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电 出席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很多代表心里都感觉吃了一颗“定心丸”：政府工作报告不仅提到了“敏感的”财政超收收入问题，而且向立法部门明确了这一巨额资金的使用原则。
    十一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郝如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财政超收收入历来是各级政府倾向于回避的问题，但是今年，温家宝总理不仅用大段篇幅向立法部门进行解释说明，而且承诺要合理使用财政超收收入，并明确了使用原则。”
    这项原则是：集中财力办关系民生和制度性建设方面的事、调整结构、加强薄弱环节。
    按照《预算法》和《预算法实施条例》，超收收入的安排使用由政府自行决定，只需将执行结果报告全国人大，而不需要事先报批；对超收收入的使用，全国人大可提出要求，但不具有强制性。这意味着，这笔资金不经过任何审查程序，政府就可自行支出。近年来，全国和地方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对财政超收收入的迅速增加质疑颇多，一些人建议有关部门在制定预算时调高财政收入的计划增长率，压低超收收入。
    政府工作报告显示，去年全国财政比年度预算超收７２３９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超收４１６８亿元，创下历史新高。另有统计显示，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０５年间，全国财政收入的实际增长一直是财政收入计划增长率的一倍左右，财政超收收入的迅速增长已成为中央和地方财政共同面临的新问题。
    海南省省长罗保铭代表说，中央政府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了财政超收收入的使用原则，这也为地方政府反观自己如何用好财政超收收入提供了标尺，改善民生，加强教育、社保和卫生事业，促进公共服务公平化和均等化是方向。
    中国目前的财政预算规定“财政收入的增幅略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幅”，因为财政实力是以经济规模为基础的。郝如玉说，从经济意义来看，搞政府集中使用超收收入的效率往往会比较高。如果把财政收入计划增长率定得太高，这块收入就会随着支出按比例安排出去，像撒芝麻盐一样，分散在不同的用途上，效率就显得比较低。超收收入由政府来集中使用，就有可能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有利于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效果。
    他说：“如果没有一定的财政超收收入，一旦发生类似非典和今春南部省份遭遇的冰冻灾害，政府的压力就会相当大。”
    根据政府工作报告，今年的财政超收收入将被用于依法增加地方两税返还和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支出，用于农林水、教育、文化科技、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司法保障、解决农村义务教育债务和国有粮食企业财务挂账等历史遗留问题和削减财政赤字。此外，还计划增加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１０３２亿元。
    湖北籍全国人大代表李红军说：“财政超收收入向民生和社会薄弱环节倾斜是件大好事，但超收收入的使用决不能脱离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问题的关键也在于如何监督。”
    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很多代表都要求对财政超收收入的使用加强事前监管和事后监督，即事前严格规定超收资金的使用范围，事后对超收资金使用的绩效进行评价。 （编辑 晓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