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萨尔》史诗因其主人公格萨尔而得以不朽，因此史诗产生年代的研究必然涉及对格萨尔这个人物的研究。格萨尔到底是个历史人物还是艺术形象,这是首先需要弄清楚的问题。最早提出并研究这一问题的是十七世纪的藏族学者、第四世班禅的经师洛桑慈诚和十八世纪的青海籍土族高僧松巴益西环觉。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已经延续了300多年，至今仍有学者在苦苦探索。有的认为格萨尔是吐蕃时代的某一赞普，有的认为是宋元时期河湟一带的藏族地方政权的代表人物角厮罗，也有人认为他是藏区某一地方的首领，等等。我们认为，在史诗的初创时期，不一定有格萨尔其人，后来某一地方可能出现了一位比同时代人稍微出众的小首领，赢得人们尊敬，尊称格萨尔，并引入史诗之中，将史诗中原有的内容都与他联系起来，进一步加工，便成为史诗的主人公。作为原型，历史上的某一人物为《格萨尔》史诗的形成和完善起过一定的作用，但他当时的声望和能力与后来形成的史诗中的格萨尔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格萨尔》史诗主要捕写以格萨尔王为首的岭人武装与其他集团之间的战争。那么它究竟反映了藏族社会哪个阶段的历史呢? 这是学术界十分关注并认真研究的又一个重大问题。通过以上对《格萨尔》史诗形成年代的讨论，我们初步认识到，史诗形成的第一阶段大致是公元一世纪至七世纪吐蕃王朝建立前后。据藏文史书记载，在这段历史时期内，青藏高原上曾经有过“十二邦国”、“四十小邦”等集团，而这些所谓的“邦”和“国”，实际上就是一个个部落组织。史书还说，它们之间互相争斗、砍杀，这是对部落战争的记载。后来出现了“藏民六大族姓”(一说“四大族姓”)，这是部落之间由于战争而分化组合的结果。公元七世纪前后，青藏高原上各部落割据而治，互不统属。后来，新兴的雅隆部落集团攻伐各部，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
原诸部，建立吐蕃王朝。可见，史诗形成的第一阶段，民间说唱艺人完全生活在一个个不同的部落组织之中，他们所接触的都是部落内外的一些事务，他们所能记忆和表述的也只能是与部落社会有关的一些人和事。
    吐蕃王朝建立后，把原来的一个个部落统统置于其统治之下。王朝还建立了一整套职官制度、行政制度、军事制度和法律制度，具备了与其社会形态相适应的比较完整的国家形态。但是，在吐蕃王朝的地方军政组织中，在“如”和千户所的政权组织之下，仍然保留着部落组织的形式。吐蕃王朝崩溃后，前后藏地区出现众多地方割据势力，家族统治和农奴制领主庄园发展起来，部落制度基本解体，只有在藏北、青海、甘肃、四川一带，藏族部落的组织形式依然存在。元朝统一藏族地区后，前后藏地区确立了比较完整的封建农奴制的领主庄园制，而在甘青川的藏族地区自元代以来，历代中央政权采取了封给藏族部落首领官职、准许其世代世袭的土司制度，使部落组织形式得以保存下来。藏北地区的部落也没有受到触动。
    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后创造文字，颁行法律。文字的出现，可以用来记录朝政大事和有关历史，敦煌出土的大量的吐蕃历史文书，就是当时文字被用于记载历史的明证，这时凭人脑来记忆历史已无必要。法律产生之后，可以以法治民、治邦，大大削弱了神话和历史教育的功能，此时专人讲述神话、故事也没有多大必要。至此，以“仲”司政的时代已经结束。其实，藏文史书对此也作了暗示。它为什么要说在赞普拉托托日年赞之前27代赞普以“仲”、“德”、“苯”三者司政，而之后就不这样做了呢?据说，有一天，拉托托日年赞在王宫顶上休息，忽然从天上降下百拜忏悔经、舍利宝塔、六字真言、法教规则等四样宝物，都是印度佛教的密宗法物，因而以此作为佛教传入西藏的标志。从此赞普以佛法行政，“仲”、“德”、“苯”三者被取而代之。藏文著名史籍《青史》中说，其所谓从天上掉下来的那些东西很可能是印度人带到吐蕃的，因为当时还没有创立藏文，又没有人懂得那些东西的内容，于是将它们保存起来，而印度人又回到印度去了。所以，不可能在佛教还没有真正传入之时就以佛法司政而立即抛弃原有的统治工具，相反，“仲”、“德”、“苯”依然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直至松赞干布时代，有了能够替代其职能的工具之后，才把“仲”作为敲门砖丢开，而“德”和“苯”又自我改变，去适应宫廷新的需要。“仲”已经不能继续立足于宫廷，它就很自然地走向民间，而广大民间依然是部落组织，处于部落组织中的民间说唱艺人继续以部落社会为背景创作和传播史诗。时至今日，藏族社会仍有成百上千的说唱艺人在活动，他们终生说唱《格萨尔》、传播《格萨尔》。说唱艺人中的绝大多数分布在部落地区，《格萨尔》流传最广的也是藏族部落地区。自古至今，说唱艺入从未脱离过藏族部落，《格萨尔》自始至终在藏族部落中流传。很显然，《格萨尔》史诗所能反映的也只有藏族部落社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