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平息阿尔布巴事件表现出高度的政治责任感
　　在旧西藏，由于历史上形成的地区和等级之间的差别，封建贵族之间一直存在着突出的矛盾。1720年，清朝政府驱逐准噶尔在西藏的统治后，决心加强在西藏的治理，废除了第巴总管政务的制度，设置了四噶伦来共同管理西藏事务。这就形成了以康济鼐为首的后藏贵族势力，颇罗鼐是后藏人，自然成为后藏势力的一员。前藏贵族阿尔布巴和隆布鼐等，依靠其强大的政治背景，达赖的父亲支持他们，“达赖喇嘛之年纪尚幼，未免有偏向伊父”他们因为有靠山，为了削弱后藏的势力，排挤康济鼐，当然康济鼐也在极大扩大自己的势力在推举噶伦的人选问题上就互不相让。阿尔布巴以贵族地位的显赫而看不起后藏贵族，双方为了争权夺利互不相容。 噶伦间“互相不睦，每每见于辞色”，于是在1727年终于发生了阿尔布巴杀害康济鼐的事件。
　　颇罗鼐为了报仇，带领后藏和阿里军队，积极组织民众百姓，从昂仁到江孜，与阿尔布巴的军队激战。颇罗鼐所率之部刚开始虽受到挫折，但他具有较高的军事才能，利用对方大意、轻视后藏军队的弱点，分兵占领了江孜、协噶尔等重镇，使得双方战事形成了对峙的局面。颇罗鼐率领军队经过艰苦作战，以针锋相对的斗争取得了胜利。一次，卫区、塔工、霍尔蒙古各路兵丁与颇罗鼐率领的军队作战，刚开始，眼看颇罗鼐所率部溃不成军，颇罗鼐率领二十几个亲信，取过侍从手中的长矛，骑马猛冲敌阵，举刀挥矛，杀得对方死得死，伤得伤，落魄而逃。他的勇敢善战，吓得对方不寒而栗，他的英雄气概美名远扬。
　　颇罗鼐还具有灵活战术思想，在与敌军交战时，他命令军队向卫区、塔工军队的阵地放炮，打得敌军像“铁锅里炒蚕豆一样，兵丁们尽显丑态，有的赤身裸体、有的前仰后翻、有的戴盔无器、有的执器无盔。”打得敌方乱作一团，隆布鼐和扎尔鼐吓得目瞪口呆，躲到了深深的战壕里。
　　颇罗鼐率部英勇奋战，将战线逐渐推向前藏，阿尔布巴节节败退，被迫率残部退守到了布达拉宫，想以达赖作为挡箭牌，阻止后藏军队的进攻。为了保证达赖的安全，三大寺的僧侣也要求不能围攻布达拉宫，经过与三大寺的代表协商，将达赖喇嘛和其父亲搬到了哲蚌寺，提出“不杀害他们”（即三噶伦）。当然，颇罗鼐也深知阿尔布巴之流的用意，就采取了在政治上不战而胜的战术，没有以武力相加解决问题，而是在政治上瓦解对方，军事上围困的办法。布达拉宫在藏族人民心中被视为神圣的殿堂，从17世纪中叶始就一直是政治统治的中心。因此，如果强攻布达拉宫，就会失去僧侣民众对他的信任和支持，他选择了不战而胜的战略战术，围而不攻，说明颇罗鼐在政治上是极有用心的。  
　　颇罗鼐在政治上是成熟的，具有深明大义的政治家风度。他深信那些“胡作非为，背道而驰的人，必然要处死”，而他的态度是不自作主张，而是秉公论断，等大皇帝的军队来到，要明辨是非。事实证明，颇罗鼐的精明能干清政府是信任的，后来，三噶伦被依法处决，他被清政府任命为管理西藏事务的郡王。             
　　早在阿尔布巴事件之前，颇罗鼐就看出了阿尔布巴集团的险恶用心，为了能阻止事态的恶化，他向阿尔布巴提出过警告，并希望结束噶伦间的权力纷争。他也曾忠心地劝告康济鼐，小心阿尔布巴等加害于他。由于康济鼐刚愎自用，又居首席噶伦之位，有傲慢情绪，反而指责颇罗鼐胆小、怕事，根本就没把政敌的蠢蠢欲动放在眼里，更没有引起重视和防备，使政敌阿尔布巴集团有了可乘之机遭到杀害。             
　　颇罗鼐却敏锐地感觉到事态发展的严重后果，曾希望康济鼐把“这些事情，上奏北京大皇帝”，并请求达赖喇嘛出面干涉。由于他左右不了事态的发展，再加上妻子因病而告假回了自己的庄园，使其幸免这次灾难。
　　在正义的行为面前，颇罗鼐是胸有大志的，他很重视把握时机。他在讨伐阿尔布巴的战争中，就充分表现了这一点。当与阿尔布巴、隆布鼐等前藏军队交战时，在兵力悬殊不能速胜的情况下，他率兵退却，保持有生力量，寻找战机。在对手防务空虚时乘其不备，抓住有利时机，扭转了战局，当阿尔布巴等看到战争胜负难以预料时，请求班禅出面调停，以便争取时间，从中斡旋。颇罗鼐拒绝调停，而是寄希望于清朝中央政权的支持。他就向班禅的侍从明确表示“主宰我身家性命的是东方大皇帝。”他清楚地认识到西藏的稳定只有靠祖国的强大，清政府的支持。人民是渴望统一的，安定才是顺乎民心的潮流。         
　　颇罗鼐的为人从小就与众不同，为帮助朋友桑珠，他打败挑衅者，为朋友出了气，夺回了衣服财物，从小就具有英勇果敢的志气。同时，他在爱惜人才上是有口皆碑的，策仁旺杰的重用就很典型。
　　策仁旺杰曾求学于敏珠林寺，他才华出众，诗韵不俗。在卫藏战争中，参加过战争并是指挥卫区四军右翼的军官。当颇罗鼐取得胜利后，他疑心重重，深恐颇罗鼐怪罪。相反，他不仅受到颇罗鼐的信任，处处受到保护，发挥了他的聪明才智，留下了藏族文学史上“雅俗共赏”的名著《颇罗鼐传》，后来还被推荐担任了西藏地方的重要职位噶伦。             
　　颇罗鼐虽出身高贵，对劳动人们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敢于为民作主。由于战争，后藏的庶民百姓和商人，是支持地方政府的关税的。但确实存在不均的现象，贫苦人家负债甚重，还要承担富户转嫁到他们头上的差税，富有人家又税少差轻，为了保护贫苦的百姓，让富豪之家多支兵差，多出赋税，颇罗鼐命令以定制的形式将以上措施加以执行。这样，有力地制止了那些投机取巧者的恶习，保护了善良百姓的利益。对他的兵丁，他是爱护备至，像对待亲兄弟一样，不分贵贱，吃喝共同分享。就是对待未参战过的骑兵，颇罗鼐也不居功自傲，不鄙视别人，而是不厌其烦地手把手地亲自教练。对待一般的下级军官和士兵，他能出面请求钦差赦免错误。
　　颇罗鼐对待上层也是忠心耿耿的。他敢作敢为，当拉藏汗战败，颇罗鼐被俘，准噶尔人威胁他说出拉藏汗的罪行，以为把柄。颇罗鼐不愧为正人君子，他义正严辞地给予了回绝，他深知知恩图报的道理，得到了人们的普遍称颂。
　　我们说，考察一个人是否爱国，既要看他的全部历史，更要看他在关键历史时刻的表现。作者以两次事件作为全传的主要内容来叙述，这是藏族历史上的重要事件，是颇罗鼐一生中的重大事件。在外受准噶尔袭扰，内遭阿尔布巴之忧的情况下，当时西藏地方政府统治者内部的矛盾也错综复杂，在这种关键时刻，颇罗鼐在热爱祖国、反对分裂、维护统一的坚决度和敏感度是首屈一指的，从他的言行就充分地表现了这一点。如果把爱国、统一作为一块试金石，那么，颇罗鼐在这块试金石上就闪烁出了光彩夺目的火花，证明了他的“爱国之心，忠义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