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哲学一词在当代哲学文献中并不经常出现，在我国不少哲学家和科学家听来甚至有些别扭，但是我主张确立自然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地位，重建被人们忘记了很久的自然哲学。在“自然哲学的历史与现状”一文中，我曾解释了为什么可以而且应当建立自然哲学学科的理由，本文进一步阐述一下建立自然哲学学科的基本原则。
一、超越科学
   1、传统自然观研究的科普化和无哲学状态
     我国有自然观研究，但不称自然哲学，这表面看来是名称问题，但实际上反映了传统自然观研究中的无哲学状态。关于自然，有科学的问题，也有哲学的问题，有形而下的，也有形而上的，自然哲学要研究形而上的问题。
       传统自然观研究的缺陷恰恰在于，全身心地扑在形而下的科学问题之上，找不到哲学问题，或者误把科学问题当作哲学问题。研究者们谦恭地追随在日新月异的自然科学后面，作出一些科学家们根本不屑一顾的哲学概括。这种哲学概括就其积极意义而言，是在哲学界做了科普工作，但长期满足于做科普工作，忘记了自然哲学的真正任务，忘记了自已是在做哲学。
      哲学家去谈科学问题，就科学问题进行争论，比如就夸克还有没有结构以及夸克禁闭能不能打开等问题进行争论，实际上是误入歧途。我们知道，涉及具体科学问题的争论，哲学家几乎是没有发言权的，因此，把哲学争论引入科学争论之中，势必使哲学家陷入无自主性的困境：这正是哲学家不研究哲学问题的必然恶果。
    2、科学主义与科学世界图景的本体化
     这种现象的确与科学主义哲学的流行大有关系，文革结束后向科学进军的号角震天动地，所有的人都痛感科学技术太落后了，必须重视科学、大力发展科学。这种社会心理在哲学界的反应是，人们普遍达成了对如下科学主义原则的共识：至少在解决自然界问题上，自然科学是最优越的方法（当然还有人进一步认为，自然科学的方法可以也应该运用到社会科学领域，出现了大量这类工作），因此，对自然的理解没有比自然科学更具权威的了，研究科学的自然观就已足够，无需再对自然作什么哲学的形而上学的思考。
      因此，人们不禁再一次追问，真有所谓形而上的问题吗？难道不是有许多著名的科学家也认为，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自然哲学的领地越来越小，许多从前被作为纯粹哲学问题的问题，也逐步变成了科学研究的对象，哲学在涉及自然的领域里已经没有多少事情可作了吗？
     这确乎是一个需要仔细加以研究的观点，难道自然哲学的问题不正是逐步变成了科学问题吗？现代宇宙学已经开始研究宇宙空间尺寸的有限无限问题，量子宇宙学开始研究时间的起源问题。这些从前被认为是先于经验的先天范畴的概念，现在看来已变成了经验的问题。天文学家只要准确可靠的测定宇宙中的物质分布，算出宇宙的减速因子，就可以决定宇宙空间是有限还是无限的，宇宙的有限无限是一个经验事实。
     如果真是这样，独立自主的自然哲学就的确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对那些科学已经涉及的问题，当然应该听从科学的结论，而对科学还没有研究的问题，自然哲学的思考不外乎思辨、猜测、直觉和幻想，其结论必定幼稚、粗浅，待将来科学进一步发展到探讨这些问题时，自然哲学的结论必定被抛在一边，因此，预先作这些工作实际上也是无意义无价值的。
     所有这些观点在某种意义上非常正确，非常合理，尤其在我们国家，长期以来存在哲学干扰自然科学正常发展的现象，因此它们显然具有历史的进步性和合理性。但不能不承认，作为哲学观点，它们是不高明的。
       人类的致知活动创造了一个外部对象世界，随着人类认识活动在深度和广度方面的发展，这个对象世界越来越大，领域越来越辽阔，它甚至将致知活动本身、将人类精神现象本身对象化，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科学领地越来越大，甚至侵吞传统的哲学领域。这种说法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决不应该忘记，所有这一切都仅仅是对象性的，因此它不是终极的，是形而下的，不是形而上的。
       忽视致知活动的对象性特征就会产生重大的哲学谬误。我们知道，自然科学搞清楚了我们地球、太阳系、银河系甚至整个物理宇宙的许多事情。它追溯了诸天体的过去、现在和末来；它甚至大体搞清楚了人类的来龙去脉，确定了人类在生物进化链上的位置；还发现了人脑中的许多奥秘，揭示了许多精神现象的原因。总而言之，它把致知活动本身进行了对象化：作为认识主体的人的来龙去脉，作为认识器官的人脑的机理，作为认识对象的自然界的规律。这时，许多人就忘记了自然科学根本上的对象性特征，把自然科学描绘出的自然图景反而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赋与终极的意义，而把致知活动当作自然图景中的一幕，当作进化到高级阶段的人脑与自然界之间进行复杂的反应，并且在这种意义上坚持认识论从属于本体论。
       把科学世界图景本体化必定在哲学上迈不出哪怕一步。《辞海》（１９７９年版）中“自然界”条写道：自然界“是在意识之外，不依赖于意识而存在的客观实在”，但紧接着又说，“人和人的意识是自然界发展的最高产物”，表明意识只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与“自然界在意识之外”相矛盾。既然把人的全部活动消弭于科学的世界图景之中，那么，即使将哲学的目标定在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或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思维、意识都不过是物质、存在发展的一定阶段，因此，它们何时发生关系，如何发生关系，就是一个纯粹的科学问题了，哲学找不到事干。
      近１０多年来，哲学界由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到强调认识主体性，力图打破这个僵局，但是根本的将科学世界图景本体化倾向并末消除，或说并未意识到这种倾向从而有意识的消除它，结果在理论上就不堪一击。无论你怎么讲认识主体在认识活动中如何重要如何改变了认识对象，无论你怎么讲实践唯物主义主张人面对的是他改造过的自然即人化自然，人们总可以追问，既有人化自然就必然有天然自然，既有已改变了的认识对象，就有未改变的原本的认识对象，它们之中哪个更为根本？主体性哲学、实践唯物主义是否研究天然自然，研究原本的认识对象？如果不研究，但还承认它们存在，那么，主体性哲学、实践唯物主义何以成为一个追究终极问题的哲学；如果不研究，而且同时否认脱离人的自然的存在，那么，人们就会追问，自然科学分明已经表明，在人类出现之前很久，地球就存在着，日月星辰就闪耀着，对这个基本的常识还能有什么疑问？
      对于那些自觉不自觉将科学世界图景本体化的人来说，“在人类出现之前自然界是否存在”的问题，必然是对他们中试图在认识论上背离反映论和真理客观性原则者的致命打击。我迄今没有看到任何人直面这一尖锐的发问。诗化哲学家们宣称自己谈的不是这一方面的问题，因而宽容大度的承认认识论领域所发生的一切均是可接受的，而谈论认识论问题的人全都避而不答。
      3、哲学超越科学立足于人
     哲学离不开人，人是一切意义之源，任何哲学事实上也不忽略人，只不过对人的理解不同。将科学的世界图景本体化的哲学也决不是不谈论人，但是人在这里，是世界图景中的一部分，一个角色，被对象化了。人的存在由科学规定着。然而，科学来自哪里，科学的最终依据又在哪里？当人们以一种批判的精神反思自已，却误将自已抛入了虚无的深渊，将自已变成了画中人。反思主体失落了，哲学继续不下去了。
     关键毛病出在将科学世界图景本体论化。科学本来是人的历史创造，是人按照因果原则构造的因果性知识体系，是人创作的画面。它虽然是人类生活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但也只是一个方面而已，倘若人沉醉于这种世界图景中，甚至将自已消弭于这种世界图景中，那就是异化。从哲学上消除这种异化的根本途径是进行本体论的转换，必须从终极意义上确立人而不是其对象化的世界作为本体。
     对于作为本体的人的全面描述，是形而上学的任务，在这里是无法透彻地说清楚的。本体论转向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把人类丰富复杂的生活之整体作为哲学活动的最终依据。人类除了有认识活动外，还有审美和求善活动。真、善、美是人类生活整体中不可或缺的东西，科学、宗教和艺术不过是对它们各自提供一种普遍形式。任何一种普遍形式都不可取代、淹没其它的普遍形式，将它们中任何一种本体论化，都必将导致哲学的灾难，以致人类生活的灾难。
      科学世界图景是人类心智的创造，是伟大的科学家们天才的建构，但是科学不是新时代的宗教，科学家们不是神。作为科学对象的自然界的形象是与人类的历史性生活有关的。有越来越多的科学哲学家指出过，科学思维方式如何植根于常识和日常经验之中。科学哲学在走向一种科学人类学，自然图象更是受制于人类特定的生活境遇和历史环境。自然概念不单是来自科学实践，甚至不取决于新发现的经验事实，它有着更广阔的背景。这就是自然哲学何以可能的根据：超越科学批判自然观念不仅可能而且必要。
      科学思维终结的地方，就是哲学开始的地方。科学建造了我们的世界，世界的边缘就是哲学大展其才的领地。哲学在世界的边缘工作。在科学思维中，人们必定要碰到如下一个怪圈：我们关于自然界所知道的一切都是由科学家决定的，而且这些科学结论是历史的是可修改的。地球年龄有时长一些有时短一些，人类的年龄有时大一些有时小一些等等。然而，我们的人类就生活在科学家们所规定的这个画面之中。当我们指着这幅画说三道四时，特别是改变这幅画中的我们时，我们怎么办？这是一个怪圈。它引发了我们关于世界关于我们自已的一种荒诞感。埃舍尔的版画“画廊”生动直观地表达了这个怪圈，我认为它恰当地描绘了科学认识者与其对象世界的缠绕关系。
     我们都知道这个画廊不是真的，但在将科学世界图景本体化的哲学中，人与自然界又不能不是这种关系。这种似乎无法避免的不真实的缠绕关系，源自我们一心沉浸在科学世界图景中不能自拔。我们很容易看出，当我们意识到《画廊》不过是埃舍尔的一幅版画时，困扰我们的人与自然的怪诞关系便消失了。同样，当我们从终极意义上确认科学世界图景的对象性、非本体化，确认人和人类历史的现实的生活整体作为哲学的最依据，那么，认识主体的虚无感就会消失。超越科学是自然哲学的起始点。
     4、科学和哲学在基本概念上分裂
     一方面是对象化的科学世界版图的不断扩大，另一方面是哲学在人本领域坚守阵地，为人类丰富复杂的各生活层面辨护。科学与哲学的这种二元发展，产生了一个严重的后果，那就是语言的分裂，语词含义的二重化。“从亚里士多得开始，西方的‘语言’就产生了一种‘麻烦’：他们只有一种‘语言’（希腊语、拉丁语、德语、英语、意大利语……），但却有两种含义：一种是科学性的，一种是哲学性的。”这种现象是自然哲学首先必须深切意识到的。
      促使我意识到这种分裂的是对宇宙有限无限问题的思考。对宇宙有限无限问题的讨论如此漫长而又如此没有结果，部分是因为历史原因，部分则是因为该问题在哲学上的永恒性，如此一无所获恰恰要归因于对后一原因的无意识，归因于争论几乎没有在哲学层次上进行。广泛流行的哲学宇宙与科学宇宙之区别实质上只是牛顿无限宇宙与爱因斯坦有限宇宙的区别，是两种科学模型的区别，完全把区分引入了歧途。
     宇宙一般说来是指现象的总体。当这个总体是作为对象时，它是一个科学的宇宙概念；当这个总体是作为绝对总体时，它是一个哲学的宇宙概念。当对绝对总体作对象性观照时，就会引起宇宙论的二律背反：一方面，它作为对象就是可超越的，因而就不是绝对总体；另一方面，它作为绝对总体就不是认识活动的对象，因为对象化认知活动正是要将认识主体与客体判然分明，打破绝对一体的混沌状态。
       概念的二重化也表现在有限无限问题上。一般说来，有限无限指的是限制与超越，但所谓限制与超越是纯形式的完全无内容的说法。从人类本体论意义上讲，有限的感性生命和无限的理念追求之矛盾是一个基本的矛盾。人把他所有的对象看成是永远可超越的，这是人的哲学本质。正是因为此，认识无限性观点才得到了那样广泛的公认。在本体论意义上，被对象化的世界总是有限的。它既限制人类，也限制自身。但人总可以超越这种限制，无限属于人，这就是有限无限的哲学含义。因此，在哲学意义上，作为对象的宇宙是有限的，而作为绝对总体的宇宙是无限的，无限的绝对总体不是对象，不是有限。
      但有限无限还有一套数学的表述，它刻画认识对象量化的空间特征。在今日数理科学看来，作为对象总体的宇宙之空间上的有限无限，乃是一个经验上的事实问题。观测宇宙学的进一步发展就有可能揭示出宇宙有限或无限在经验上的证据。今天，有限和无限的数学含义可以由建立在严密基础之上的数学分析来解释。
     宇宙和无限分别禀有的两套概念系统，使得对宇宙有限无限问题的解答变得复杂，使有关争论陷入一片混乱之中。首先，当我们设定作为对象的科学宇宙是有限的，而作为绝对总体的哲学宇宙是无限的时，我们的目的是要引发对人类生存意义的形而上学的沉思。科学宇宙之有限、哲学宇宙之无限决不可以作数学的理解，相反，我们甚至要防止对哲学宇宙作认识论的理解，因为哲学宇宙（绝对总体）是本体。本体的认识论化必将使本体失落，与前面谈到的科学世界图景的本体化，犯的是同一错误。因此，第二，我们除了在本体论上坚持本体不能认识论化（人的生活不能还原为认知活动，价值不能还原为事实）外，我们还要在认识论上论证绝对总体作为认识对象的虚幻性，把它作为认识对象是一个误会。第三，科学宇宙空间的有限无限问题首先依赖于空间观的选择，承认不承认黎曼几何中的内禀空间概念，将决定着宇宙空间的有限无限问题能否在科学范围内加以解决。所谓内禀空间概念，简单说来就是，相信可以不跳出宇宙之外来研究宇宙，可以不在总体之外而在总体之内研究总体，由局部性质达致总体性质。在承认宇宙空间的有限无限问题可以在科学内部解决的前提下，关于这个问题的哲学讨论就该结束了。
        过去有关争论大多是在第三层次即空间观的层次甚至更低，在宇宙学层次上进行，对本体论问题和认识论问题根本没有展开细致的思辨。但屡见不鲜的作法是：把本体论上先验设定的对象宇宙的有限性与绝对总体的无限性作空间观上理解，又以人类对对象绝对的可超越性，对抗内禀空间概念。问题被搅得混乱不堪。
       就人类的认识活动而言，不存在作为绝对总体的宇宙，认识主体面临的永远是对象宇宙，有限的宇宙；就现代科学所构建的对象宇宙而言，空间尺度的有限无限已成为经验问题，可能有限也可能无限，取决于观测数据的进一步充实。流行的宇宙无限观在这两方面都是错误的。无限当然存于人的自由意志之中，人在审美和信仰中达致无限，但以审美和宗教情绪代替求知、求真是不允许的。
      意识到在宇宙、无限、时间等基本概念上科学与哲学的分裂，是超越科学走向自然哲学的重要一步，阐明这种二重性是自然哲学的首要任务，甚至是根本任务。只有在这种阐明中，才能生成科学的自然图景，也生成对这种自然图景的超越。
  二、诉诸历史
   1、历史是超越的依据
   自然哲学当然不能无视自然科学的建设性成就，相反，它必须以自然科学的世界图景为超越的起点。科学世界图景不能获得本体意义，它本身不能为自已提供终极的依据，它需要经受来自终极本体方面的批判。
来自终极本体方面的根据是历史，人类丰富复杂的生活整体是历史，一切哲学问题植根于历史之中。

     对历史不可以仅在“过去的事情”意义上理解，历史永远在某种意义上活着，成为人类生活际遇的一个有机部分。对世界的理解对人生的理解是源于历史的，我们的喜怒哀乐不可能纯粹是此刻的感受，它其中交织着深厚的文化背景，这些文化背景依然是我们今日生活的一部分；人的预期来自对历史的警醒，历史代表着潜在可能性，人类为了更好的生活，就需要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以迎接末来的挑战。
       自然本质上是空间性的，它是无法最终消除的外在性，它对人的异在具有形而上的终极意义，虽然自然科学也在研究自然界的时间历程，研究自然界的发展，但这些时间实际上是空间化的，是可以消除的；历史本质上是时间性的，虽然历史学家常常对之进行对象性思考，将外在性赋与它，但它的外在性是可以最终消除的。所谓“任何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历史本质上内在于人，它比自然更贴近本体，这就是它之所以能作为超越科学批判自然图象的依据的根本原因。
     在我看来，有两种倾向都是错误的。一是将自然内在化倾向，它把自然作为人本身的一部分，是人躯体的组成部分，或者把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是自然躯体的组成部分，这样作的结果必定不同形式地使人的主体失落，而且使人类的生存活动受到损害。比如，一个当今国内国际都流行的观点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生存者与其生存环境搏斗而求生存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承担责任和义务的伦理关系，这个观点是典型的将自然内在化，而且其后果棗主体失落和生存危机棗也是极其明显的：我们当然主张保护生态，但这是因为保护生态可以更好地保护人类，否则，我们就不会伦理地保护生态。在极其恶劣地自然条件下，人类为了生存，他所需要作的不是精心地保护生态，而恰恰是要征服自然。对于发展中的落后国家来说，在规划生态工程时，是决不能忽视这种哲学上的考虑的。
     另一种错误倾向是将历史外在化，它把历史看作凌驾于人类活动之外和之上的异已力量，因而极大地窒息和扼杀了人的主体创造性和自由意志。一个极端的外在化形式就是历史决定论，在这里，历史不是被人所掌握从而是活的，相反，人被僵死的历史所掌握，成了历史实现其自身逻辑历程的工具。
2、在历史中理解自然

     自然的外在性不等于自然概念、自然观的外在性。自然观、自然图景是属于历史的，因此，只有在历史中才能理解自然。
      汤因比曾经说过，我们对宇宙和自然的知识的确比从前多了，但我们对自然的理解却一点也不比古人高明。这话初听有些费解，实际上是揭示了自然科学和自然哲学的区别：提供知识的自然科学发展了，但提供理解的自然哲学却无所谓进步，因为，自然首先是作为人类生存环境的自然，是作为与人类协调手段相适应的自然，因此，不同时期的自然观是与人类不同时期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态度有关的。理解自然，不是对自然解秘，而是为自然赋义，是理解人的生存方式，理解人类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
     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自然观。任何民族在其世世代代的生存繁衍中，都会形成与其生存环境相协调的特定方式和理性传统，自然观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协调活动的特征。研究不同自然图景的历史文化背景是自然哲学学科基本建设的内容。
       人们都非常熟悉机械自然观与有机自然观的对立，但是能不能将西方自然观的历史简单描述成由有机自然观到机械自然观再到新有机自然观（如系统自然观等等）的历史呢？能不能进而由这个不可抗拒的（外在的）逻辑行程（决定论的）推定有机自然观的优越性呢？流行的作法就是这样，但这种作法是不可取的。
      我相信，机械自然观与有机自然观的对立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存在，只不过不同时期占据统治地位者不同，因为它根源于两种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而这两种生活方式和态度肯定是并存的。重要的是去发现、辨别它们。柯林武德在《自然的观念》一书中提出了“类比”概念来将自然观的演化同西方文化的演化相关联，他在论述机械自然观时说：
    “文艺复兴的机械自然观开始时，同样是类推的，但它是以非常不同的观念秩序为先决条件的。首先，它基于基督教的创世和全能上帝的观念，其次，它基于人类设计和构造机械的经验。希腊人和罗马人都不是机械的使用者，只是在很小范围内使用石弩和水钟，这些机械的特征还没有明显到足以对他们想象他们自己与世界的关系产生影响。在１６世纪发生了工业革命，印刷机和风车、杠杆、水泵和滑轮，钟表与独轮车，以及矿工和工程师大量使用的机械，构成了每日生活的特征，每一个人都懂得机械的本质，创造和使用这类东西的经验开始成为欧洲人一般意识中的一部分。因而导向如下命题就是容易的一步：上帝之于自然，就如同钟表匠或水车设计者之于钟表或水车。”
     这段论述虽比较简略，但极富有启发性，对于中国传统自然观，我们也应该能作出一个类似的历史的文化的考察。只有在这些考察的基础上，才能全面地理解自然，公正地评价不同自然观的意义。
   3、当前自然观研究的无历史状态
       研究不同自然观的深厚文化背景和历史根源，是自然哲学学科建设的基本内容。我国当前的自然观研究几乎完全忽视了这个工作。对历史，不是将其逻辑化、简化，就是完全撇置一边。人们普遍认为，自然观研究的最高成就是构造一套范畴体系，因此，闭门营造形式上完美的自然界范畴体系成风。从著名的教授到山区渴望成才的自学青年都各自抛出了自已精心编织的体系。人们希图只通过纯粹的概念演绎就获得对自然的深刻把握和理解，但事实上我们看到，除了以曲折的方式传达了一些科普知识外，许多范畴体系无法与粗浅幼稚的概念游戏相区别。逻辑可以帮助我们整理和传达思想，但它本身并不能提供新知。真正独到的自然哲学思想无须以范畴体系的方式表述，而一个形式上完善的范畴体系很可能是完全空洞无物的。
       不重视历史是自然辩证法界的一个普遍毛病，不只在自然哲学领域，在科学哲学方面也是。人们最感兴趣的是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希望一旦找到科学方法找到科学发现的逻辑，科学家就会事半功倍。实际上，近几十年来科学哲学的研究揭示出，根本不存在一种普遍有效的科学方法和永恒正确的科学推理程序，任何方法都是具体的历史的。对方法的崇拜既反映了逻辑主义科学哲学的影响，也反映了在科学研究中的急功近利：把方法当作点金术，以为有了新方法就有了新科学、新历史和新哲学。把科学研究看作方法与材料的结合，就如同把语言看成语法与单词的结合一样，必定忽略了许多有机成分，这些有机成分是历史的、非逻辑的，但却是更本质的。
        对历史的忽视导致了，一方面，忙于勾勒最新自然科学所提供的自然图景而不能自拔，另一方面，跳出科学之外构造无意义的范畴体系。这两方面都不是自然哲学的恰当工作，它既没有理解自然也没有理解人，远不能称作为哲学。
        当代科学，一方面是传统基础学科继续通过向更深的微观层次还原来统一整个自然界，理论物理学的目标依然是寻找“宇宙之砖”，以完成大一统理论，分子生物学力图将生命现象还原到分子水平上解释，这反映了机械自然观棗质还原为量，宏观现象还原为微观现象棗依然是现代科学的重要研究纲领和概念框架；另一方面，自然界的整体性、系统性被自然科学的许多分支所发现并强调，从物理学中的量子关联、耗散结构、协同学，到生物学中的活力论、目的论，再到生态学，显示了有机自然观棗整体的观点、系统的观点棗在自然科学中的复活。当代科学世界图景事实上处于二元并立状态。
       当代世界，一方面是发达的工业化国家越来越感到人类离开自然界太久了，生活在人工建造的塑料房子里呆得太腻了，怀念宁静雅致的田园风光，因而大声疾呼，人类只有一个地球，要保护地球的原始生态；另一方面，落后国家的人民为了吃饱肚子依然在向大自然开战，他们不掠夺自然的生态资源就无法维持自身的生存，就无法追赶发达工业化国家的步伐。在这种贫富对歧的世界格局下，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看法，就不纯粹是一个思辨的话题，而有着深刻的含义。
       当代中国，一方面是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走向未来，这已成为新时代的主旋律，历史在呼唤当代中国人开拓创新、勇猛奋进，历史在呼唤创造的主体精神和拼搏精神（向异在力量宣战）；但另一方面，传统文化的阴影总在笼罩着现代中国人，与不求进取、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文化心理相适应的传统自然观棗贴近自然、化归自然、天人合一棗被各种各样的名义加以宏扬。传统与变革的矛盾困绕了中国思想界数十年。
       新时代的问题如此显著，对立和冲突如此尖锐，为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作价值申辨的哲学是该大有作为了。自然哲学的重建适逢其时，应当不辱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