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犯罪的认定上，缺乏“质”的界定
    吐蕃法律注重行为的“质”，而忽视对“量”及其他因素的考虑，定罪过宽。某些杀人、伤害罪的认定，法律主要以行为人主观上有无故意为标准，出于故意伤人或杀人均处以死刑，而不考虑行为是否造成了相应结果(死亡、伤害及伤害的具体程度)和行为人的动机等主客观因素。如《狩猎伤人赔偿律》：“……中箭人无论身亡与否，放箭人起誓非因挟仇有意射杀，……(如因挟仇有意放箭)查明实情，将伤人者及其子孙一并杀之”的规定，就反映了这一点。
    (二)盗窃罪的处罚方法多样，悬殊大
    1. 认定盗窃罪无量的要求，如《盗窃追赔律》规定：“赞蒙、夫人、小姐、女主人之财物，和尚论以下、百姓以上之财物被盗，对行窃者惩治之法为戴上长一‘小栲’……”盗窃上述物主的财物,不论数额大小，都以盗窃罪论处。
    2. 以赔偿刑为主，并兼以其他刑罚。按藏族传统，一般是偷一罚九，这对绝大多数贫苦牧民来说也是较重的惩罚。盗窃数目较大的也处以死刑、流刑、劳役刑和禁闭等。
    3. 盗窃等级身份高的人所在之地财物，即使偷盗未遂，也以该地所有财物价值的大小作为量刑的标准，戴栲戴枷去服劳役，因为等级身份高的人拥有大量财物，吐蕃法律重点保护他们的财产所有权。
    4. 处罚连及亲属，因偷盗处以服劳役的，劳役期限未满死去．由其长子戴枷代服劳役。
    5. 奖励举发者，狡辩抵赖重罚。规定对抓获盗贼的“务须依法行赏”，知情人告密后，偷盗者还狡辩的“罚交三十倍”。
    (三)轻罪重罚，罚过其罪
    吐蕃法律任意扩大死刑、肉刑适用范围。许多较轻微的过失犯罪都处以死刑和肉刑，并且有的轻微犯罪也处以与重罪相同的刑罚。如《纵犬伤人赔偿律》中规定：“故意放狗咬死他人与放狗惊骇骑于牦牛等上之人，使其坠地死亡，都要将放狗者处死”。《狩猎法》规定：如抢饭食，挖去双眼，作为村民的“驮畜”。
    (四)刑罚种类繁多，手段残酷
    如前所述．吐蕃的刑罚有绞刑、绝嗣、砍头、挖眼、割舌、剥皮、流放、驱逐等，根据统治者意志施加于藏族人民身上。其中碎裂肢体、剥皮等方法。给罪犯临死前造成难以忍受的长时间痛苦，其残酷性更甚。吐蕃的肉刑，有近十种之多，大多数是残害人的肢体和器官，使人终身残废，造成巨大痛苦的刑罚。并且肉刑的适用非常普遍，许多轻微的犯罪，也要处以肉刑，如用手指点僧人的行为，要处以砍掉手指，挖掉眼睛等刑罚。
    吐蕃刑法的严酷性还表现在普遍实行株连原则，任意扩大刑事制裁范围，这在《吐蕃三律》中随处可见，其他藏文史料也有记载。吐蕃刑法的严酷性，是封建国家建立初期吐蕃社会现实的反映。从大量史料记载看，吐蕃时期正值新旧交替之际，吐蕃全境统一伊始，战乱、动荡不止，百废待兴，采取严酷的刑法手段就成为巩固政权，促进稳定、发展之必须。
(编辑 明周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