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从目前搜集整理的情况看，《格萨尔王传》共有120多部，100多万诗行，2000多万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部史诗。就数量来讲，比世界上最著名的五大史诗，即：古代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希腊史诗《伊利亚特》、《奥德修记》，印度史诗《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的总和还要多。（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史诗，产生于公元前三千多年，有三千多诗行。《伊利亚特》共24卷，一万五千多诗行。《奥德修记》也是24卷，一万二千多诗行。《罗摩衍那》全书分七篇，一万八千多颂，每颂为两行。《摩诃婆罗多》全书分十八篇，有十万余颂，计二十余万诗行）。
《格萨尔王传》的发掘整理，在中国文化史上亦具有重要意义，为我国多民族的文学史填补了一项重要的空白。她用活生生的事实说明：不但西方有史诗，东方也有史诗；不但古代印度有史诗，我们中国也有史诗，从而推翻了长期以来在学术界似乎已成定论的“中国无史诗”这一错误论断。中国不但有史诗，而且有伟大的史诗，同希腊史诗和印度史诗一佯，《格萨尔王传》是世界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灿的明珠，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贡献。
 《格萨尔王传》的抢救工作，是包括多方面内容、涉及多种学科、关系到各个部门的系统工程。中国成立以后，党和人民政府对《格萨尔王传》的抢救工作十分重视。50年代，曾开展大规模的搜集整理工作。195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为此专门批发文件，把《格萨尔王传》的抢救工作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的内容之一，经过各民族民间文艺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取得了重大成绩，向伟大祖国献了一份厚礼。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格萨尔王传》的抢救工作重新开始。从1983年开始，史诗的搜集、整理和研究连续三次被列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1984年，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由国家民委、文化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等中央有关部门和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内蒙古、新疆等省、自治区的有关部门共同建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统一规划，分工协作，共同完成这个艰苦而又意义深远的文化事业。
  国家曾先后组织数百人的学术考察和科学研究队伍，持续数十年，调查人员的足迹遍及半个中国，这在藏族的文化史上是空前未有的壮举。在我们多民族的祖国大家庭文学艺术发展的历史上，也实属罕见。这生动地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民族文化事业的高度重视。对各兄弟民族的亲切关怀。
　经过几十年，特别是近十年的艰苦奋斗和不懈努力，形成了一支有几个民族成份，包括说唱、搜集、整理、翻译、出版、学术研究在内的老、中、青三结合的科研队伍。人员素质有较大提高，撰写发表了许多具有一定学术水准的论著和调查报告。搜集到极为珍贵的资料，为深入研究《格萨尔王传》奠定了的坚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学术活动不断增多，不仅组织了各种形式的艺人演唱会和学术研讨会，还举办了四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不少国外学者认为，《格萨尔》的事业发展很快，已成为中国藏学和蒙古学，乃至民间文学界最为活跃的学科之一。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格萨尔》学”的学科体系已初步形成，并不断发展。她潜在的巨大学科优势，丰富的文化内涵，也日益为人们所认识。1995年6月在奥地利举行的第七届国际藏学会议上，《格萨尔》首次作为专题项目在会上讨论。《格萨尔王传》这部古老的英雄史诗，以她独具特色的民族风韵和丰富内容，充分显示了绚丽的光彩和强大的艺术生命力。同时也在国际学术界为我们祖国赢得了荣誉。
 在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的关怀指导下，经过各民族《格萨尔》工作者的艰苦努力，《格萨尔》工作已取得巨大成绩。到目前为止，共搜集到藏文手抄本、木刻本近300部，除去异文本，约有100部。己正式出版的藏文本70余部，总印数达300多万册，按藏族总人口计算，成年人平均每人一本，同时还出版了20多部汉译本。这是藏族出版史上前所未有的重大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