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萨尔》不仅是藏族历史上影响窎远的一部具有多学科价值的文学艺术珍品，也是藏族人民最喜爱并引以为自豪的精神财富，更是世界上迄今所发现的最辉煌的英雄史诗之一。它的价值，早已跨出了藏民族特定的时空范围而超越了民族和国家的界限，越来越被世人所关注和重视。本文仅从伦理学角度对《格萨尔》所蕴含的伦理思想作一简单的探讨。
    一、《格萨尔》史诗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
    关于《格萨尔》史诗的产生年代问题，学术界有“吐蕃时期说”（八至十世纪）、“宋元时期说”（十一至十三世纪）和“明清时期说”（十五世纪以后）等诸种观点。笔者赞同藏族学者降边嘉措的说法：“要确切地说出《格萨尔》究意产生在什么年代，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但是根据现有资料，它应当“产生在藏族氏族社会开始解体、奴隶制的国家政权逐渐形成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大约在纪元前后至公元五、六世纪吐蕃王朝时期，即公元七至九世纪前后，基本形成。在吐蕃王朝崩溃，即公元十世纪之后，进一步得到丰富和发展，并开始广泛流传。”就是说，史诗发端于吐蕃社会之前，即“藏族氏族社会解体”的时期，但如果以“基本形成”为标志，则是在“公元五、六世纪吐蕃奴隶制国家政权逐渐形成的历史时期”。
    据《西藏王臣记》、《土观宗教源流》等藏文典籍记载：藏族社会在没有文字之前，赞普和各地首领（相当于部落酋长）无不用“仲”、“德乌”和“苯”这三种方式来管理百姓，治理国政。“仲”，就是指民间故事（含史诗在内）。当时究竟有哪些民间故事和史诗，“仲肯”作为讲故事或说唱史诗的艺人，又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参与国政，史书上则无记载。但这种管理方式说明，史诗和民间故事在古代藏族社会已经流传很广，并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那些说唱史诗或故事的艺人甚至可以“参与国政”。在《格萨尔》未诞生之前，已有许多故事及一些小型史诗，其中的一部分后来便“被融化、吸收到《格萨尔》这部规模宏伟的长篇史诗中去了”。因此，“苯”当是史诗中神话的来源，“德乌”当是史诗中各种知识的来源，“仲”则直接成为史诗诞生的基础。直至现在，藏族人民还在自己的语言文字中称《格萨尔》为“仲”，称说唱《格萨尔》的艺人为“仲肯”或“仲巴”，将记录成文字的《格萨尔》称为“仲译”。由此亦可看出其中的渊源关系。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没有历史的民族是没有的。藏族在形成、发展的过程中，曾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社会。相传在松赞干布之前，藏区最初有互不统属的众多“小王”（相当于部落或部落联盟的首领）和若干小邦，相互间“喜争战格杀，不计善恶，定罪之后投之监牢”。当时，“小邦不给众生住地，居草原亦不允许，惟依持坚硬岩山（居住），饮食不获，饥饿干渴，藏地众生极为艰苦。”人们饱受战乱之苦，衣食无着，性命不保的惨状已见一斑。到囊日论赞时，经过战争扩张和征服，好不容易才取得了部落联盟的“盟主”地位，为吐蕃的统一奠定了基础。至松赞干布，子承父业，施展宏图大略，终于统一了吐蕃全境，并通过发展生产，创立文字，制定法律，立官制、军制，建立起以赞普为中心的集权的奴隶主贵族统治，使吐蕃社会和藏族人民进人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这时，吐蕃王朝再也无需用“仲”、“德乌”和“苯”来辅政治国了。虽然此时的巫师在社会上仍有较大影响，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也仍在发挥重要作用，但被称作“仲肯”的民间艺人，却再也无权参政了。自从有了文字后，便有专门的文职官员或文人墨客撰写史书，并为赞普及文臣武将们树碑立传，歌功颂德，因而再也不需要“仲肯”即民间艺人来传唱历史了。于是，说唱史诗和故事的艺人们只好从宫廷走向民间，从象牙之塔的殿堂深人到草原牧区的家家户户，从而使史诗直接植根于藏族人民的肥土沃壤，在无限宽广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得到丰富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