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藏族网通   民间文学是作家的保姆和启蒙老师。古今中外的著名作家和诗人，几乎无不受到民间文学的陶冶。突出的象屈原、白居易、乔叟、莎士比亚、仓央嘉措、歌德、彭斯、普希金、高尔基、鲁迅……他们或者受到民间文学磁石般的吸引，踏上了创作的道路；或者直接借用民间文学的砖瓦，营造起自己辉煌的文学殿堂；或者在民间文学的熏染下，确立和形成了自己作品浓厚的民族特色和风格。“人民是文学工作者母亲”，一切有事业心的文学家都应当自觉地向人民学习，从人民群众直接创造的文学中及取营养。
     西藏高原蕴藏着极其丰富、优美的民间文学瑰宝。几乎每个老人心中都有一本生动的故事书，几乎每座山、每条河都有一串绚丽的传说，每座寺庙都萦怀着许多奇异的神话，每个节日都回响着许多迷人的歌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无论就其历史的悠远，数量的众多，还是就其艺术的魅力和认识的价值来说，藏族民间文学都堪称世界文化史上的佼佼者。它为西藏的社会主义文学创作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土壤和母胎”（马克思论希腊神话时语）。然而，在我们的文学工作者中，竟还有捧着金饭碗乞讨的人，这些同志错误地把经济建设的现代化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西方化视为同步运动，竟然认为民族民间文学“都是过了时的土玩意”，醉心于模仿外国某些早已过时了的“时髦文艺”。除了受西方现代派文艺思潮的影响而外，缺乏民族民间文学的修养，看不到它真实的力量和价值，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其结果是一部分作品缺乏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民族气派和民族风格，很难为广大读者所接受，当然更谈不上反映民族生活的深度与广度了。
    正在这个时候，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廖东凡（执笔）、次仁多吉、次仁卓嘎收集整理的《西藏民间故事》，这是非常及时的。它不仅为我区民间文学研究工作打开了新的局面，给宗教、历史、民俗等许多学科提供了生动可靠的原始资料，而且为藏族地区的文学的时候说：“你在这里可以看到惊人的丰富的形象，比拟的确切，有迷人力量的朴素和形容的动人的美。”廖东凡等同志收集整理的《西藏民间故事》的可贵之处，正在于把藏族民间故事中许多感人的艺术形象，优美贴切的比喻，富有韵律感的语言和质朴的美，集中展现在我们眼前。读了它，能纠正一些同志轻视藏族民间文学的偏见，认识藏族民间文学的广阔天地、艺术力量和永恒的生命；读了它，能更深地体会到藏族劳动人民的勤劳智慧、美好情操和乐观主义精神；读了它，能受到深刻的鼓舞与有益的熏陶，激发创作灵感，潜移默化地走上民族化的道路。
    在去年底举办的全国民间文学作品评选中，《西藏民间故事》荣获唯一的一等奖，正是对这本书的科学、文学价值和收集、整理者的辛勤劳动所作出的公正评价。
    这本书最显著的特点是收集整理者严肃的求实精神。他们充分尊重和相信人民群众的创作天赋，使每篇作品尽可能符合藏族民间文学的本来面目。几百年来，从大藏经记录的民间故事到西方旅行者收集的西藏故事集，直至解放后发表的零星故事，数量众多，成绩不少，少说也在二百万字以上。但是实事求是地讲，真正用严格的科学方法整理出版的民间故事并不很多。佛教徒们把人民口头创作纳入宣扬“恶趣轮回”的轨迹，使富于人情味的民间故事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教条；外国旅行者则从殖民主义者的眼光出发，房间渲染主人公的野蛮和愚昧；我们的某些热心民间文学的同志由于受条件限制，听到一点就敷衍成篇，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免掺杂猎奇的成份。我曾将一则外国人收集的“藏族民间故事”讲给当地老百姓听，他们开始茫然不知所云，继而捧腹而笑，因为与前辈人传下来的故事实在相距太远。《西藏民间故事》却不是这样。它不是把人民的口头创作当做可以任意揉捏的面团，而是采取逐字逐句的记录方法，尽可能把它的本来面貌奉献给读者。所以，这里没有枯燥别扭的说教，而是洋溢着世俗的人情味；没有哗众取宠的荒诞情节，而是象生活本身一样质朴、自然。故事尾连贯，情节和人物发展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合情合理，亲切可信。试以《喇嘛唐白与白宗姑娘》为例，一个被誉为“佛心端正，慧根坚稳”的青年喇嘛，竟然挡不住白宗姑娘的美貌和温情的诱惑，被勾引还俗；而唆使白宗破坏戒律的，正是寺庙里道貌岸然的总管喇嘛。初看似乎不可思议，其实是真实深刻地反映了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和宗教禁欲主义对人性的摧残。廖东凡同志说：“这是发生在拉萨郊区的一则真实的故事。不但有男女主人公的遗迹可寻，还有一些还俗喇嘛及其同伴的亲身经历作证。”类似的事例不少，特别是第一辑的生活民情故事，都附有一篇详略不同的调查后记，指出故事发生的具体时间和地点，有关的实物遗迹、民歌以至主人公的后裔。有的已相隔数百年，自然不免有牵强附会和漫衍臆造的成份，就研究民间文学作品的起源和演变来说，仍然弥足珍贵。它告诉我们：文学创作，即使是变异性很强的民间文学创作，都离不开生活的土壤。
    收集整理者的求实精神还表现在细节的丰满和真实上。它不象某些民间文学读物只有故事的骨架，缺乏生动丰满的细节。或者虽有细节，实际上是整理者根据其它地区和民族的生活体验附会上去的。（按照这种附会的细节进行民俗学和心理学的研究，就会步入歧途。）《西藏民间故事》通过对大量生活细节的描绘，展示出一幅幅藏族生活的风俗画，真实地表现了社会各阶层，特别是下层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诸如铁匠在黑帐篷里监工（《铁匠明珠托央》），后藏商人去打箭炉驮运茶叶路上的种种习俗（《卓林•尼玛滚觉》），迎亲的人给父母赠送“罗布帮松”，给新娘赠送“简架则规”（《俄曲河边的传说》），等等，既引人入胜，又翔实可信。再以《勒桑洛珠和次仁吉姆》为例，男主人公骑马过拉萨河畔的田野，姑娘们从拔草的麦田里跑出来，向陌生的路上敬献青苗祝福，并要求赏赐钱财。这种叫“尤朗”的风俗在今天的拉萨已不复存在。仅在某些边远地区还保留着。千百年来，它不仅使荒野上跋涉的孤独旅人感受到亲人般的热情温暖，在人烟稀少、交通不便的西藏高原上，实际上还是人们了解新闻，进行社交的主要手段。故事中男女主人公炽热緾绵的爱情就是从敬献青苗的“尤朗”中开始的。这些民俗风习的铺排，构成了故事与人物的色彩绚丽而又质地纯朴的典型环境，读来饶有趣味。
    《西藏民间故事》的另一个特点，是用马列主义的观点作指导，努力从纷纭复杂的民间文学现象中挖掘和表现出人民口头创作的本质特征。藏族劳动人民之所以要在繁重的奴隶劳动之余编造和传播民间故事，显然不是为了欺骗和麻痹自己。恩格斯在《德国民间故事》一文中说：“民间故事还有这种的作用，同圣经一样培养他的道德感，使他认清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利、自己的自由，激起他的勇气，唤起他对祖国的爱。”所以，就本质上来讲，民间文学是与悲观主义、颓废主义绝缘的，基本的创作方法是现实主义。但是民间文学工作者深入到群众中去，又常常遇到许多令人困惑的难题，特别是在宗教影响很深的西藏。神话和迷信羼杂，精华和糟粕并存。同一个故事，有的突出对女性的蔑视和侮辱，有的却表现妇女为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在这些复杂的文学现象面前，廖东凡等同志既不是有闻必录，和盘托出，也不以主观愿望修改取舍，而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追本索源，弄清故事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原因，对同一母体的各种异闻进行反复的对比研究，力求使整理出来的民间故事真实地表现出人民大众的人生观、道德观和健康的审美情趣。《俄曲河边的传说》有两种结局：一个是男女主人公从商人家里双双逃跑“去寻找他们的幸福”，另一个男主人公留了下来，与商人一起做女主人公的丈夫。后一种结局诚然与西藏一妻多夫的习俗有关，而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受到了“容忍恶人”的宗教思想的影响，表现为是非不明。整理者取前者而舍后者，不仅使故事变得洗练，而且突出了劳动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愿望，无疑更符合民间文学的本质特征．《勒桑洛珠和次仁吉姆》中女头人阿峥的形象也耐人寻味。阿峥在历史上实有其人，生于十五世纪，为拉萨河畔柳乌家族的主要成员，因为是哲蚌寺的大施主，又出世款刻印了《克珠节传》，被寺庙尊为大慈大悲的女施主。她生前用过的物品也被悬挂在神圣的经殿，成为信徒们顶礼膜拜的对象。但是在民间文学里，阿峥却成了一个每三年要招一个漂亮小伙子为丈夫的淫荡女魔。凶狠，狡诈，不仅夺人之夫，还把他扔进拉萨河。勒桑洛珠死后，变成一只山鹰，杀死了阿峥。“阿峥从九层楼上滚下来，石头挂破肚皮。里面都是吃人的蝎子”，宗教传说中的慈悲女施主变成为民间故事中的凶恶魔鬼，充分表现出两种迥然不同的世界观和艺术观。尽管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那个时代的统治思想，但是人民群众从自身的经济地位和生活历史出发，仍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们鲜明的爱憎，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是压抑不住的。《西藏民间故事》的整理者通过沙里淘金，明辨真伪，有力地揭示了藏族劳动人民的高尚心灵。
    故事集的语言也引人注目。比喻贴切，形象鲜明，富于韵律感，象草原那样浑厚朴实，象山泉那样流畅悦耳，具有藏族群众语言特有的美。所有故事都由散文和韵文有机穿插组成，这是藏族民间讲唱故事的一大特点。韵文是主人公抒发内心世界时唱出来的。实际上是一首深情的民歌，反复重叠，一咏三叹，分外荡人心魄。过去有些同志在整理藏族民间故事时把唱词删去，实在可惜。谚语和比喻在藏族日常生活语言中占有突出的地位，故事集的散文部分象丝线串珍珠一样，运用了大量谚语和比喻。“每道墙缝，都是一只偷听的耳朵”；“活佛的话，象高山上滚下来的石头”；“灯要拨才亮，话要说才明”，等等，都是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哲理。它们使故事变得深沉、厚重，比喻更是贴切生动，琳琅满目，在不知不觉中把读者带进了故事设置的特定气氛。说父母疼爱儿子，“把他当成心上的脂肪，眼里的瞳仁，立在太阳下怕他融化，坐在阴凉处怕他结冰”。说公婆厌恶儿媳，“把她当成上里的沙子，靴底的尖刺”。说姑娘很美，“往前走一步，抵得上一百匹骏马的价钱；入后退一步，抵得上一百头犏牛的价钱；露齿笑一笑，抵得上一百只绵羊的价钱”。其喻体无不来自藏族日常生活与自然环境，完全和藏族心理素质相吻合。《俄曲河边的传说》更体现出综合运用民间语言艺术的魅力。它用抒情的语言进述一个娓娓动听的故活。大部分语言是对仗的，“北村有个牧马少年”，“南村有个放羊姑娘”，随着男女主人公恋情的起伏跌宕，选用的比喻及其所创造的气氛也跟着发生变化，金鹿对着布谷鸟，太阳对着月亮，轻薄的风对着无聊的嘴，句子和句子，段落和段落相互对照呼应，把故事一步步引向高潮。把谚语和比喻揉进富于对仗美和音乐美的叙述语言之中，处处洋溢着诗情画意，酷似一曲感人至深的抒情叙事诗。——这些语言，即使以汉文形式表现出来，仍然不失藏族民间文学语言的特色和风格。
    收集整理民间故事是一项严肃而艰苦的工作。有人把西藏比做民间文学的大海，诚然不错；又说什么“顺手拈来，皆为珠玑”，就不那么准确了。《西藏民间故事》就不是轻轻松松拈来的。这里需要有马列主义理论的修养，走遍千山不畏难的勇气，还必须具有丰富的文学知识，长期的生活体验和熟炼运用世族语言的能力。正如民谚所说：“春天不肯在风沙里打滚，秋天就闻不到醉人的麦香。”为了这部民间故事书，收集整理者从一九七九年起走遍了西藏大部分地区，虚心拜群众为师，记录了一百多万字的藏汉文民间文学资料。有时为了搞清一个故事的来龙去脉，反复十来次进行调查，上至机关、寺庙，下至农舍、帐篷，或者个别访问或者开座谈会，决不用“想当然”的捷径代替民间创作的实际。对于收集到的各种异式的故事，也与讲述者认真进行比较研究，决定取舍。其严肃认真的态度和吃苦耐劳的精神是很感人的。故事书的执笔者廖东凡同志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进藏二十多年来大部分时间从事群众文艺工作，经常深入基层，对藏族人民产生了深厚感情，并学会了一口流利的藏话。打倒“四人帮”后，又专门从事民间文学研究的组织工作，与民间艺人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所有这些为他收集整理民间故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编书的过程中，藏汉两族同志亲密合作，互相帮助，几易春秋，才浇灌出这株令人喜爱的民间文学之花。我们的文学工作者应该从中得到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