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幼就十分酷爱藏医学。十四岁时，通过洛珠桑布(他是强巴医生的表哥)认识了十三世达赖的保健医生强巴。我拜他为师，向他学医。从此，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师徒情谊。
    强巴医生原是山南札朗宗札溪区敏珠林寺的喇嘛，后来到拉萨“门孜康”(即藏医院)学藏医、星算等知识。由于他学习十分刻苦，不久便在医术方面获得了很高的造诣，开始给达赖喇嘛看病，俸禄五品。
    强巴医生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端庄大方，圆脸、大眼、高鼻梁，中等身材，经常穿着一件袈裟。他为人正直、谦和，十分平易近人。他口齿流利，表达能力很强。他不仅擅长藏医、星算，在其他学识方面也很渊博，是一个具有真才实学的人。
    名义上达赖喇嘛的保健医生是四品官钦绕罗布，可是由于他兼任藏医院院长的职务，所以实际上经常给达赖看病的是强巴老师。强巴老师除了为达赖喇嘛治病，每天早晨给达赖切脉一次，然后决定达赖一天的饮食外，晚上七点至十一点，还要对达赖内库的各项财务进行结算，并向达赖汇报。此外，还常常给达赖抄写一些公文等，日常工作是很繁忙的。
    我的老师虽然踏踏实实地为达赖尽忠尽智，但是他却为达赖之死蒙受了不白之冤。事情是这样的：
    藏历水鸡年(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二日，十三世达赖患了流行性感冒，在服了汤药“罗布顿汤”(七宝汤)等药之后，病情仍然没有好转。十月二十四日，达赖带病参加了摸顶仪式，下来之后就开始发烧，大家议论纷纷。二十七日，达赖的亲信侍从官土登贡培等人，亲自到乃穷寺去请神汉洛桑索朗前来问病。
    次日，乃穷寺神汉洛桑索朗到了罗布林卡达赖的“永生极乐”卧室。当时在场的除了达赖和神汉外，还有土登贡培和强巴医生。达赖的病情十分严重，按藏医说法，正处在热退风生之际。神汉立即跳演起来，他边跳边问道：“有没有治感冒的药感冒灵十四味?”当时虽然有这种药，但强巴老师认为达赖的病情不宜服此药，故回答说：“没有。”神汉又装模作样地说：“那么，问一下站在门外的我的佣人，看看他带来了没有?”强巴老师很诧异。心想，一般情况下，神汉跳神是不带药的，为何今日自己带来了药呢?这时土登贡培奔往门外，转眼间取来一个小药袋，神汉立即掏出口袋内的小勺，从袋内舀了一点药，放到达赖的嘴边，达赖神志不清，根本不知道服药，当小勺靠近他嘴边时，他的头就左右摇动，可是神汉硬是把药倒进达赖的嘴里，土登贡培连忙灌水，才把药服下。药刚服下，神汉立即还原成普通人，抓起他的小布袋，逃之夭夭。所以，神汉给达赖服的药，到底是不是感冒灵十四味?至今还是一个谜。
    当天夜里，达赖病情恶化，继续发高烧，说胡话。藏历十月三十日园寂，终年五十八岁。十三世达赖的突然死亡，在礼会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噶厦立即召开“西藏大会”，责令土登贡培和强巴医生向大会汇报十三世达赖病情和治疗经过。土登贡培报告之后，强巴接着汇报，他说自己一直是认真负责地给达赖诊病治疗的，只是二十八日服的药是神汉亲自给服下去的，这些情况土登贡培一清二楚。因为没有充分的证据说明所服的是毒药，所以，强巴老师当场没说更多的话。
    后来，我听别人讲，就在这个会上，土登贡培的支持者们，还提议土登贡培当摄政王候选人。但是，由于一些人对达赖之死持怀疑态度，说“土登贡培起初深得十三世达赖宠信，后来达赖又器重另一个侍从官索朗罗布，对他有些疏远。土登贡培很可能因此产生嫉妒，怀恨在心，进而趁达赖病危之机，勾结乃穷寺神汉加害达赖。这样，土登贡培的提名落空。噶厦决定用抽签的方法在热振、普布觉和甘丹赤巴三活佛中挑选摄政王，热振活佛中选。
    不久，噶厦以达赖不幸逝世，保健医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要受到应有的惩罚为名，立即逮捕了强巴，并没收了全部家产，监禁在布达拉宫东侧的夏钦角监狱(专门禁闭贵族的临时牢房)，最后，判处终身流放到山南地区加查县，终生不得返拉萨。
    对于土登贡培，则以达赖病危未及时报告噶厦，亦未组织有效的治疗和祈祷为由，将其逮捕，没收其全部财产，进而准备判处死刑。但土登贡培再三求饶，念其“以前忠心侍奉过达赖”，才免于一死，改为发配到工布地区。神汉洛桑索朗，也因下药不明，撤销其大喇嘛职务，交哲蚌寺下属的果瓦康衬处置。
    藏历十二月二十九日，看守人员把强巴身上穿的袈裟剥了下来，令其换上普通的白氆氇藏袍，然后绑在一头黄牛背上(这是对犯人的一种污辱性惩罚)，由两名藏兵押赴，在拉萨市内游街示众后，即刻发配去加查宗。
    强巴赴加查途中，在德庆宗(现达孜县)过夜。我得知情况后，悄悄派佣人带上酥油茶和藏币赶到德庆宗。佣人对他说：“您遭此大难，我家帕苏活佛深表同情，因为他不便前来，故派我来为您送行。他令我转告您：‘请不要过于悲痛，好好保重身体，以后定会有相逢之日。”同时，佣人代我给强巴老师送了二千五百两藏币聊表寸心；另外还给了两个押差各五十两藏币，希望他们在路上对老师多加照应，至少不虐待或少虐待他。强巴老师忍住悲痛，深情地说：“我遇大难，帕苏活佛待我如此真挚、诚恳，我将永世不忘他的好处。请转告他，多加保重身体……”，看来他还行许多话要说，只因押差在场，他把话咽了下去。第二天，到了发配地点加查宗。以后的几年，我们彼此没有联系，但我一直深深地怀念着他。
    后来，我以活佛身份给噶厦政府写了几次报告。主要内容是强巴体弱多病，请准许他到拉萨治病，并允许他到大昭寺朝拜佛祖，我担保他定会遵守法令，不会有任何不轨之言行。几封报告交上之后，一直没有回音，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更加怀念我的老师。
    但是，我并没有灰心，仍然在不懈地为他奔走，除了打书面报告给噶厦外，还多次跟摄政王热振提起此事，请求他开恩。一天，终于得到噶厦政府的批示，说强巴如果悔过自新，再不做任何有损佛门之事，可以返回拉萨。这样，强巴老师得到释放，不久便从加查宗回来了。
    发配时他是个喇嘛，回来时则携带了妻子儿女。据说，他的妻子还是七品官孜仲·益西伦珠的妹妹。
    当我们相见时，我很明显地感到强巴老师变了。从前，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而今却是再不愿向别人学什么，也不喜欢向任何人传授什么了。甚至对看病、切脉等老行当也懒得做了。
    对我也是如此。在他被发配期间，我被迫中断了藏医医学的学习，这次老师回来了，我十分高兴，以为可以继续学医。可是，当我以十分迫切的心情向他求教时，他却心灰意懒地说：“你的庄园里，山顶有寺庙，山坡上有牛羊，山脚下有土地，既不愁吃，也不愁穿，你学这个干什么?”“我自幼刻苦学习藏医，当了保健医生后，也竭尽忠心为达赖效劳，茹苦含辛奋斗大半辈子，最后落得这种下场。俗话说，‘人病时想医生，人好时忘医生，人死时恨医生’这是千真万确的!我现在只是混日子，想吃就吃，想喝就喝，想穿就穿，死了完事。”后来他的一切行动也确实是十分放荡，丝毫也不珍惜自己的生命，有时他拚命酗酒，好像即刻死去，也不会有半点后悔。
    强巴老师在他四十七岁时病倒了。一天，我又像往常一样去看望他。分别时，他给了我一本手抄藏医秘方和一包贵重的药粉。我万万没想到这一面竟是我们最后的诀别。
    这就是我最尊敬的老师——强巴的遭遇。事情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但这个憾恨，却使我终生难忘!
                      一九八二年六月九日

(次平  贡单  郭翠琴合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