴再次用自己的艺术感知和创造, 高扬了知识与理性的文化旗帜。文学创作在大量地引进和吸收印度、中原和周边民族的异质文化营养后, 文学语体形式进行了革新, 带来了新的思维方式与思维能力, 诗歌、传记、戏剧等文学体裁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创作流派形成了多元并存的格局, 以萨班为代表的格言派诗人, 在澎湃的艺术激情和崇高信仰的力量支配下, 维护了以智者为代表的“理性主义”的文化尊严, 鞭挞了狭隘、极端和暴力的文化现象, 在充满智慧与哲理深度的人文关怀中, 传递了雪域藏民族不因凡俗而卑贱, 不因高洁而骄恃的智士精神。
在11至19世纪的藏族母语文学创作传统中, 文学始终以具有民族标志的书写特征, 在深厚的宗教文化传统中探寻着生命得以栖息、精神得以皈依的心灵家园。如果我们穿越了这个群体话语, 那么, 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这个民族个体精神生长的独特性与丰富性, 而每个个体生命的精神史、心灵史才足以显示这个民族建构文化精神的差异性与独特性。
纵观藏族母语写作的历史与传统, 我们会发现, 文学赖以生存的文化本身就是一个由多元因素多种思想组合而成的一个开放的系统。尤其是印度佛教的传入, 给藏民族带来了思维方式、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巨大变革, 苯教与佛教的对立斗争、互补互渗, 印度佛教不断本土化, 藏传佛教成为藏民族的选择。这种不断学习、吸收和改造的文化形态, 使多元和谐的文化传统一直未有中断, 这种在文化上积极主动的开放姿态与民族母语书写的坚守, 构成了一种和谐与多元的文化主旋律。
兼容并存与边缘化趋势
文学的民族性与文化的民族性两者是相互关联的, 是一个民族的精神、生活、文化及思维方式的共通性表现, 她根植于民族文化的历史长河中, 决定着一个民族在多元共存的文化格局中的地位。藏民族文化在保持民族性的同时, 也体现出了一种颇具包容性的文化品格, 并有一种对“自我性”与“他者性”共存的双重追求。作为一种以“和谐”为主的文明, 藏族文化的演进过程就是多种文明因素的整合过程, 我们以文学为例, 在母语文学的传统中, 有大量随着佛教文化进入的梵语文学, 如印度的《尸语故事》, 龙树的《百智论》、《修身论》为代表的印度的格言诗, 迦梨陀娑的长篇抒情诗《云使》、《妙天女赞》、《三宝赞》, 戏剧《沙恭达罗》, 马鸣的《佛所行赞》、《如意藤》, 戏剧作品《龙喜记》、《世喜记》, 印度文学理论著作《诗镜》、戏剧著作《舞论》等代表梵语文学最高成就的文学名著大量地被藏族译师翻译成藏文, 为藏族作家文学注入了鲜活的血液, 这些外来文化在藏族作家敏锐的感受力和充满激情地创作中被转化和积淀, 成为藏族母语文学中有机的组成部分, 并视其为一门独立学科——诗学。17世纪以后, 藏族学者对早在13世纪传入藏区的印度文学理论著作《诗镜》, 进行了深入地剖析与丰富, 出现了像五世达赖、第司桑吉嘉措、米庞格勒郎杰等文学巨匠。特别是16世纪初藏族学者, 医学家素喀洛卓杰波在诗学研究中提出的“生命”之说, 这是《诗镜》在民族化过程中、诗学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大发展, 开启了一种新的诗学理论形态和学理思路, 这种从本民族诗学语境的现实和审美出发, 进行筛选与扬弃的学术思想, 始终贯穿在文学的创作与实践活动中, 成为由多种文化熔铸而成的“合金文化”。这种文化的延续与广大, 开创了属于自己民族特质的十明学科, 继而激活和丰富了自己的民族性话语。
进入20世纪后, 以母语为话语权的言说方式在深厚的传统积淀中继续朝着吸纳兼容的方向前行。随着新中国的成立, 母语文学创作在时起时伏的政治波涛中依然曲折地向前发展。这一阶段的藏族母语文学与传统的母语写作比较, 有许多重大的变化,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母语写作与汉语写作两支队伍的出现, 并且构成了藏族当代文学多元格局的一抹亮色。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学作家和作品, 擦珠·阿旺洛桑、恰白·次旦平措、班觉、拉巴平措、扎西班典、克珠、伍金多杰、毛尔盖、桑木丹、昔札、才旦夏茸、端智嘉、多杰卡、德吉卓玛、次仁顿珠、辛戈·尼玛等一大批老中青作家, 构成了母语的持续性写作。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班觉的长篇小说《顶珠》是继17世纪藏族第一部长篇小说《勋努达美》后沉寂了将近二百年出现的藏文长篇小说, 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以松耳石为整个线索展开的一场场惊心动魄的夺宝故事, 结构宏伟严谨, 笔法富于变化, 传统母语文学的叙述方式和文化自我者的现实主义叙述, 展示了西藏浓郁而神秘的宗教文化生活画卷。班觉以一种新的现实主义写作态度, 实现了普通人性现世生活的平民化叙事。这种写作和叙事态度, 是班觉在承继母语小说传统基础上的一次极富民族性的深度挖掘与尝试, 与同一时代一些泛政治化的话语小说相比较, 它减退了那种直露的政治抒情与表白, 真切地抒写了高原藏人的自我情感世界和生存境况。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 母语文学的创作潮流在主流话语中心的边缘地带, 依旧以顽强的姿态坚持着文学的自我书写。以端智嘉为代表的新派作家在创作潮流多元化的汉语文学的影响下, 开始借鉴和吸收西方作家作品的技巧, 迎来了母语文学创作的“文学自觉”时代。他的新诗《青春的激流》、小说《被霜摧残的花朵》、散文《小路》被称之为这一时期母语文学的代表作品, 与此同时克珠、扎西班典、次仁顿珠等一批年轻的作家, 以自己富于民族特质和鲜明艺术风格的作品不同程度地展示了藏人丰富的精神世界和生存状态, 在这些作品中, 民族自觉和强烈的抒情交织在一起, 对现代文明的渴望与民族本根文化的反思更为突出。并在矛盾与困惑中表现了选择时的艰难, 作者的思想内涵和艺术形式上具有了现代色彩的追求, 体现了一种兼容民族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写作状态。
其次, 藏族当代文学的多样性还表现在她除了拥有一大批优秀的母语作家外, 还拥有令人自豪和成绩斐然的汉语作家群, 构成了藏族文学平衡和谐的创作生态, 一大批优秀的藏族汉语作家, “栖息在传统与现代、藏汉文化、青藏高原与其他地域的边缘地带, 以超越语言和文化疆域的束缚, 成为藏族当代文学中不可低估的一支力量。” ② 藏族文学的语言触角得到了延伸, 并在不断地与异质文化的交流和融汇中, 改变了藏族文学传统话语主权的一元化趋势, 藏族当代文学的发展空间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 形成了与母语文学交融、互补、互益、共生的多元形态的文学格局, 为建构少数民族文学的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双重追求提供了参考个案。
这种边缘化的精神坚守与书写, 是以参阅和借鉴世界各民族文学的开放兼容态度开始的, 在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下, 以扎西达娃为代表的西藏魔幻现实主义对民族文化的深层内蕴进行了再度挖掘, 他随意而现实的叙事、破坏原始规范结构的颠覆力, 以及充满隐喻的语言, 让读者感受到一个因地理上的距离和文化差异造成的巨大空间的吸引力, 并由此开拓了西藏新小说的先河。其后, 一大批年轻的作家阿来、梅卓、白玛娜珍、班果、才旺瑙乳、唯色、列美平措、央珍、旺秀才旦, 以关注本土、关注自然、关注宗教的写作姿态, 开始在一个开放多元的文化格局上思考民族的持续与发展, 并且随着中国文学出现的大面积民族化、本土化的回归倾向, 他们作品中的个性化与文体意识自觉表现日趋突出。
这些用汉语创作的藏族作家, 以自我和他者合和的双重文化身份, 在汉藏文化的交叉边缘地带, 建构着民族文化的另一种话语叙事形态。他们笔下的民族文化不再是为迎合客体视角的审美习惯而制造出肤浅的民族符号来满足陌生化期待, 他们的叙述与表达, 使话语霸权下被遮蔽甚至被歪曲化的“自我”得到了还原和真实显现的机会。来去自由, 穿梭于两种文化中间的自由之身, 也使他们获得了比母语作家更多的话语权, 赢得了更多进入文化市场的份额。
结 语
纵观当下的文学研究, 强调一种以文明对话形式的理性文化精神, 要求在立足于人类文化与民族关系的重新设定基础上, 审视民族的传统文化。文学作为一种“人们对社会与人生所作的艺术处理, 而社会生活本身就是以具体的民族形式而存在和发展的。文学必然要打上民族文化和思维方式的烙印。” ③ 这种文学的差异性正构成了不同民族之间不同文学的存在标志, 母语写作作为一种书写形态与文学存在的标志, 应该作为当下多元共存文化当中的一个有机元素存在, 而不是消解与消失。在日趋强大的汉语书写和非中心地位的边缘化叙述面前, 不少民族的母语文学已出现日趋严峻的“失语”现象与萎缩状况, 而一些由传媒文化造就的表相、呆板的民族符号, 使少数民族文化形象不断被误读和定格。一些已成定势的思维模式阻碍了人们对母语书写的深入挖掘, 成为构建和谐文化环境中的不和谐因素。只有保证了母语写作的存在, 才能有发展与对话的前提, 也就是说民族文化的身份有了一个立足的基点。所以, 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对话必须立足于差异。保存并发展少数民族文学母语写作, 是建构当代中华民族文学健全与完整的一个重要条件。
任何民族的文学都是在烛照他人的过程中, 寻找到照亮他人的光芒, 各民族的文学都因吸收异域文化的营养而壮大, 藏族文学中传承至今未曾中断的母语写作和在民族文化土壤中培植出的另一元素——汉语写作, 相互理解、渗透与融合, 建设了藏族文学中的多元品格, 并能并行不悖, 母语写作以民族性守望在“和而不同”的人文精神中, 保持了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尊严感和责任感, 并且作为民族自我认同的主要言说方式和民族性的标志存在, 维护了自己民族的精神, 保持了文化所应具有的差异性, 这种多样性的统一和多元共生的文学写作形态, 同样也为建设多元文化品格和共享文化成果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参考文献
[1]李赣等主编《中国当代文学》, 第8页, 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2]才旺瑙乳主编《藏族当代诗人诗选》, 第3页, 青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3]谭好哲等主编《现代性与民族性》, 第593页,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民族文学研究》2008年03期
青海省首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展馆在贵德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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