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语文翻译工作者的贡献 (作者：王亚森)

    西宁解放后，在军管会时期即成立了翻译科。当时除了翻译有关的布告、命令、通告、指示和《约法八章》外，主要是在各少数民族代表人物和宗教上层人士为了拥护共产党、迎接解放军，前来军管会谒见党政军首长时，口头翻译，便于交换意见。
    1950年1月1日省政府成立后，在原翻译科的基础上成立了省政府翻译委员会，才旦夏茸任副主任。翻译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一、重要的中央文件和省府下达的文件，均译成蒙、藏文字，与汉文同时下达；二、各少数民族人民的来信来访，均译成汉文，供领导便于处理；三、翻译《青海政讯》月刊；四、翻译重大会议的文件、报告和讲话等。后来省翻译委员会虽然更名为省政府翻译室，但工作任务仍然同前。
    当时，民族语文翻译工作者，为了做好翻译工作，在积极学习党的各项政策，认真领会文件精神的要求下，不论是文字翻译或口头翻译，都必须严格坚持“信、达、雅”的翻译原则。所谓 “信”，就是原原本本地、不折不扣地忠实于原文原意；所谓 “达”，就是语言文字通顺流畅，用词准确，逻辑性强；所谓“雅”，就是口词清晰，通俗易懂。因而在传达政策文件和口头翻译等方面均收到了良好效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省政府成立了翻译委员会，任命才旦夏茸为翻译委员会副主任。在他任职期间，主要审核和修改同志们翻译的重要公文、会议文件、领导讲话和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主编的《青海政讯》等译稿。有时也代译省级各单位的有关文件，工作任务是很繁重的。
    才旦夏茸谦虚谨慎，在审核和修改译稿过程中一丝不苟，如有疑难或词不达意之处，即找有关同志，对照原文反复研究，直到完全符合原文的含义才放下心来。同时，对所译的一些新词、新术语，为了求得准确、统一，他尽量查阅资料，寻找依据，然后和翻译委员会的同志们共同研究确定。这个研究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新名词、新术语统一、规范化的过程，也是民族语文翻译工作者提高业务水平的过程。在这方面，才旦夏茸付出了大量心血。
    才旦夏茸有强烈的求知欲。他为了丰富自己，扩大知识面，还积极学习汉语文。虽然他原来略识汉字，但阅读汉文报纸尚有一定困难。后来经过一年多的刻苦学习，读报纸，看文件，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在这个基础上，他如饥似渴地翻阅汉文书刊，如遇到难解的词句和典故，他就查《辞海》或请教别人，因而他进步很快。他的这种“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学习精神和治学态度，为民族语文翻译工作者树立了良好的学习榜样。
    才旦夏茸学识渊博，治学严谨。他不但对佛学理论造诣较深，而且诗文修养也深受读者赞赏。他的创作特点主要以新事物为内容，以诗歌为体裁，以通俗易懂的比喻、典故为手法，意境高，含义深，用词优美，感染力较强。1958年，才旦夏茸被打成反革命，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纠正了冤假错案，他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之后，被青海民族学院和西北民族学院先后聘为少语系教授，培养了很多藏族人才。此外还参加了北京民族出版社主编《藏汉大辞典》的编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