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敦群培(dge-vdun-chos-vphel,1903-1951)是现代藏族史上集佛门奇僧、学术大师和启蒙思想家于一身的一代俊杰,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独具性格魅力。其传奇而坎坷的经历,饱含真知烁见的论著,文采飞扬的译作,辛辣讽刺的诗文,浪漫精湛的绘画,闪耀着智慧的启蒙思想，离经叛道的言行,乃至放荡不羁的个性,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更敦群培的学术成就和启蒙思想,是藏文化、汉文化和印度等外来文化相结合的结晶。其人格、学术品格和思想家气质的形成,与20世纪上半叶中国和藏区的社会环境及文化气氛有着直接关系,也打上了这一时期印度文化的烙印。更敦群培是开藏族学术新风、发藏族人文史观之滥觞、启现代藏学的一代宗师.喜饶嘉措一生经历三个时代----满清,民国和新中国,他在民国时期的西藏红极一时,不仅获得了哲蚌寺的拉然巴格西,受到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亲睐;而且还受到国民政府的尊敬,受聘为国立五大学的西藏文化导师,被推举担任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和中国佛学院院长等职.其藏族传统文化造诣之深,所受到历朝政府的礼遇之高,在20世纪的藏传佛教高僧中是曲指可数的.也许是历史的安排,这两位生长在安多的藏族精英结成了特殊的关系,有许多相似之处,其不同的个性也相得益彰.可以说,他们一个是传统的、严守戒律的高僧;一个是现代的、离经叛道的学者.因此，对这两位个性突出而又具有共性的特殊人物进行比较研究是很有价值的. 
     一.更敦群培与喜饶嘉措的关系
 更敦群培在其短暂的一生中结交了不少良师益友，这对其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是研究和理解更敦群培其人、解开“更敦群培之迷”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更敦群培一生交往密切、在他的人际世界里产生了深刻影响的重要人物,主要有其藏族同胞喜饶嘉措、霍康•索朗边巴、邦达饶嘎;外国学者罗侯罗(Rahul Sankrityayan)、罗列赫(G.Roerich)、库鲁塔钦(印度籍藏族);弟子达瓦桑波、喇琼阿波;其父母、姐姐、妻女等亲属。而其中关系最为独特的要数格西喜饶嘉措(shes-rab-rgya-mtsho,1883-1968)。更敦群培与喜饶嘉措大师是20世纪的两位具有代表性的藏族杰出人物,喜饶嘉措传统而正统,更敦群培现代而离经叛道,他们的个性非常鲜明,形成强烈的反差.并且彼此之间还具有同乡、寺友、师徒、畏友、论敌等多重关系.研究他们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更加深刻地理解和认识更敦群培.可是,在有关喜饶嘉措的藏汉文论著中,都只字不提更敦群培,似乎更敦群培与喜饶嘉措之间毫无关系.唯一的例外,是在《喜饶嘉措文集》第三卷收入的《龙树中论略论•无畏狮子吼》中多次提到更敦群培,但只是把他作为批驳的对象,而没有揭示喜饶嘉措与更敦群培之间的关系. 
     (一)同乡关系
    喜饶嘉措比更敦群培年长整整20岁,他于1883年出生在青海省循化县道帏乡贺庄,幼名多杰.道帏(rdo-sbis),藏语意为石头帐篷,系因该地宁巴村下的河滩里有一形如帐篷的巨石而得名.更敦群培的家乡同仁和喜饶嘉措的家乡循化相毗邻,旧时同属热贡(reb-kong),两地之间的关系有着长久的渊源.据《文都寺志》(bis-mdo-dgon-chen-gi-gdan-rabs)记载,昆氏家族阿丹(文都千户的祖先)由热布贡(同仁)来文都地区,路遇打柴人，见阿丹容貌非凡,举止出众,便折枝条为毡,请长住文都.阿丹应承,遂定居文都,生七子.因阿丹“坚定之良智,如日之照,对人无疏无亲,公正慈祥”,为文都众人奉为一方之主.其兄扎西居中库生五子,故称中库地区为“扎西吾阿”.早在明朝初期,现同仁地区的保安等地即由循化管辖. [1] 因而称循化藏族地区为“下热布贡”(即下热贡).循化文都寺(bis-mdo-dgon-chen)与同仁也存在着宗教上的渊源关系.据《安多政教史》载:“该寺(即文都寺)以曲杰扎巴坚赞为首的僧俗众人献寺于叶什姜活佛嘉样罗哲.”嘉样罗哲(1651-1733)系今同仁县夏卜浪人，曾赴西藏修习密宗,获得“俄仁巴”学位，故被称为“俄强”.1696年,他在今同仁兰采乡叶什姜村曲哇仓的修行处建寺，取名“叶什姜桑丹曲培林”,“叶什姜”遂成为这一转世系统的佛号.自曲杰扎巴坚赞等献寺后，历辈叶什姜活佛成为文都寺寺主.近两个世纪以来，由于甘肃拉卜楞寺的影响扩展到循化藏族地区,在这里出现了一些拉卜楞寺的“支寺”和“属民神庄”,加上行政区划的变更,循化与同仁的关系才逐渐疏远.黄河从循化境内穿流而过,同仁境内则流淌着黄河的一大支流隆务河,河水将南面的同仁和北面的循化连结在一起.因此，更敦群培与喜饶嘉措同是热贡人，他们是真正的同乡.热贡壮丽的山川,神奇的土地，养育了这两位20世纪的藏族精英.
    (二)寺友关系
   在全民信仰佛教的藏区,更敦群培和喜饶嘉措在幼年时期走的是同一条道路,都是在家乡的寺庙出家,拜当地的高僧大德学经,步入佛教和佛学的大门;青年时代又离乡背井,前往异乡的格鲁派大寺深造,面壁修习,最终成为佛学造诣高深的高僧和著述丰硕的学术大师,只是时间先后不同而已。
    喜饶嘉措于8岁在道帏乡的古雷寺出家，古雷寺藏文全称为sgo-ris-grav-tshang-dgav-ldan-vphel-rgyas-gling,意为格鲁派兴旺寺.该寺位于道帏沟中部古雷河滩东侧的虎头山麓,建于元朝,属萨迦派.明末热贡隆务寺法台洛桑噶瓦主持古雷寺后,改宗格鲁派,并延请隆务寺的嘉堪钦• 洛桑尼玛来该寺管理寺务.11岁受戒,取法名喜饶嘉措. [2]  1899年,16岁的喜饶嘉措赴甘南拉卜楞寺,入闻思学院学习因明和佛经5年.21岁(1904年）修完该扎仓十二学级的全部经论课程和戒律,奠定了坚实的佛学基础.1904年春,跟从入藏商队前往拉萨,入哲蚌寺深造.1915年,32岁的喜饶嘉措考取“拉然巴格西”.
    更敦群培1903年出生于热贡(1929年才设立同仁县)双朋西村,幼名仁增朗杰.4岁便开始随其父和夏嘎巴二世的经师学习藏文文法和诗词.后出家入家乡的亚玛扎西齐寺(gyav-ma-bkras-shis-vkhyil).1917年到化隆地察寺(lde-tsha)学经,受戒,取法名更敦群培.1920年,17岁的更敦群培前往拉卜楞寺修习因明,比喜饶嘉措晚20年.1927年,更敦群培告别家乡的亲友,前往塔尔寺,跟随入藏商队赴哲蚌寺深造,比喜饶嘉措晚23年.
    喜饶嘉措和更敦群培都在安多的格鲁派最高学府拉卜楞寺和卫藏的格鲁派最高学府哲蚌寺学经,接受了严格的藏传佛教寺院教育,这为他们后来成为藏传佛教高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师徒关系
    1927年,更敦群培离开拉卜楞寺,前往西藏朝佛,并入哲蚌寺学经. 按照以籍贯和地域划分学僧的传统惯例,安多僧人被分配到果莽扎仓鲁本康村.在这里，更敦群培第一次见到哲蚌寺的上师、同乡格西喜饶嘉措,并与他结成了特殊的师徒关系.早在1917年，喜饶就受十三世达赖喇嘛之命,校勘《布敦全集》,历时6年，完成了26函,约200种的校勘.当时，喜饶嘉措名满全藏,如日中天,他获得格西学位后，受十三世达赖喇嘛之命,在罗布林卡主持校勘大藏经《甘珠尔》部,经常出入布达拉宫.历史上司徒活佛和慈成仁钦曾校勘过大藏经,由此可见喜饶嘉措高深的佛学造诣.有时喜饶嘉措还到甘丹寺和色拉三大寺的讲经.而更敦群培只是刚从安多来的一个无名小卒,但是他很快就一自己的独特个性和学识攒露头角,引起了喜饶大师的关注.自从更敦群培于1927年入哲蚌寺起，他就参与了喜饶嘉措校勘大藏经的工作,并且协助喜饶厘定佛典语言. [3]
    这是一种特殊的师徒关系,因为喜饶嘉措把更敦群培视为自己的弟子, [4] 而更敦群培却不承认自己是喜饶嘉措的弟子.  [5]
  (四)畏友关系
   更敦群培与喜饶嘉措可以说是“平生风宜师友兼”,他既是喜饶嘉措的弟子,又是喜饶嘉措的畏友和诤友.自更敦群培到哲蚌寺起，他在自己所在的果莽扎仓中,就以无敌的雄辩者著称.他的言谈举止就象一名浪荡僧(rdab-rdob),懒散好斗,装束和行动都不完全遵守戒律.更敦群培声称,他能驳倒喜饶嘉措所讲的一切,而喜饶嘉措也总是把更敦群培看成是个疯子.他们两人在佛法上都有很深的造诣,但彼此的观点却是相悖的.有一段时间,更敦群培不再听喜饶嘉措授课,格西喜饶嘉措非常气愤,派人到更敦群培的住处去问个究竟,当时更敦群培正在作画,他抬起头来说：“喜饶嘉措知道的，我都知道;我不知道的，喜饶嘉措也不知道.”说罢继续画他的画. [6] 这不禁使人想起国学大师钱钟书青年时代的狂傲,他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曾口出狂言:“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 [7] 更敦群培在印度时,有一次收到喜饶嘉措的来信,告知将经印度乘船前往中国内地,并希望在加尔各答与自己的弟子会面.可是师生一见面,又象从前一样发生了争论,争论的问题是地球的形状,更敦群培依据自己所接受的现代知识和观念,确信地球是圆的;但作为老师,喜饶不愿让步,反驳道:“我可以把它压平!”对此,更敦群培给予了严厉的回击. [8]
 (五)论敌关系
   更敦群培与喜饶嘉措还因《龙树中论奥义疏》(dbu-mvi-zab-gnad-snying-por-dril-bvi-legs-bshad-klu-sgrub-dgongs-rgyan)而成为论敌.这部作品是根据更敦群培于40年代末向其弟子达瓦桑波讲授龙树《中论》时,达瓦桑波所作的笔记整理而成的,1951年印制出木刻版.更敦群培在这部作品中，以批判地继承的态度,阐述了龙树创立的佛教中观学说的精义,即“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三是偈”)这既是对“中观”所下的定义,也是龙树《中论》思想的概括.并且从中观应成派的角度,结合藏传佛教实际,论述了佛护、月称、寂天、阿底峡等佛学大师关于“八不缘起”(不生不灭，不常不断,不一不异,不来不去),“二谛”(真谛和俗谛）,“无明”(无知),“实相涅般”和消灭“戏论”,得出“实相”等重要概念和范畴的理论.同时，还以现代的眼光，发展的观点,观察和研究佛教中观学说,对至高无上的佛主，“二圣六庄严”以及格鲁派始祖宗喀巴的理论进行挑战,阐明了自己的佛学思想.
    更敦群培的《龙树中论奥义疏》问世后，很快就在藏族僧人和知识分子中流传开，这部观点新颖,写作风格与传统作品迥异,对佛教中观学说具有独到见解而不因袭成说的奇特著作,吸引了广大读者，受到国内外学者和佛教信徒的关注.而一些格鲁派高僧却将其视为离经叛道的异端邪说,感到对藏传佛教和传统的价值观念构成了威胁.为了维护佛教正统,消除更敦群培的思想在广大藏族僧人和知识分子中的不良影响，德高望重的格西喜饶嘉措大师亲自上阵,于1956-1957年撰写出讨伐在《龙树中论奥义疏》的檄文,题为《龙树密意略论•无畏狮子吼》(klu-sgrub-dgongs-rgyan-la-che-long-du-brtags-pa-mi-vjigs-sedgev-nga-ro)。 [9] 喜饶大师在这篇长文中，用辩经的方式,以老师教训弟子的口吻,对更敦群培及其弟子达瓦桑波这种不合正统的中观思想和以怀疑,批判的态度评说佛教的言论进行了驳斥.从喜饶嘉措《致达赖喇嘛的两位经师的信》中可以看出,喜饶大师的这部驳论是奉命之作,即是遵达赖喇嘛的经师赤江和岭仓之嘱而写的.信中写道:sbed min khrom bsgrags kyi thugs dogs rmi lam du yang mdzad ma dgos.gnas byang chub kyi snying po la rdo rjevi skyil krung gis vdug pvi bar du gsang bar dam bcvo. [10] 随后，其他正统学者和僧人也与喜饶大师相呼应,撰文批驳《龙树中论奥义疏》.正是更敦群培的遗著《龙树中论奥义疏》的问世,使更敦群培与喜饶嘉措由师徒关系演变成论敌关系,这可谓20世纪藏传佛教史上的一段佳话. 从这一点来看,更敦群培与喜饶嘉措类似于鲁迅与梁漱溟,“鲁迅是民国以来最伟大的文学家,尖刻地批评传统社会,而梁漱溟则象圣徒一般地护卫传统社会.”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