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无论在现实生活还是精神世界中，藏民族均与圣山圣湖有着永远无法舍断的联系。千百年来，人们为了满足自身的精神文化需要，构筑了完美的精神世界，几乎每一条江河每一片湖泊都伴随着一个美丽的神话或传说，并由此产生了山湖的崇拜习俗。文章就格萨尔说唱艺人与圣山圣湖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讨论，认为圣山圣湖既是格萨尔说唱艺人成长的摇篮和浪迹求艺的重要场所，更是藏族文化包括史诗《格萨尔》产生的土壤。雪域高原特殊的自然地理、人文环境是产生格萨尔说唱艺人和英雄史诗《格萨尔》的重要条件。
   [关 键 词] 藏族，圣山圣湖崇拜，习俗，格萨尔，说唱艺人
   藏民族是一个被大山环绕的民族，无论在现实生活还是精神世界中，均与圣山圣湖有着永远无法割舍的联系。千百年来，人们为了满足自身的精神文化需要，构筑了完美的精神世界，创造了众多的神灵鬼怪，每一条江河每一片湖泊都伴随着一个美丽的神话和传说，并由此产生了永恒的山湖（水）崇拜的习俗和信仰，诸如西藏阿里地区的冈底斯山和玛旁雍错，青海黄河源头的阿尼玛沁山和扎陵、鄂陵、卓陵三湖，念青唐拉和纳木错，云南的卡瓦格博、碧塔海以及青海的青海湖等，几乎大大小小的山川湖泊都与神灵联系在一起。民间传说中，这些圣山圣湖的历史几乎与当地山民的历史同龄。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藏区特殊的自然环境与藏民族独具的人文特征融为一体，积淀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圣山圣湖的崇拜观念既体现了藏民族天地人和谐发展的哲学思想，又成为自古至今藏族精神文化的载体和象征，为民间格萨尔说唱艺人的产生和史诗《格萨尔》的生成创造了重要的条件。本文从雪域高原的自然、人文环境入手，分别就格萨尔说唱艺人们成长的文化背景及其山湖崇拜情节、圣山圣湖崇拜的文化意蕴、格萨尔说唱艺人与圣山圣湖的关系等问题作一探讨。
   一
   任何民族的文化形成和发展，都要经历一个极其曲折漫长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但就其文化结构和层次以及推动它不断演进的决定性的因素来说，不外乎有地域环境、社会环境和宗教信仰等三大因素，这三大因素构成了民族的人文环境。藏民族也不例外，藏族文化包括《格萨尔》的生成也离不开这样一个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
   雪域高原群山巍峨，河流密布，湖泊众多，是地球上最特殊的一个地理环境区域，有“远看是山，近看是川”之特点。[1]藏区最南部是极负盛名的喜马拉雅山脉，位于中、尼交界的珠穆朗玛峰是世界最高峰。往北横亘西藏中部的冈底斯山——念青唐古拉山，是藏北、藏南以及藏东南的分界线，也是外流河与内流河的分界线。唐古拉山横卧青藏高原中部，是西藏与青海的交界，最高的格拉丹冬峰为长江的发源地。昆仑山位于青藏高原北部，是西藏和新疆的界山，素有“亚洲脊柱”之誉，也是中国古代神话体系的核心。此外，横断山脉自西而东坐落在藏、川、滇三省的交界。在这些巨大的山脉之间，大小山脉相间，使高原成为一个“山脉的海洋”，也赢得了“世界屋脊”的美名。[2]
   就河流而言，藏区的河流可分为四大水系，即太平洋水系，包括金沙江、雅砻江、通天河、岷江等长江干支流及黄河、澜沧江等；印度洋水系，有雅鲁藏布江、怒江、吉太曲、察隅曲、西巴霞曲、朋曲、朗钦藏布（象泉河）、森格藏布（狮泉河）等；高原北部内流河水系，包括藏北汇入纳木错的测曲，汇入色林错的扎加藏布、扎根藏布，汇入昂拉仁错的阿毛藏布，汇入班公错的马嘎藏布、以及青海的柴达木河、格尔木河与青海湖；高原南部内流水系，主要由玛旁雍错——拉昂错流域，佩枯错——错戳龙流域，错姆折林——定结错流域，多庆错——嘎拉错流域，羊卓雍——普姆雍错——哲古错流域等组成。这就形成了地球上海拔最高、数量最多、面积最大的高原湖群区。湖泊大多在山间盆地或区形谷地之中，青海湖是国内最大的内陆咸水湖，其他较大的湖泊尚有羊卓雍错、玛旁雍错、纳木错、班公错。这些大大小小的湖泊河流，构成了青藏高原珍贵的水资源宝库。
   第四纪地质学研究确认，青藏高原在亘古时气候温暖，是适于远古人类生存的优越环境。解放后，在长江源头一带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石器，证实了雪域高原远古文明的踪迹。此后，又相继在西藏定日县、藏北申扎县珠洛勒、日土、普兰县等地，发现了诸多旧石器时代的石器，由此可见，藏族的先民们自古以来便繁衍生息在这块土地上。[3]
   在青藏高原博大人文摇篮里，藏族先民生生不息，留下大量宝贵的历史文献和文化信息。较早的古藏文文献如《柱间史》、《西藏王统记》中有记载：受观音菩萨点化的一只猕猴和居住在岩洞中的罗刹女结合，生下小猴，逐渐发展繁衍成了藏族先民。[4]敦煌藏经洞出土藏文文献《敦煌古藏文文书》中有“藏族先祖出自十三天神”和藏族地区最初有“十二小邦”和“四十小邦”的记载。在不断兼并和征服之后，相继出现了象雄和雅隆等势力强大的部落和部落联盟，并出现了最早的象雄文明和雅隆文明。
   7世纪，松赞干布统一高原，称雄雪域，象雄、苏毗、党项、白兰、多弥以及吐谷浑等部落、邦国大多被纳入其治下，建立了吐蕃王朝。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不只是军事意义上的征服，更重要的是，它给了多种民族文化和多层次民族意识以接触和融合的契机，形成了民族的多重文化和多层次意识交叉互补的领域，这为藏民族以及藏族文化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
   《格萨尔》犹如一块浸水的大海绵，以大量的篇幅，详实地记录了藏族与周围区域和周边地区各民族进行文化交流的历史事实。内容丰富的民族文化交流，是藏族文化品位得以提高的基本前提，正因为这种前提条件的保障，才酝酿出了《格萨尔》中《汉地茶宗》、《大食财宗》、《象雄珍珠宗》、《霍岭大战》、《门岭大战》、《姜岭大战》、《蒙古马宗》、《木雅马宗》、《印度佛法宗》等精彩的篇章。英雄格萨尔的赞歌，传遍雪域高原。赞美英雄，歌唱英雄，是古代藏民族精神文化的主旋律。从而也反映出了古代藏民族与周边地区各民族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交流的历史痕迹。
   当然，多姿多彩的藏族文化，更离不开域外传入的佛教文化的渲染。据文献记载，藏族第一代赞普拉脱脱日年赞时期，自天而降了“宁波桑哇”，这就预示着佛教的传入。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后创制了藏文，佛教也大规模地传入，吐蕃的文化便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吐蕃的最后一任赞普朗达玛执政后，灭法毁佛，结果被佛教僧侣射死。从此，一场席卷青藏高原的奴隶平民大起义爆发，吐蕃王朝随之而崩溃。吐蕃王朝的覆灭，藏民族遭到了史无前例的战争洗礼，外来文化和传统文化同样遭到了破坏。但这并不意味着藏族文化从此灭绝，恰恰通过历史时局的反复震荡，藏文化才有了极大的包容性和整合性，藏文化才走向了多元化，以战争为题材的史诗《格萨尔》与历史的脉搏和时代的音符相和谐，历史在震颤，《格萨尔》也在跳跃和记录，在战争中也不断地得到充实。当人民呼唤统一、祈祷和平的愿望越来越强烈时，《格萨尔》的内容也就越来越丰富；历史的事件发生得越多，《格萨尔》的结构也就越宏伟，“它像一个滚动的雪球，越滚越大”。
   在象雄文明、雅隆文明、吐蕃文明、佛教文化等重要文化酝酿和形成过程中，藏民族反复地打破了历史文化环境的旧格局，不断接受新的信息，加以吸收和消化，产生新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建立新的文化格局。地域空间的不断扩展与回缩，社会结构的不断更新与起伏，多种宗教的接触与碰撞，使藏族文化包括史诗《格萨尔》的结构具有多样化、信息化、复杂化、系统化的综合特征。
   藏民族在特殊的自然环境中，在严酷的大自然搏斗中，形成了艰苦耐劳的精神，面对着辽阔的与世隔绝的大地，人们产生了富于浪漫气息的想象力，形成了开朗的胸襟、纯真的情怀、知足的性格。加之，在藏传佛教思想的影响下，人们重视自身内省，企望来世幸福。这又造就了藏民族纯真散漫、豁达开朗、勤奋坚毅的民风。人们认为他们所拥有的，是世界上最美好的。[5]在这特殊的历史自然地理、人文背景条件下，逐步产生了较为深厚的部落游牧文化和原始宗教文化。这不仅成为藏族文化包括英雄史诗《格萨尔》生成的沃土，而且成为产生格萨尔说唱艺人的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