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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降边嘉措 |
来源: 降边嘉措学术网站 2006年12月13日 1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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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藏文被强行禁止使用,先后用波斯文、乌尔都文和英文作为官方语言的情况下,在这一地区,藏族的文献资料基本上已经毁坏殆尽,传统文化也已基本上失传。在800多年的时间里,没有、也不可能用藏文创作任何著作,包括文学作品,本土的藏文典籍也无法传入此地。因此,在这一时期,藏族传统文化主要靠民间的口头传承,一代又一代,延绵不绝。
而英雄史诗《格萨尔》是最主要的内容,她流传最广泛,影响最深远。
我们在巴尔蒂考察期间发现,关于《格萨尔》的流传,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在巴尔蒂地区藏民居住的5个河谷里,到处都有关于格萨尔的遗迹。这里的山山水水,似乎都与格萨尔有某种联系,巴尔蒂人的祖先创造了许许多多的传说故事。
阿巴斯先生首先带我们到距离斯卡杜不远的隆多河谷,去参观传说中的格萨尔大王诞生地。在一座高高的山峰上,耸立着两个长方形巨石,成人字形,下面自然形成一个大的洞口,洞口前面有一片较为平坦的台地,据说格萨尔大王就在这里诞生。
我们到那里时,见到不少当地的孩子,对我们很热情,跟着我们一起爬山,介绍当地的情况。那些孩子都知道“格萨尔”,说这里是格萨尔的故乡,还流露出一种自豪的神情。
我们一起拍照留念,我感到很有纪念意义,那些小朋友们也很高兴。
此外还有不少遗迹,传说格萨尔在这里打过仗,他的妃子珠牡在那里放过羊。在一个叫通古斯的地方,有一片宽阔的平地,传说格萨尔的叔父晁通曾在这里与霍尔王打过仗。在另一个河谷,有一个山口,山势陡峭,十分险峻,传说格萨尔在这里遇到困难,遭到妖魔的袭击。最后自然是格萨尔大王取得胜利。
从民间文学流传、演变的一般规律来看,不但有故事流传,还有与之相应的遗迹或文物,是那一个(或那一类)故事在这一地区流传广泛、影响久远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些传说和遗迹流传至今,说明《格萨尔》在巴尔蒂地区的广泛影响。
第二,有众多的说唱《格萨尔》的民间艺人。无论在什么地方,《格萨尔》能够流传至今,主要依赖于民间艺人们的世代相传。巴尔蒂就那么小一点地方,几十万人,当然不可能像本土藏区那样,有那么多艺人,更不可能产生扎巴老人那样卓越的演唱家。但是,考虑到他们与本土同胞隔绝了几百年,处于伊斯兰文化的统治之下,依然能够使《格萨尔》流传下来,依然有那么一些民间艺人一代又一代,不屈不挠,矢志不渝,吟诵这部伟大的史诗,这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文化现象。
据当地一些老人介绍,在几十年前,这里还有许多艺人,讲述格萨尔故事,但现在已经越来越少了。据说,当前能够说唱《格萨尔》的,不到10位。机会难得,本来,阿巴斯先生想尽可能多地给我们安排采访几位艺人,但因交通不便,联系困难,山区里也无处打电话,发电报。请人捎话,有的没有带到;有的虽然带到了,但因山路崎岖,时间又短,我们上不去,他们下不来,最后只见到两三位。为此,我感到深深的遗憾。
我们采访的第一位民间艺人,叫哈桑巴布。当时(1994年)老人已经60多岁。他说,已经有20多年没有说唱了。
当他回顾自己学唱《格萨尔》的经历时,他说,小的时候,就经常听老人们讲,到他12岁时,已经记了不少关于《格萨尔》的故事,他也像老人们一样,开始给乡亲们讲,在当地还小有名气。老人向我们讲述了两个故事:一段是格萨尔降伏北方魔王后,贪恋酒色,不愿回岭国,珠牡派两只小鸟给他报告霍尔国入侵岭国的不幸消息。是《霍岭大战》中的一段。另一段是讲述格萨尔祖先的来历。是《天界篇》里的一段。
边说边唱,夹叙夹议,说唱形式基本上与本土藏区的一样。
在德国波恩大学中亚研究所瓦·海希西教授主持下,于70年代和80年代,开展了一项为期12年、以搜集整理和研究中亚各民族史诗为主要内容的特别研究项目。根据这一总体计划,萨噶斯特教授和他的夫人,于1980年和1981年两次到巴尔蒂地区,当时他们采访了10多位艺人,并录制了他们说唱的内容,对《格萨尔》在该地区的流传情况作了比较系统的调查了解。这可能是有史以来对这一地区的《格萨尔》流传情况第一次进行有目的、有计划的调查研究。波恩大学的学者们自己对这次的学术考察,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是他们第一次向外部世界打开了巴尔蒂地区民间文学的宝库,开辟了《格萨尔》研究的一个新领域。
当年萨噶斯特教授就采访过哈桑巴布,那时他才40多岁,精力旺盛,记忆力好。他讲述了3章,即史诗的开头部分:格萨尔从天界来到人间;降伏吃人的妖魔;征服霍尔国,救回珠牡。
这20多年,随着中巴友谊公路的通车,打开了巴尔蒂人民与外界的联系,电影、电视、“卡拉OK”、流行音乐等各种现代文化像潮水一样涌进了这个长期被封闭的河谷。现代文化吸引了现代青年,给传统文化以极大的冲击。老人不无遗憾、而又无可奈何地说:我老了,唱不了啦。能说唱《格萨尔》的艺人也越来越少。就是能说唱,也没有人听。现在的青年人不喜欢听。
哈桑巴布老人的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格萨尔》和民间说唱艺人的命运在巴尔蒂地区的变化。同时也使我们更加感到做好《格萨尔》搜集整理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钟敬文、贾芝、王平凡、马学良等我国民间文学界的老前辈们,提出“抢救”民间文学、“抢救”《格萨尔》,这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倡议,充分表现了他们弘扬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的高度责任感和事业心。
第三,从内容看,在巴尔蒂地区流传的《格萨尔》,主要是《天界篇》、《英雄诞生》、《降伏妖魔》、《霍岭大战》等前面的几部。即使过去一些比较优秀的艺人,也只能说唱几段、几个章节,没有能说唱几部、十几部的。情节也有些变化,最大的变化是,在这里流传的一些故事里,格萨尔的形象有了重大变化,他既是英雄,又是“妖魔”,既是好人,又是坏人。他变成了伊斯兰教的“敌人”,因为他以“消灭伊斯兰教”为己任。萨噶斯特教授的调查报告《格萨尔—伊斯兰教的魔鬼》,对这种变异,作了详细描述,读来饶有兴味。
按照艺人们讲述的故事,格萨尔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有人说他是伊斯兰教的敌人“达特沙尔”的转世,他最终会发动一场战争来消灭伊斯兰教。他的存在,对于伊斯兰教来说,无疑是一种威胁。
第四,最重要的一点,格萨尔故事在巴尔蒂地区长期的流传过程中,不管有什么样的变异,与伊斯兰文化发生了什么样的相互影响、矛盾、冲突、排斥、吸收、融合,但是,有一点是很明确的:格萨尔是巴尔蒂人民心目中的英雄。
在当地群众中广泛流传着一个故事:格萨尔没有死,格萨尔和他的妃子珠牡还活着。他们住在喀喇昆仑山上。它的最高峰乔戈里峰,就是他们的宫殿。
他们认为,格萨尔是他们民族的英雄,是巴尔蒂人的骄傲。格萨尔是喀喇昆仑山的守护神,他保佑着巴尔蒂人世世代代过和平安宁、吉祥幸福的生活。
恩格斯曾经指出:“在每一个民族中形成的神,都是民族的神,这些神的王国不越出它们所守护的民族领域,在这个界限以外,就由别的神无可争辩地统治了。只要这些民族存在,这些神也就继续活在人们的观念中;这些民族没落了,这些神也就随着消亡。”
应该怎样理解恩格斯的这段论述呢?按照我的理解:每个民族之神都是在一定的文化环境里产生的,表现了一定的民族精神。
马克思有句名言:“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就是说:有什么样的社会存在,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民族文化;有什么样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就会塑造什么样的民族之神。
每个民族都有区别于别的民族的独特的心理素质及其文化表现,以构成民族精神的表象世界。这个世界,来源于民族的生物存在(体质结构)、外在环境(自然环境),及其文化积累的综合作用。
因此,要真正了解一个民族的民族之神,就必须把握他赖以产生和生存的文化环境。
格萨尔这个神,既不同于耶和华,他不创造宇宙和人类;也不同于释迦牟尼,没有给受苦受难的岭国人民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许诺,而是率领岭国百姓,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降妖伏魔,抑强扶弱,除暴安良,消除世间的不平,摆脱现实的苦难,积累尽可能多的财富(包括采用掠夺的方式),要在今生今世让岭国人民过上美好、幸福、富裕的生活。他地地道道是民族之神,首先是人民大众之神。他始终生活在“岭国”百姓之中,是在民间文化的土壤中诞生的神,而不是官家文化和僧侣文化的基础上产生的神。
格萨尔既是人格化了的神,又是神化了的人,但更多地表现了人的历史属性。因此,格萨尔是历史的人,文化的人,是雪域文化铸造的民族之神。
史诗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最能体现一个民族的精神和民族文化的特质。
正因为如此,黑格尔认为:只能有民族史诗,不能有世界史诗和全人类史诗。
黑格尔特别强调,任何一部史诗,都必须有一种“确定的背景”,这便是它赖以产生的生态环境和文化土壤,正因为如此,不可能产生体现世界精神的世界史诗或全人类史诗。他认为:“不同的民族精神须由相应的不同的英雄人物来表现,这些不同的英雄人物的斗争生活就各自为政地造成历史及其进展。”
人们常说一切优秀的文学作品具有永久的生命力,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也正是这个原因。马克思在分析文学现象时,曾表示赞同海涅如下的观点:“每一个时代,在其获得新的思想时,也获得了新的眼光。这时,他就在旧的文学艺术中看到了许多新精神。”马克思补充说:绝不应该把这种新的解释看作“歪曲,看作对一种理论创建时或一部作品产生时建立的不变准则的背离。”
在《格萨尔》的流传过程中,藏族人民世世代代也正是这样不断吟诵,不断创造。远离本土、生活在被伊斯兰文化包围之中的巴尔蒂人,更是这样。他们在“获得新的思想时,也获得了新的眼光”,“在旧的文学艺术中看到了许多新精神”,从而使她所包含的意蕴不断得到延伸、扩展和丰富。
一个民族要生存,要发展,就要有凝聚力。在部落战争时代,为了生存和发展,更需要推崇英雄和英雄行为,依靠具有非凡的勇气和胆略的英雄来统一全社会的意志,统帅整个部落去进行征战。如果现实生活中还没有产生这样的英雄,那么,人们就必然按照自己的理想和愿望,塑造一个英雄。于是民族之神就产生了,这便是雄狮大王格萨尔,雄狮是力量的象征,是克敌制胜的法宝。
包括巴尔蒂人在内的古代藏族先民和他们当中涌现的歌手,赋予格萨尔各种美好的称谓,满腔热情地歌颂他,运用各种艺术手段,塑造格萨尔的英雄形象,尽可能地使他崇高伟岸,至善至美。从本质上讲,就是要通过格萨尔这个艺术形象,寄托民族的希望,表达他们的社会理想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古代藏族群众和他们的歌手,也许没有这样明确的创作目的和自觉意识,但是,经过历史的沉淀和选择,锤炼和铸造,客观上确实产生了这样的社会作用和艺术效果,使后世的文学创作不能企及,进而在藏族文学发展的历史上矗立起一座不朽的丰碑。
苦难中的巴尔蒂人,把拯救民族灵魂,振奋民族精神,解除人民苦难的希望寄托在格萨尔身上。
从《格萨尔》产生流传到演变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各个时代都需要格萨尔;各个时代的人都在按照自己的愿望和理想重新塑造格萨尔,呼唤格萨尔。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之神。“只要这些民族存在,这些神也就继续活在人们的观念中。”
格萨尔同样也会活在巴尔蒂人之中,成为他们的精神支柱,他们的守护神。
什么是历史?《辞海》里作了这样的解释:“广义的历史,泛指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包括自然史和社会史。通常仅指人类社会的发展的过程,它是史学研究的对象。”
就是说:山有历史,水有历史,湖海有历史,江河有历史。
人有历史,民族有历史,国家有历史,整个人类有历史。
语言有历史,文字有历史,文化有历史,宗教有历史。
一部书──一部真正有价值、有意义、有影响的书,也有她的历史。
《格萨尔》就是这样一部有价值、有意义、有影响的书。她也有她自己的历史。
喜马拉雅山的历史,将是一部最壮丽的山河史。
自古以来,祖祖辈辈、世世代代生活在喜马拉雅山地区、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开发这片土地、被称作“喜马拉雅山民”的各民族人民的历史,将是一部内容丰富、富于传奇色彩、引人入胜、发人深省而又十分悲壮的历史。
在喜马拉雅山地区广泛传诵的《格萨尔》这部伟大的英雄史诗的历史,它本身也将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上,最辉煌灿烂的篇章。
我们能够环绕喜马拉雅山进行学术考察──尽管这一工作刚刚开始——并从事这项有意义的文化事业,是我们的光荣,也是我们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编辑 晓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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