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饶嘉措于藏历水羊年（1883 年①，清光绪九年）出生在青海省循化县道帏乡起台沟贺庄一个藏族农民家庭，父拉龙加，母拉隆吉，给他取幼名多杰，佛号喜饶嘉措•坚华杰贝罗哲（意为“文殊菩萨喜悦的智慧”）。
    8岁时，在循化古雷寺出家学经，习因明、讲辩等科。16岁时负芨到拉卜楞寺游学。专研因明般若。在拉卜楞寺，喜饶从法相经院（因明院）第四学级开始学习，21岁时学完该院十二学级的全部经论课程，进入戒律部。戒律部在当时的佛学教育中是最高一级的研究机构，学完十二级的僧伽，可从事佛教经典的研究。喜饶嘉措聪明灵慧，20岁出头就取得如此成就，深得拉卜楞寺主四世嘉木样器重，准备留其在寺。但喜饶嘉措在经师贡唐洛哲格西的劝说下，决意到西藏继续深造。
    1904年，经一路辛苦，到达拉萨，入哲蚌寺之果芒经院，遍习《中观》、《俱舍》、《戒律》，旁及医药、历算、密乘等科。喜饶在经师桑春车等人指导下，潜心佛学研究，获得了西藏文化、历史方面的大量知识。在辨析大藏经《律经》页码的正误中，显示出他的学识和才华，得到人们的赞誉，他的声望越来越高。1915年②喜饶嘉措考取西藏最高学位——拉萨三大寺“拉然巴”格西学位。
    喜饶嘉措获得格西学位后，受达赖喇嘛之命，在拉萨罗布林卡行宫主持校勘大藏经《甘珠尔》部，任总校勘之职。与此同时，喜饶还在三大寺承担讲学任务，成为藏语系文化学术界知名学者。西藏三大寺的著名学者及前西藏地方政府高级官员如阿沛•阿旺晋美、格敦群佩、赤江、索康•阿旺格勒、江格尖、察戎、更桑泽、多让、禾康•索南焕白等人皆出其门下，足见喜饶嘉措当时在西藏内外的影响之大。
    1937年春，喜饶嘉措应国立中央、北平、清华、武汉、中山五大学之聘，担任西藏文化讲座讲师，对沟通汉藏文化，争取民族平等，贡献殊多③。同年加入国民党。抗战开始后，喜饶嘉措连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39年喜饶嘉措由南京赴青海各大寺视察，曾写了《白法螺妙音》等文章，号召佛门僧徒团结起来，保种保教，抗日救国，在蒙藏群众中影响颇大。1942 年国民政府明令给喜饶嘉措须以“辅教宣济禅师”名号，其文曰：“喜饶嘉措格西内典精通，修持坚苦，早岁传经说法，僧侣皈依。抗战以后，受命前往青海地方视察宣传，启导边民，咸知趋南，行胜卓锡，劳瘁弗辞，护国精诚，深堪嘉尚，著颁给辅教宣济禅师名号，以示忧崇。” 1943年夏，喜绕嘉措奉命人藏，由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和蒙藏委员会出面，利用其在西藏的声望和地位进行政治活动，被内定为国民党西藏省党部筹委会主任委员。年底，喜饶一行由重庆经西宁抵玉树，次年春行至西藏黑河后，被当地藏军阻挡，虽经多次交涉，因藏方只同意喜饶嘉措一人入藏，遂未能成行，旋又经四川返回重庆。 1945年喜饶嘉措任国民代表大会代表。1947年任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对此，大师说，对于从政做官，实在没有兴趣，并表示辞谢。但他发愿竭尽个人的心力，来促进西藏与中央的团结一致，并加强西北人民与中央的联系，说明他对祖国统一萦怀不忘，爱国之心溢于言表。
    1949年9月，西宁解放以后，青海省军政委员会即派人与喜饶嘉措联系，请其参加新中国的政权建设工作，喜饶大师欣然同意，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省文教委员会主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并先后当选为青海省第一、二、三届人代会代表，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第一、二、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委，省三届政协常委。
    青海解放初期，少数民族地区由于长期受反动宣传的影响和散匪潜特的捣乱、破坏，部分地区有些动荡不安。喜饶嘉措不顾年迈体弱，不辞辛劳，多次跋涉于广大的农牧业地区，向各族人民，特别是藏族人民宣传党和政府的政策，并率领西北慰问团青海分团赴黄南地区，传达党和人民政府对少数民族的关怀，了解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情况，教育群众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这对安定人心，巩固社会治安，恢复和发展生产，搞好政权建设，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1951年，青海昂拉地区（今尖扎）藏族千户项谦，在特务和土匪唆使下，发动叛乱。西北局和青海省委采取了争取团结，在有利于民族团结的原则下获得解决的方针，曾于1951年 8月——1952年4月之间，派富饶大师先后4次④亲自前往昂拉诚恳规劝，说服项谦。但由于项谦不接受政府的包括上述4次在内的17次规劝和争取，我人民解放军武装消灭土匪特务之后，项谦才归向人民，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
    喜饶嘉措是维护祖国统一，坚持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著名爱国者。他拥护共产党和平解放西藏，多次写信和发表广播讲话，向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上层人士以及在西藏地方政府任职的他的弟子，宣传共产党的民族平等团结的主张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呼吁达赖和西藏地方政府官员认清形势，接受和平解放，走爱国的光明道路，为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的签订作出了积极贡献。
    1951年初，喜饶嘉措到北京，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毛泽东还特意送给他一辆小汽车和几台收音机。
    1952年原西康白马地区（今属西藏）一些人在反革命分子的煽动和策划下，利用藏区人民普遍信仰宗教的心理，散布谣言，蛊惑人心，发动暴乱。为此，喜饶嘉措大师专门写文章对其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批判，号召正直的宗教徒站出来剥掉谣言制造者的外衣，揭露其反革命本质，使善良的人民不至堕入迷津。大师的文章对稳定民心，安定社会秩序，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起了重要作用。他在信奉藏传佛教群众中所起的作用，是一般人所无法代替的。刘少奇同志曾当面称赞：“喜老，你的文章写得好。”毛泽东主席也曾给他写信，予以鼓励。
     1953年在中国佛教协会第一次大会上，喜饶嘉措当选为副会长，之后，他移居北京北新桥外的吉龙仓，致力于新中国的佛教事业。1955年8月在全国佛协第二次理事（扩大）会议上，喜饶嘉措当选为全国佛协会长。1956年9月，中国佛学院成立，喜饶大师兼任院长。
    喜饶嘉措在主持中国佛协工作的10余年间，付出了自己的心血。他教育、团结各族教徒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满怀豪情地写文章号召佛教徒为创造现实的人间极乐世界而奋斗。他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佛教徒》一文中，强调要把佛教的前途同祖国的命运、繁荣富强紧密联系起来。他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成就而高兴，在普陀、天台、九华、五台等佛教名山，向各地僧侣讲话时，抚今思昔，谆谆教导僧众要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中国人民，听党和政府的话。
    喜饶嘉措在佛学和藏族文化研究中造诣极高，他的经论和著作，是我国藏语系佛教和藏族文化的宝贵遗产和财富。他对宗喀巴的学说有独到的研究和见解，曾长期从事宗喀巴哲学的整理和阐扬工作，他长期讲授宗喀巴的《菩提道次第广论》，他所写的《颂尊圣的香池》闻名西藏。1957年他写了《宗喀巴大师赞》，对宗喀巴的哲学思想和修持方法进行了全面的总结。他对古印度早期佛教也有精湛的研究．对《大智度论》的作者进行过考证和辨伪。
    喜饶大师对于沟通汉藏文化也殊多贡献，为黎丹等人校订过《汉藏大辞典》初稿本，是有名的藏文字学专家。喜饶嘉措还通晓古藏文、梵文。1954年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喜饶嘉措佛学论文集》，1982年——1984年出版了《喜饶嘉措文集》一、二、三集，这些著作堪称是佛学研究的珍贵财富。
    富饶嘉措还是一位友好使者，多次率领中国佛教代表团出国访问，出席过尼泊尔第四次和柬埔寨第六次世界佛教徒大会，参加了在印度举行的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纪念活动，两次护送佛牙赴缅甸、斯里兰卡，并在两国各地巡回朝礼。大师参加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的“佛教对艺术、文学和哲学的贡献”讨论会。喜饶嘉措一面进行佛学活动和友好活动，一面积极宣传我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宣传中国政府和平共处、友好往来的政策，表达了中国人民和佛教徒与各国人民友好往来的愿望，增进了同这些国家人民和教徒的友谊及相互了解。喜绕嘉措大师以经学超众、知识渊博、才思敏捷，赢得了有关国家各界人士的尊重和好评，出色地完成了友好访问任务。
    对1959年西藏发生达赖喇嘛出走印度的事件，喜饶嘉措大师坚持正确的立场，抱着诚恳的态度，希望达赖喇嘛以大局为重，回归祖国，和政府一道搞好西藏的事，搞好藏族人民的事，为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做出贡献。
    国务院为表彰喜饶嘉措大师的爱国行为，特意由周恩来总理赠给大师明代隆庆大铜钟一口。此钟重达2000公斤，由国务院派专车运至青海，青海省人民委员会亦拨款重修古雷寺，并专门修建了一座钟亭，1962年7月喜饶嘉措专程回到青海循化县古雷寺主持了落成典礼。
    1964年6月，81岁的喜饶嘉措大师在北京西山重建佛牙舍利塔的开光典礼上献了辞。这是喜饶嘉措大师最后一次的公开活动。
     喜饶嘉措胸怀坦荡，直言不讳，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共产党可敬可佩的一位诤友。他很关心党和政府的各项工作，对成绩热情赞扬，对缺点和错误，敢于直言。喜饶嘉措多次提出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改革，一定要重视民族地区的特点，即少数民族历史环境、生产生活、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差别的问题。他对1958年青海等地藏族地区平叛工作中出现的违反宗教政策的错误，提出过尖锐批评：有的人不研究党和政府的宗教政策，认为宗教是迷信，应一破了事，产生了遣散僧侣、禁止念经，甚至对某些有宗教色彩的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也加以禁止。他强调应该认真贯彻执行民族平等、团结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健全民族区域自治政权，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使他们有职有权，守职尽责。喜饶嘉措对“大跃进”期间，在牧区盲目开荒，影响牧业生产，对民主改革和平叛工作中的错误都提出过中肯的批评和建议。
    喜饶嘉措是一位虔诚的佛教上层著名人士，也是一位在解放前担任过国民政府重要职务的知名人士。解放后，受到党和政府的信任与重用。喜饶大师对改革宗教封建剥削制度和公民有信仰自由的权利曾有过片面理解，经过组织上指出，他的认识有所提高。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称誉他是藏族同胞中有学问的人，是爱国老人。喜饶嘉措总是说：“有了共产党对我的教育和培养，我的思想认识才有提高”，“共产党对我的恩情和三宝（佛）对我的恩惠一样大，表示“只有‘将此身心奉尘刹’以报洪恩”。
     由于左的错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曾遭到过巨大的破坏。 1964年10月批判喜饶嘉措大会在北京佛学院召开，给喜饶嘉措强加上种种莫须有罪名，被指责为“里通外国”、“叛国集团骨干”、“串通叛乱”、“拟定反动纲领”等等，被批判斗争。喜饶嘉措大师对这些莫须有罪名动了肝火，对这些不实之词和那些栽赃诬陷的审查方式提出抗议。在“左”倾错误的影响下，他被视为态度顽固，批判逐步升级，甚至被隔离审查。年底又被遣送回青海接受批判，还在循化老家受到批斗，在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内举办了所谓的“喜饶嘉措反党叛国集团罪行展览”，他多年收藏的经卷、佛像，穿过的袈裟，用过的佛具等正当的佛事活动法器，都被作为罪证而陈列。
    1966年，十年动乱开始，在“四人帮”“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声浪中，83岁的喜饶嘉措大师被揪斗，受到残酷折磨。
    藏历土猴年（1968年）11月1日，在“文革”高潮中，喜饶嘉措这位宗教界泰斗，一位为党为人民做过许多有益贡献的爱国老人，终于含冤离开人世，终年85岁。
    粉碎“四人帮”后，喜饶嘉措的冤案彻底得到平反昭雪。 1978年8月26日中共青海省委在给党中央关于喜饶嘉措问题复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中指出：喜饶嘉措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做了大量有益于人民的工作，在政治上是爱国的，是拥护共产党的，喜饶的案件是属于假案、错案，应予平反，恢复名誉，举行追悼会。
    1979年10月6日，中共青海省委、青海省人民政府在西宁隆重举行喜饶嘉措追悼大会。全国政协、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国务院宗教局、全国人大常委会民族委员会、中国佛教协会及西藏、甘肃、云南等省区的党委统战部送了花圈。阿沛•阿旺晋美、杨静仁、李维汉、习仲勋、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汪锋、张仲良、周仁山、包尔汉、赵朴初、张执一、唐醒民、肖贤法、乔连升、黄正清等送了花圈。
    中共青海省委、省人大、省人民政府、省军区、省政协等送了花圈。
    追悼会由省长张国声主持，省政协主席扎喜旺徐致悼词。
    悼词高度评价了喜饶嘉措大师的一生。
    喜饶嘉措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是致力于佛教事业的一生，他在佛学上的重大成就，不仅在西藏、青海，而且在中国佛教界和世界佛教界都有较大的影响。（毛文炳撰文）
注释:
    ①一说生于1884年，见《青海日报》1950．1．3四版和才旦夏茸的《藏族历史年鉴》第208页。
    ②一说为1916年，见《青海日报》 1950．1．3四版。年代有误差，主要是按年龄推算引起，虚实岁计算有差别。喜饶大师在32岁时取得“格西” 学位则说法一致。
    ③杨效平在《喜饶嘉措大师生平率略》中记为1936年夏之前，大师应聘为五大学文化讲师。此处采用《西北通讯》第一卷6期（1947年8月）李得贤的《青海旅京同乡欢迎喜饶大师记》一文中说法。
    ④喜饶嘉措去昂拉规劝项谦的次数有3次、4次之说。4次说法来自《青海文史资料》第十五辑《解放初期平息昂拉地区叛乱与争取藏族头人项谦的经过》一文 3次之说，见《人民日报》 1980年12月 19日，习仲勋等人的《爱国老人喜饶嘉措》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