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军费来源
    清代最早在西藏驻军始于雍正朝，驻军的目的是为了设置驻藏大臣后护卫其安全。据雍正五年（1727年）岳钟琪奏折：“今口外（指西藏）若不设兵驻防，则惟有一面预备川、陕两省兵马，事事早为料理；一面差官驻藏，以为防护达赖喇嘛、体察番情之计。臣愚以为廷议令委官一员随钦差进藏，固属甚是，但止遣官员，不带兵马，则恐索诺木达尔扎等结党勾连，岂一二官员所能钤制。应请派拨陕省参游一员，马兵三百名，随钦差进藏驻扎弹压。”此项建议得到了雍正皇帝的支持，并决定驻军各项支出都由清朝中央政府的财政拨付。当时每年为此需花费银两三四万两，刨除军械、弹药及少量备赏用银外，平均每名士兵每年钱粮达数十两之多，生活较为宽裕。当时采取的办法是，驻藏马兵在从川边出发前分别发给银两，到藏之日，听其自行买备口粮，驻守官兵每三年更换一次。据雍正十一年（1733年）驻藏大臣青保的奏折：“在藏驻兵五百……仰赖皇恩，每月赏兵丁饷银四两九钱，由藏购食，不需输运，兵器、帐房、弹药等物，则由撤兵留足”。
    至清中期，随着驻军规模的扩大，开始在后藏也驻军。据记载，嘉庆朝中期在藏共驻官兵682员，其中满汉官87员，满汉兵595员，每年兵饷约需银10万两，军士待遇较以前更丰裕。但饷银由四川省按年解送，转运非常不便。因此也部分地在驻军费用中使用查抄的资产。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摄政策墨林噶勒丹锡图萨玛第巴克什因被控需索财物、侵占田庐、私拆民房、擅用轿伞、强据商产、隐匿逃人等罪，被查抄资产，将其中抄出的银两银器75700余两、黄金金器折银11000余两，同时充为军饷；又将查出的米287石、青稞、豆麦6949石充为士兵粮饷。
    2、粮饷及派支乌拉定额
    由于清廷对在藏的驻军采取的是按月发放银两、由军士自行采买粮食的办法，或是入藏前在川边发给银饷、由军士自己携带入藏、自行采买粮食的办法，因此控制军粮买运支放各环节、平抑粮价就成为清廷必然采取的措施。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十二月，根据大臣阿桂遵旨议奏的在藏驻军军粮买运支放章程，清廷核定了稞麦市价及加工费用，意在稳定粮价、保障军粮供应。根据朝廷的指示，驻藏大臣鄂辉与达赖喇嘛商定，借本年（1791年）西藏收成丰稔之机，综合考虑上两年的粮价，确定今后的军粮采买价格。“查五十四年采买案内，经舒濂等奏明，每麦一石价银一两四钱八分，每青稞一石价银一两七钱四分。又五十五年采买案内，每麦一石价银一两一钱一分八厘，每青稞一石价一两三钱九厘。”“藏中今岁收成尚为丰年稔，臣与达赖喇嘛酌议，每麦一石价银一两一钱，每青稞一石价银一两三钱，较之五十四、五年采买价值不少无多。但麦子磨面并青稞炒面糌粑，一切人工薪火，
    不应核计定价，每面一石加磨工银二钱，每糌粑一石加炒价磨工银三钱。"同时规定，官兵口粮应酌定斤数，“无论官兵人等每日支给糌粑一升，以昭划一。”关于军粮运价，规定“所办糌粑，亦照运面之例，每一石五斗用乌拉一只，每站给价银一钱六分，每二只给照料夫一名”。
    为保证粮食供应，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清廷对驻藏官兵粮食供应按不同官阶做了定额规定：“副将、参将，每月打米二克，面五十斤；游击、都司，每员每月打米二克，面四十斤；守备、千把总、云骑尉，每员每月打米一克半，面三十斤；外委每员每月打米一克，面三十斤；兵丁每兵每月打米一克，面二十斤；满营佐领每员每月打米二克，面四十斤；骁骑校每员每月打米一克半，面三十斤；甲兵每名每月打米一克，面二十斤。以上总共满汉官八十七员，满汉兵五百九十五名，官兵总共六百八十二员名。每月共该打米七百一十六克半，该面四千五百三十六斤”。
    西藏由于地广人稀、自然条件恶劣，驻藏官兵为办差事、进出藏或移驻时往来交通必须要有由藏民支应的乌拉差协助方可完成。因此，清廷对官兵派支乌拉也规定了具体定额，既保证充分使用，也避免滥用浪费银钱并加重西藏百姓的负担。清廷认为：“西藏地方，山川险阻，所有驻防官兵，跋涉艰难，始饬令番民等支应乌拉，以供差使……嗣后每遇官兵差事，务须查照章程内载数目给付乌拉，毋得擅行更改，致干重究，凛遵毋违。”咸丰七年（1857年），清廷修改了以前的官兵乌拉定额，规定：1、在藏每遇差事，“游击、夷情、粮务，原定骑马七匹、驮牛八只，今加增骑马三匹、驮牛四只、人夫四名；都司，原定骑马五匹、驮牛六只，今加增骑马二匹、驮牛三只、人夫四名；守备，原定骑马五匹、驮牛六只，今加增骑马二匹、驮牛二只、人夫二名；千总、满印房，原定各给骑马三匹、驮牛四只，今加增骑马一匹、驮牛二只；把总，原定骑马二匹、驮牛三只，今加增骑马一匹、驮牛一只；外委，原定骑马二匹、驮牛二只，今加增骑马一匹，勿庸添给驮牛；额外字识军功，骑马尽敷足用，今加增驮牛一只；兵丁，无论远近，各给骑马一匹、驮牛一只。”2、文武官员由省来藏，或班满回省，或系饷银，或系火药，或系押解人犯等差，“夷情，骑马十四匹、驮牛二十六只、人夫四名；游击、粮务，各给骑马十四匹、驮牛二十二只、人夫四名；都司，骑马九匹、驮牛十四只、人夫四名；守备，骑马八匹、驮牛十只、人夫三名；满印房、千总，各给骑马五匹、驮牛六只；汉印房稿书所用的骑驮，以前章程未经开载，自此起，无论出远差近差，均各照满印房骑驮支给；把总，骑马四匹、驮牛五只；外委，骑马三匹、驮牛四只；额外字识军功，各给骑马二匹、驮牛三只；兵丁，无论地方远近，均各骑马一匹、驮牛一只。”3、紧急情况下，“文武大小官员及兵丁，如有紧急事件，察其夷务光景，地方之远近，不得不添骑驮者，自应随时斟酌添给；廓尔喀学生二名送京当差，各给骑马五匹、驮牛五只。”4、驻藏官兵在藏殉职或病故，“官兵在防身故搬骸回籍，守备以上官员给驮骨骸马二匹、人夫四名；护送之人，骑马五匹、驮牛十只。千、把、外委官员给驮骨骸马一匹、人夫二名；护送之人，给骑马二匹、驮牛二只；其余兵丁，给驮骨骸马一匹”。
    3、军费开支
    除了上述的官兵军饷开支及往来乌拉费用外，清廷在藏驻军的军费开支主要包括筑建营房、支付粮储费用、巡边操练赏赐、军事移驻花费等费用，这里逐一进行分析。
    筑建营房是驻守官兵的基本开支之一。雍正十一年（1733年），驻藏大臣青保向朝廷奏报在拉萨郊区筑建营房的有关花费和预算：“查看色拉、招之间所有第巴先前建房之扎什塘地方，宽旷平坦，毗近水源，远离农田，距招五里，地势极好，相应按官兵之数，建城方圆二百丈，南东西三门，城基宽一丈、高一丈三尺，垛墙三尺，共一丈六尺，均以石砌，城上宽五尺，三门，每门阶梯一……米仓六间……火药炮弹等物库三间……共应建房三百四十一间……唐古特地方修建房屋，难以估算，修建城堡，所需物件又不必采买。由工布输运三百二十间房料木，需银九百六十两外，照颇罗鼐之估算，仅匠工共需银八千八百二十两计”。
    为了保障粮食供应和驻藏官兵能买到平价粮，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和珅等遵旨议复西藏善后事宜十九条，确定了在西藏应建粮仓，储备粮食以济缓急。奏折中记载：“嗣后应如该将军（鄂辉）等所奏，动项发交该噶布伦等，于每岁秋收后在附近公平采买米稞麦三千石，交驻藏粮员，于扎什城内酌建仓廒，妥为收贮。俟采买二年后，即按年出陈稞麦一千石，分散兵丁，作为口食，由各兵应关饷银内照原价银坐扣。总以六千石常贮为额，倘遇有夷务边情，足可以资接济。至拉里、察木多、巴塘、里塘四处粮台，亦皆各有粮员，……亦准其交各该粮员，按各该处地方情形，不拘米谷稞麦，各按市价，每年采买五六百石积贮。俟买足二千石后，亦当设法出陈易新，以免霉变。……其所需粮价及修建仓廒之费，自应于台费项下核实支销，不得稍有浮冒”。
    巡边操练与年度例赏也是军费开支的一项内容。雍正八年（1730年），驻藏大臣僧格与颇罗鼐率领满汉藏官兵巡防边地，大雪封山前撤回，受到雍正皇帝的嘉奖，雍正帝的诏书中称：“应令于降雪后撤回，俟明岁进兵时仍往腾格里脑儿驻扎……令伊等酌量于未降雪之前撤回，明年著僧格仍旧带往。其绿旗官兵照今年赏给之例赏给。再发银一万两，著颇罗鼐明年酌量赏给唐古特等之兵。”乾隆六十年（1795年），驻藏大臣松筠在向朝廷汇报上一年度操演驻藏官兵例赏银两的奏折中称：“查得每年将赏给操演绿营、唐古特兵丁及赏拉达克、阿里、布鲁克巴头人、达木蒙古、三十九族番子等之物品，折银一千二百八十二两余，逐年具奏，造册送部销算。兹计五十八年用剩物品，合银十一两余在内，其合银一千二百九十四两余。自去年四月始至本年三月止，照例奖给拉达克人、阿里、布鲁克巴第巴、前往查界达木协领官员、三十九族番子、达木蒙古等。去年秋季、本年春季操演前后藏、江孜、定日等地绿营、唐古特、达木官兵，奖其优者，共用物品合银一千二百八十二两余，相应分晰造具清册，照例咨行户部、四川总督查核外，所余合银十一两余之物品，伏乞仍行并入本年赏项使用。"
     军队移驻也是军事开支的内容之一。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清廷决定将驻守前藏的绿营官兵150名移驻后藏，以加强后藏的驻防力量。并规定，移驻费用及“官兵钱粮，即在西藏粮员处按月支领，饬令该都司分散，统归西藏台费项下造报。”
    4、军费困顿及其影响
    随着驻藏大臣衙门的设立和在藏驻军规模的扩大，自清中期以来，驻军费用越来越成为清朝政府不小的经济负担，清晚期形成了军费困顿的局面。造成清廷在藏驻军军费困顿的原因有三个方面：
    第一，西藏地方远在西南边陲，海拔高，道路险阻，物资运输困难，驻军日常所需的饷银等由中央财政负担，需从内地运入，运输途中耗费巨大，长期以往难以承担。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针对解往西藏饷银在途中难免有所损耗的问题，清廷决定：“查内地拨解西藏军饷，向系整锭元宝装鞘起运，后用散碎银两，既于山路险远，难免跌损遗失之事；又于番民交易物件，拣估成色，有所未便。亦应如该将军（鄂辉）等所奏，嗣后凡有应解打箭炉口外银两，仍以整锭元宝起运。”[21]此项措施只是减少运输途中损耗的权宜之计。
    第二，更为重要的原因是，西藏地方人口稀少，物产十分有限，社会经济较内地大大落后，地方出产负担不起大规模驻军行动的需要；而清廷出于长期驻军的需要，每年从内地源源不断向西藏拨调银两，又造成白银与藏中地方货币章噶（藏元）之间的比价不合理，白银价位低，驻军的实际利益受损，这在清中后期表现得较为突出。据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驻藏大臣裕钢向朝廷的奏报：“窃查西藏所属拉里及前后藏台饷，并靖西边饷四处，每年由川共拨银十万三千两，向例俱解至打箭炉，由各粮员在藏自觅番商汇兑，每饷银一两，在藏获兑一钱重之银钱十元，既免长途转饷之费，更省以银易钱之劳，历经照办无异。自上年藏中银价陡低，市间以藏钱七八元即可购银一两，各番商均愿购银赴打箭炉买茶，不愿汇兑饷银，于是各台库一旦拮据。曾经奴才派员会同前藏粮务，并传同番官，聚齐各番商，再四开导，讫不能兑。至上年岁杪，始据商上、噶布伦等会同粮员议明，禀知达赖喇嘛，请自光绪二十七年起，每年台饷边饬十万三千两，统由商上认兑，但须汉官运银到藏，交由商上铸钱缴饷，每银一两只能缴藏钱九元，暂办一二年，俟市价照旧，再议仍复旧规……复查西藏饷项，自乾隆五十七年福康安奏定章程，原系饷银解至藏库，发交商上铸钱，由驻藏大臣派员督同噶布伦等监造，每银一两易换一钱重之银钱九元，以多出之一钱作为工匠、物料之需。
    因番商等自向粮员求兑，因两有裨益，铸钱之例遂停。今因市中银价陡低，番商居利不肯认兑，兵饷按月支给断难久待，若运银至藏向市间掉换银钱，短耗尤多，实无别项良法。该商上既认铸钱缴饷暂办一二年，亦系顾全大局，一时权宜之计，自应允为变通办理。惟各台饷项每两少银一钱，每万两即须短绌银一千两。”为维护驻军官兵的利益，裕刚奏请将运输、兑换银饷过程中出现的短耗纳入驻军正饷项下开支予以报销：“若以银钱九元合银一两，照此发给台兵，而戍卒寒苦，情甚可怜。盖藏中诸事耗费，每兵月饷四两余，尚多不敷食用，再议减耗，更觉窒碍难行。奴才再四思筹，惟有将此项短绌银数，由各台自行列入正饷项下，作为开支。各台饷项，除发兵食而外，原有盈余预备支应差使之用。此不过各台余款稍形短绌，于兵食既无亏短，在川库亦免加增。倘一二年后，藏市银价复元，仍可照旧章汇兑。应恳天恩，敕下部臣，于西藏台费册报核算靖西、前后藏、拉里四处正饷银十万三千两内，短耗银一万三百两，准其作正开销，庶棉各台员藉口赔累，而兵食亦可接济无虞。”
    第三，随着清后期中央政府财力的日益困窘，拖欠驻藏军饷尤其是川省欠饷问题日益严重。同治元年（1862年），新任驻藏大臣景纹向朝廷汇报了欠饷日益严重的情况：“惟川省现因军务未竣，需用浩繁，应解藏兵饷已积至三十余万两，未经拨解。奴才景纹到藏时，必须借资驻藏兵力弹压暨秉公剖断，以冀及早了结。虽川省库款万分支绌，而驻藏兵饷亦属紧要。”
    为了保证在藏驻军的军饷供给，清廷不得不开辟其他渠道来筹集驻藏军饷，这主要体现在从海关税收中提取一部分银两进行补贴，以及从西藏各地方关卡收取粮食税供应驻军。关于从海关抽取关税银两补贴驻军的情况，可见光绪三十年（1904年）锡良奏报靖西关边费收支册结片：“查西藏靖西关，自光绪十九年添设文武员弁兵丁及诸色人等岁需经费月饷，并预筹边备等项银三万两，由司拨解炉库，由靖西关同知支放存储，造册报情。嗣后司库支绌，改由重庆关洋税项下照数划拨供支，业经分年请销，至光绪二十七年止。兹据布政使许涵度详称：光绪二十八年份西藏靖西关边费旧管新收，共银六万七千五百四十五两零，开除二万八千九百八十一两零，实存银三万八千五百六十四两零。俱系实支实销，并无浮冒，造具册结。”
    为了解决驻军的粮食供应问题，从清中后期起，驻藏大臣衙门开始在西藏各地方关卡向过往商旅收取粮食税，并对未按时交清者严加催促。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驻藏大臣联豫致函西藏地方噶厦政府，就旭卡营官拖欠粮税之事严加催促：“据拉里粮务禀称：旭卡不但前欠光绪三十二年粮石四十一斛份分文未补，至三十三年应纳粮内又蒂欠粮石四十八斛，两年共欠八十九斛……查则、纳扛、阿批、角木宗等处，均照例如数交纳清楚，惟旭卡一处抗玩不清……恳请转饬旭卡营官头目，迅速将蒂欠粮石八十九斛补完清楚，以便散放兵食。”
    清中期以后，随着清朝国力的日益衰微，军费困顿的不利影响日益显露出来：
    第一，军费困顿影响到西藏以及蒙藏地区的安定。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外蒙古地区宗教领袖哲布尊丹巴通过十三世达赖喇嘛上书清廷，询问有关拨付西藏军饷、修复寺院及关卡城垣等拨赏库款的具体开支情况，怀疑驻藏大臣衙门有关官员有贪污行为。哲布尊丹巴的上书中称：“与英法相争案内，闻拨赏库款四十万两内，承领修补大昭寺银四千两，修理那塘门墙银二千两，奎（焕）大臣任内修工银一万七千两，各有甘结，惟所领银数与原数不符。”根据朝廷的调查，“查前驻藏大臣升泰及奎焕任内，先后拨款十二万两，经奎焕并案奏销。内开连提用藏库边饷银三万两，库储赏需银一千余两，共支给赴洋赴边汉番各员弁兵丁薪饷等费银十二万五千两，修建靖西内外关卡城垣及各衙房屋工料五万八千余两，均有册可稽，并无拨款四十万两之事，亦无另行拨赏之款。”此事虽查实未存在贪污国库拨款的问题，但表现出来对西藏拨款不足，已引起蒙藏上层的关注，影响到蒙藏地区的安定。
    第二，军费困顿造成裁减马兵，只用绿营，实际上削减了驻藏军队的实力。早在雍正年间，年羹尧在平定青海罗卜藏丹津之乱善后事宜十三条中就极力主张，从节省粮饷的角度，应裁撤驻藏马兵，改用绿营。“大约裁马兵一名，可改战守兵二名，裁马一匹，可添守兵一名。”事实上从清中期以后，驻守西藏的内地官兵已换由绿营甚至康区土兵来接替，经济因素是其主要原因。
    第三，裁减驻军，以节省费用。清廷在藏驻军盛期时，前后藏驻军2000人，昌都一线驻军1000人。雍正时期，考虑到兵丁聚集、米谷钱粮花费巨大，曾一度裁减驻军，只留500人驻守，作为驻藏大臣衙门的护卫。此后在藏驻军人数一度增减反复，但从清中后期起，由于欠饷等客观因素，在藏驻军规模一直呈下降趋势。
    第四，军饷困顿导致巡边次数减少。同治元年（1862年），驻藏大臣满庆向清廷上奏，建议每年的巡边定制改为三年一巡，以节省军费开支。其奏折中称：“乾隆五十七年平定廓番后，始立巡阅三边，以彰我朝兵威，使外番知有所惧，而不敢轻生窥视之心。既立案于前，焉敢废弛于后。只以目睹番民苦累情形，实难差赋兼供。虽巡阅一次，例领经费银二千余两，蛮民原无供应之累。而穷山旷野，护送需人，例定经费尚不敷脚价口食之用，近因内地军需浩繁，川饷不接，数年以来，所有前后藏弁兵应支盐折一切，每年需银五六万两，全靠前藏粮务李玉圃向番商出利挪借，一力维持，以全大局，而供支放。当此弁兵糊口维艰之际，正项无出，又以巡阅经费再向番商筹借，未免不情。奴才等悉心筹商，拟自今年起，改作三年一巡”。
    5、小结
    通过以上研究，可以看出是清廷的经济实力决定了在藏驻军的规模，并形成以下特点：第一，清廷十分重视加强在藏驻军和用兵，以经济实力为后盾，经营西藏地方，以维护蒙藏广大边疆地区的稳定。雍正皇帝曾言，治理西藏不惜花大的精力和钱财：“糜费钱粮之处，不必介意。朕常戏言：舍千万钱粮除策妄一大患（指准噶尔扰藏），亦可偿价矣。凡一劳永逸之举，朕不惜费也。况户部库中，今岁可至五千万矣。朕元年户部只千五六百万数，复何忧也。”第二，在藏驻军的费用全部由中央财政拨付，包括由西藏地方支应的粮草，亦由朝廷作价付给银两，以免给地方造成经济负担。第三，清中期以后，随着国力的衰落，驻军力量亦有所减弱，甚至出现欠饷、欠粮等现象。
（编辑 明周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