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法》秉承中国法律传统，具有诸法合体之特征，既有民事法律、刑事法律，也有行政法律和经济法律，既有实体法，也有程序法。其中的经济法规范主要体现在以下法律中。《地方官吏律》：它本是典型的行政法，但包含若干经济法规范，该法规定除个别因战乱而流浪者之外，不许发给有关减租免税的凭照；对手欠债务者要按规定征收，不得随便没收财产。《警告罚锾律》规定了实物与银钱的换算比价，带有货币法的特点，同时又有价格法的影子。该法也详细地记录了西藏各地的度量衡法律制度，体现了藏族经济法渊源的多样性。《胥吏供给律》与《十五法》的《使者脚钱律》大致相当，只是律名不同，它是关于藏族人民对官吏下乡强制执行案件时提供食宿、支付费用的法律，它规定：凡属官府派出的讨价人员，偿还债务的户头对主要人员每两天送给两条小羊腿和一条大羊腿，其侍从人员，每三天送一条小羊腿。此外要送五碗茶和酒等物；骡马等牲蓄供应二升饲料。同时还规定了免除义务和追加义务的条款：对按期缴纳者不得借口索取脚力，每拖延一天要加收五升脚价。这些具有很强的规范性，可以确保法律的贯彻执行和经济关系的稳定。《半夜前后律》是关于农牧业生产方面的法律。根据藏族习惯法，农牧民在生产生活中相互借用牛、马等牲畜，以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这是一种极其普遍的现象，然而牲畜死亡等突发事件必然引起纷争。对此，《半夜前后律》做了明确的规定：如果所借牲畜死于借者手中，要照价赔偿，如完好地交还过一夜后死亡，借用者无须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所借牲畜在前半夜死亡，则由借用者赔偿。如果所借牲畜死于鞍疮等病因，则依具体情况作出适当赔偿。当然，该法律也对商业活动和农田管理等活动也作了一些比较具体的规定，成为调整藏族社会经济关系的重要法律。
     清初，集西藏政教权力于一身的五世达赖喇嘛为了确保西藏封建农奴主阶级在西藏的政治经济统治，决定制定法典。他命令第巴索南饶丹修订法律。第巴索南饶丹对《十六法》进行了调整、补充和重新解释，删去第1条《英雄猛虎肆》，第2条《懦夫孤狸律》和第16条《异族边区律》，最终编纂成《十三法》，又称《十三法典》。其中的经济法律规范与《十六法》十分接近，主要包含在《盗窃追偿律》和《半夜前后律》之中。
    三、国家制定法中的藏族经济法律规范对藏族社会经济的规制法律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规范体系。从国家政治与民族关系的角度看，宋朝以前，主要的藏族地区仍然游离于正统的中史政权的控制之外。直到唐朝，松赞干布娶文成主以后，吐蕃与唐朝才结为友好关系，但双方的友好与臣服是表面的，双方争夺吐谷浑和西域四镇的斗争一直在进行。可以说，在政治上唐蕃之间甥舅关系的建立密切了吐蕃民族与汉族和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为后来吐蕃地区纳入中国版图，藏民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奠定了基础。因此，国家制定法中的藏族经济法律应当从宋代起论。
   （一）宋朝对藏区的经济立法十世纪，由于赞普达摩被佛教僧侣刺杀，吐蕃社会处于封建制度状态。嘶啰政权建立后，与宋修好，宋朝对嘶啰等各加封号、给赏赐，双方基本上确立了一种臣属关系。宋朝在处理民族关系上，推行“以夷制夷”，“联蕃制夏”（西夏：笔者注）的策略，同时重注通过经济法律来调整双方的经济关系，进而实现其政治目标。据《长编》卷384载，公元1086年的一道诏令明确指出：“国朝置蕃官必沿边挖扼之地，赐以土田，使自营处……”这种土地法律制度是与其“加封蕃族”的策相配套的。宋朝曾加封嘶啰“宁远大将军”便是其“蕃官法”的表现。为加强与蕃部之经济联系，通过“茶马互市”来规制宋蕃之间的茶马贸易。其立法过程大致相当于现代立法体制中的委任立法，即行政官员以“奏折”形式对茶马贸易提出建议草案，然后皇帝以“诏”的形式批准。例如，嘉佑七年，陕西提举买马监牧司奏：“旧制，秦州蕃汉人月募得良马二百匹至京师，给彩绢、银碗、腰带、锦袄子。蕃官，四鹘隐藏不引至者，并依汉法论罪。岁募及两千，给赏物外，蕃部补蕃官，蕃官转资回鹘百姓加高给赏。今原、渭、德顺军置场马市、请如秦州例施行。诏从之”。熙宁三年，“时诲上《马政条约》诏领行之。”对违反“茶马互市法”者，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如京畿转运使吴择仁“擅改茶法，夺职免。”其实，宋代的茶马互市法是宋代统一的茶法的特别法，宋代的“盐茶专卖法”十分完善，设立专门的“榷货务”主管此事，凡匿不交产物而私贩者，茶叶没收，计值论罪。持杖贩私茶为官司捕获者，皆处死刑。
     宋王朝针对汉蕃关系的新形势，不断制定和颁行土地法，以诏、令等形式发布施行。公元1026年诏曰：“陕西弓箭手毋得典买租赁蕃部土田，其蕃汉愿合种者听之”1052年又诏曰：禁鹿延路汉户以田产与蕃官买卖者。1067年诏：取边民阑市蕃部出八千顷，给以弓箭手。由于蕃部岁饥，以田质于弓箭手，过期辄没。（蔡）挺为贷官钱，岁息什一，后遂推为蕃汉青苗、助役法。1074年诏曰：“应熟夷税户无买田宅与生夷，并依缘边户典卖田土与《蕃部法》”由此可见当时的经济立法中已有“典买”“租赁”、“买卖”、“质押”“孳息”等诸多法律关系，反映出王朝对藏区立法的完备程度。
    由于藏区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宋代藏区仍然处于事实上的独立地位，与中央王朝的关系是象征性的臣属关系，但这种关系的维持不以地方向中央交纳赋税为经济关系的基础。这种关系时常被“时叛时服”所打破。但在双方的经济关系上有纳贡与赏赐的来往。尽管宋朝一直致力于“以汉法治蕃”，但对于蕃部首领犯罪只能采取“以罚代刑”的藏族习惯法传统。法律规定“缘边蕃部使臣、首领等，因罪罚羊，并令躬自送纳，毋得却于族下科敛入官，犯者重断之”。仅从立法技术上看，这条法律对适用的条件、处理的结果都有明确的规定，从逻辑上构成了完备的法律规范。同时，它即有实体性的规定，又有程序性的规定，使法律的适用有了保障。另外，具有规范多样性的特点，既有经济法律规范，也有行政法律规范和刑事法律规范。最后，它体现出对官吏腐败行为实行加重处罚的刑事法律原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的立法水平和统治者的价值观念。
   （二）元朝在藏区的经济立法自元代开始，中央政权才真正开始在西藏地区行使行政管理权。
    公元1253年，蒙古军人进入西藏，结束了西藏地区不相统属的混乱局面，统一了西藏，从此，西藏成为中国版图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元朝是以蒙古族贵族为首并包括汉族地主阶级和其他少数民族上层分子组成的政权。大统一造就了民族之间的大融合，也推进了法律文化的兼容并蓄。为了加强对藏民族地方的控制，元王朝设立宣政院，负责管理西藏地区的事务，并派宣慰使一人进驻西藏，负责征收赋税、收纳贡物、调查户口、管理驿站等。元朝统一中国以后，由于游牧经济冲击前中原的封建农耕经济，专制的封建军事政权，使得宋代曾高速发展的商品经济出现了衰退。与此相适应，元朝的法制尤其是经济法制比起宋代没有辉煌的成就，在对藏区的经济法立方面，主要体现在籍户、置驿和茶马互市三个方面。
     1、籍户法
     籍户的目的在于征收赋税，这也是征服的标志。1247年，宗王阔端通过萨班颁布于乌思藏的令旨中要求各地首领籍户。在当时，“圣旨”不但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也是重要的渊源。史载1260年忽必烈即位后，立即遣官赴吐蕃地区清查户口，1268年又派阿衮、弥林等官员抵乌思藏，进行更大范围的户口调查，包括前藏、后藏以及阿里和拉达克地区。籍户的同时，从法律上确定了各封建领主向朝廷交纳贡物的数量和品种。据《经世大典·站赤》记载，贡物主要有金沙、银、颜料、羊毛、兽皮、广木香、葡萄酒、酥油、水银、硫磺、青稞、盐货等土产品。
     2、置驿法
    与籍户同时进行的是设立驿站。 据《经世大典·站赤》记载，设立驿站的目的是为了“通达边情，布宣号令”。吐蕃的驿站与内地的驿站相连，直通元大都。通过籍户，可以确定各地方首领统辖户口的多寡和资源情况，以便确定支差的人数和赋税的数量。法律规定，每一冒烟的烟孔为一户，每户要派出1人支应差役，并为驿站提供物资，牲畜。史载答失蛮等在籍户与设置驿站时，“一路上在各地召集民众，颁发堆积如山的赏赐品，宣读诏书与法旨”。驿站的管理权并不属于藏区的十三个万户，而是统归宣政院和中书省。各万户负有提供运蓄、人丁和器具的法定义务。沿驿各万户领民也负有接站传送文书，为过站官员提供马匹和食物住宿的义务，此役称为“乌拉”。乌拉作为一项经济法律制度在西藏地区推行。乌拉也叫“外差”或“其差”，专指藏族人民对国家和地方政府负担的各种差役，与其相对应的是“内差”，指西藏农奴无偿地为三大领主耕种自营地。关于外差法律制度，由于明清两朝均予以沿用，因此不再详述。驿站的设立为元朝的统治带来了极大方便，但同时，驿站本身的开支成为藏区人民的沉重负担。元政府立法规定：每当遇有灾乱，致使站赤消乏时，立即予以赈济。1292年“乌思藏宣慰司言”，‘由必里公反后，站驿遂绝，民贫无可供乙。’命给乌思藏五驿各马百匹，牛二百，皆以银；军七百三十六户，户银百五十两。1296年7月，“以钞十一万八千锭治西番诸驿”。1297年6月，“赐朵思麻一十三站贫民五千余锭……冬十月戊午，以朵甘思十九站贫乏，赐马牛羊有差。”。元朝皇帝也以圣旨的形式颁行赈济法。1319年，宣政院使奏请赈济乌思藏的撒思迦、答笼，宋都思，亦思答在后藏的四站，“奉上命，每站予马一百二十匹，准支价钱”
     3、茶马互市法
    元朝继承了宋朝的茶马互市法，并加以发展，规定：“置榷场于碉门、黎州、与吐蕃贸易”。对犯私茶者，处杖七十七至徒二年刑，财物一半没官，并于没官物中取一半“付告人充赏”。茶马互市对元朝和吐蕃均有好处。一方面，元朝政府通过控制茶专卖，保证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并从藏区获得马匹，大量用于征战需要。另一方面，吐蕃人以马匹、氆氇等土产换取内地的茶、绢、帛等物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自身需要，也使藏族地区与内地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可以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茶马互市法的作用是较大的。另外，元代的“茶马互市法”也体现出与宋代不同之特点：宋代的茶马互市基本上是一种国家行政行为，是国家有组织地进行，双方的交往带有相当浓厚的政治色彩，而不是纯粹的贸易行为。但同时，由于宋王朝与吐蕃地方政权之间的制约关系松驰，双方的贸易带有一定的平等性。元代的“茶马互市”在宋代的基础上有了新发展，它不仅仅局限于官方往来，在许多茶马场，比如今川、藏交界处的朵甘思一带，汉族与吐蕃的民间贸易逐步发展起来。这样，由于民事关系的新变化，元代“茶马互市法”中相应地出现了许多民事法律规范，同时涉及一了贸易纠纷的司法管辖问题。在这方面，元王朝一方而推行“因俗而治”的原则，承认吐蕃原有的一些习惯法和成文法，另一方面将元朝法律推广到吐蕃地方，改制吐蕃地区原有的法律制度，反映在“茶马互市法”上，国家利用法律进行调控的功能强化了，其经济法性质明显了。同时，伴随着民间交易发展，经济法和民法的内容更加丰富了。
    （三）明朝在藏区的经济立法明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鼎盛时代。其间中国的经济、文化都发展到了封建社会所能达到的最高峰。尤其是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经济在宋元基础上取得了新发展，明中后叶甚至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在此背景下形成的明法制，上承唐宋旧律、下启清代法制。《大明律》的制定，《大诰》的颁行，《问刑条例》的修订，《明会典》的问世，注释律学的兴起，反映出明代法制文明的辉煌。伴随着新兴经济关系的产生和原有经济关系性质和表现形式的变化，明朝的经济法律日渐精密和具体化。其农业法和工商法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财税法保证了国家财政的来源。可以说，明代的经济法在铸就明代繁荣的社会经济方面贡献很大。明朝中央政权在藏区的经济立法，主要包括赋税法和茶马互市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