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份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
《格萨匀》是我国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一部伟大的英雄史诗，后来流传到其他兄弟民族地区，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成为我们祖国大家庭各族人民共同的一份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文化遗产。
  藏族人民创造了伟大的英雄史诗《格萨尔》，但是，在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社会，在思想文化领域，神权占统治地位，劳动人民创造的文化受到压制和排斥。那些才华出众的民间流浪艺人被当作乞丐，遭到歧视。把《恪萨尔》这部伟大的史诗轻蔑地称作“乞丐的喧嚣”。
  新中国的成立，使《格萨尔》这部古老的史诗获得了新的艺术生命力。党和国家对《格萨尔》工作非常关心和重视，把它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文化事业。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央及各省、自治区有关部门的关怀和指导下，经过几代《格萨尔》工作者团结一致，坚持不懈、艰苦卓绝的共同努力，我国的((格萨尔》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持续到二十一世纪，历时半个多世纪，连续不断，还将继续下去。这是一项跨世纪的文化建设工程，这种搜集整理和学术研究工作，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参加人数之多，成就之显著，涉及面之宽，影响之广，在藏族文化史上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壮举，在我国多民族文学发展的历史上也不多见。就是拿到世界文化发展的历史上来观察，也是少有其匹，足以感到自豪和骄傲。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格萨尔》学的科学体系，已经形成，并且在不断完善、充实和发展。
二、说唱艺人的卓越贡献
《格萨尔》是一部至今在藏族群众、尤其是在孕育了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的母亲河——黄河、长江和澜沧江的源头地区广泛流传，是一部活形态的英雄史诗；一份典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历史上藏族社会发展的几个重要阶段，都对《格萨尔》的流传、演变和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各个重要的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都在这部宏伟的史诗里得到直接或间接的反映，使她日趋丰富和完善。反过来讲，《格萨尔》对各个时期藏族文化的发展，也发生了巨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从而在藏族文化史上确立了她不可替代、不可抹杀的重要地位。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在藏族文化史上没有第二部书，能像《格萨尔》那样深刻地反映古代藏族社会发展的历史，对藏族文化的发展，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千百年来，《格萨尔》能在世界屋脊之上广泛流传，历久不衰，主要应该归功于那些优秀的民间说唱艺人，他们是史诗最直接的创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最热情的传播者，是真正的人民艺术家，是最优秀、最受群众欢迎的人民诗人。在他们身上，体现着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和伟大创造精神。若没有那些卓越的民间说唱艺人世世代代、坚持不懈、持续不断的传颂，薪火相传，这部古老的史诗，可能早巳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藏族人民、乃至中华民族，将会失去一份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一部伟大的英雄史诗。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上，也会失去一部伟大的史诗，留下一个巨大的空白。
 在《格萨尔》发展的历史上，说唱艺人们曾经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新时期((格萨尔》工作方面，说唱艺人们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我们这一战线最活跃、最有影响力的一支力量，他们既是搜集整理、学术研究工作的骨干力量，又是搜集整理和学术研究的主要对象。
 三、最大的成就和最大的憾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格萨尔》事业方面取得了多方面的巨大成就。但是，我自己认为，其中最重要、最突出、最有文化意义和学术价值的是，我们发现了众多的有才华、至今活跃在人民群众之中的说唱艺人，记录、整理、出版了近百部艺人说唱本，搜集了大量珍贵资料。这一工作还在继续。昔日乞丐，成为今日的国宝，说唱艺人们的社会地位从根本上得到改变；他们的艺术天赋和聪明才智，得到人们的尊重；他们在弘扬民族文化方面所做的重要贡献，受到党和国家的褒奖和社会舆论的公正评价。对于这些变化和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无论怎样评价都不过分。另一方面，我自己认为，最大的缺憾、最大的不足、最大的失误，是没有做好有关说唱艺人资料的搜集、保护、利用和研究。我作为一个学科牵头人和《格萨尔》研究的项目负责人，感到深深的遗憾，深深的内疚和惭愧，应该进行自责。周扬同志、钟老钟敬文教授、马老马学良教授、王老王沂暖教授，以及至今仍健在的贾老贾芝先生、王平凡同志等我国民间文学界的老一辈领导人和专家学者，早就给我们指出了这一点。1985年春天，贾老带中国民间文学家代表团到芬兰参加“《卡勒瓦拉》与世界史诗学术讨论会”。贾老向大会介绍了我国丰富多彩的史诗。我是第一次出国、参加国际性的学术会议，我宣读的论文是：《论<格萨尔>说唱艺人》，受到热烈反响。会议组织者带我们去参观芬兰文学学会的民俗学博物馆，主要向我们介绍隆洛德和他的学生们搜集整理芬兰的英雄史诗《卡勒瓦拉》时的手稿和录音磁带。他们不无自豪地向全世界研究史诗的专家学者们说：“这是整个欧洲最丰富、最完整的关于史诗的资料，我们将向我国和全世界研究史诗的专家学者开放，供他们研究。”这件事给我们中国代表团的同志们很深的印象。贾老当时就无限感慨地说：“我们中国有那么多史诗，那么丰富的资料，应该建立一个史诗博物馆。”贾老又说：“如果全国的史诗博物馆暂时搞不起来，可以先搞《格萨尔》博物馆。《卡勒瓦拉》只有上下两卷，我们的《格萨尔》有几十部，从五十年代开始搜集整理，有多少资料啊!”我向贾老汇报：“《格萨尔》现在不是几十部，而是上百部；如果加上各个艺人不同的说唱本，就有数百部。这些异文本各有特色，都有它的存在价值和研究价值。”回国后，我们向有关领导汇报。第二年，即1986年，在我们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格萨(斯)尔》办公室设立了《格萨(斯)尔》资料中心。与此同时，各省、自治区，各个民族院校，各研究机构，都不同程度地搜集了不少资料。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是，实事求是地讲，各部门的资料都不完整，很分散，很凌乱，根本不能反映我国在《格萨(斯)尔》工作方面所做的艰苦努力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其结果是：分散的努力，遭到共同的失败。
亡羊补牢，未为晚也!
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年在青海召开首届全国《格萨尔》说唱艺人演唱会暨学术研讨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前面谈到，建国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格萨尔》工作一直是一个比较活跃的学科，充满朝气和活力，在民族、民间文化领域，起到带头作用和推动作用。但是，近几年来，因种种原因，在某些方面、某些地区，《格萨尔》的学科建设比较缓慢，遇到了一些困难和障碍。针对这种情况，我曾提出：我国的《格萨尔》事业，队伍不能垮，班子不能散，工作不能停。我们的事业还要薪火相传，继续下去。
  这一提议，得到很多同行朋友、专家学者和有识之士的赞同和支持。
  我希望，能够以这次演唱会和研讨会为契机，振兴《格萨尔》事业，进一步促进和推动我国《格萨撕)尔》事业的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