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萨尔文化节上的表演

  1978年11月30日，青海省委宣传部召开大会，为被“文革”期间打成“大毒草”的藏族民间史诗《格萨尔》彻底平反。
   口头传承了千年的《格萨尔》被称为“东方的《伊利亚特》”，是世界范围内规模最大、演唱篇幅最长的英雄史诗，共有120多部、100多万诗行、2000多万字，代表着古代藏族民间文化与口头叙事传统的最高成就，是研究古代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民族交往、道德观念、民风民俗等问题的一部百科全书。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先后以多种形式对《格萨尔》流传的省、区、市对这一史诗传统以及文化保持进行了大力的宣传和推广，陆续举办了一系列学术纪念活动。2006年，《格萨尔》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从打破“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束缚，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加快发展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直至全面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开拓创新，使民族工作的指导思想不断丰富和完善，从而指引着我国民族事业在30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与时代同步，为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提供了思想动力和组织保证。
   砸碎“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思想枷锁
   1978年，刚刚结束了十年动乱的神州大地百废待兴，一场以真理标准大讨论为标志的思想理论战线的拨乱反正，带动了其他各条战线的指导思想开始向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上回归，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也开始向经济建设方面转移。
   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同样适用于饱受“左”倾思想干扰的民族工作。十年动乱，在“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这一错误观点的指导下，大量冤假错案被制造，大批干部、群众蒙受不白之冤，破坏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团结。譬如，在内蒙古，“新内人党”、“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和“内蒙古二月逆流”３大冤假错案骇人听闻，仅仅是一个“新内人党”冤案，受到牵连诬陷的人就达34.6万人，1.16万人被迫害致死。要恢复民族工作的正常秩序，要让党和国家的民族事业重新走上正确的轨道，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刻不容缓。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犹如春风化雨，催生着僵化的理论之树萌生新枝。1980年7月15日，一篇署名为“本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刊发，这篇题为《评所谓“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文章，从理论到实践，从历史到现实，全面深刻地批判了“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这一错误观念，为冰冻多日的民族理论战线注入了勃勃生机。
    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政策研究室主任的黄铸就是这篇文章的作者，当记者采访他时，这位88岁高龄的老人依然清晰地记得当年撰写这篇文章的前前后后。
    1980年4月7日，《中共中央关于转发〈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明确指出：“在我国各民族都已经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今天，各民族间的关系都是劳动人民间的关系。因此，所谓‘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说法是错误的，这种宣传只能在民族关系上造成严重误解。”
    黄铸说：“中央的这个通知精神给了我很大的启示，粉碎‘四人帮’虽然已经3年多了，但所谓‘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说法仍然有不小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妨碍着党的民族政策和其他政策的落实，因此，有心要对这个说法进行澄清。”
    当时的黄铸正在主持国家民委政策研究室的工作，这位有着深厚理论修养的学者型干部，很快就把文章的初稿形成了。在初稿中，黄铸针对上世纪60年代用“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这根大棒子，批判民族工作方面所谓“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时提出的种种论点以及强加在党的各项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者身上，特别是李维汉同志身上的种种罪名，逐一加以批驳。初稿写出后，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副主任林涧清就此文提出修改意见，他认为，这种对错误论点逐一进行批驳的写法，似乎是在被这些错误论点牵着鼻子走，比较被动，建议改成主动讲清楚几个问题的写法。他还向黄铸转达了胡乔木同志的两个重要批示：一是“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二是对“在我国各民族都已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今天，各民族的关系都是劳动人民间的关系”做了修改，加上“基本上”三个字，改为“基本上是劳动人民间的关系”。
    按照林涧清的建议和胡乔木的批示，黄铸对初稿进行了修改，形成了《评所谓“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一文。文章集中就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的差别、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问题基本上是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社会主义时期民族的内容和根源这三个基本问题阐明了观点。黄铸说：“这三大问题，既是我国民族问题方面需要确立的三大政治理论观点，也是所谓‘民族问题实质是阶级问题’这个说法的三大政治理论要害。” 文章经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修改后，正式在《人民日报》发表。这篇文章对当时民族事业的拨乱反正发挥了积极作用，也成为新时期民族工作的重要理论基石之一。
    思想的缰绳一经挣脱，前进的步伐便不可阻挡。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现在我国的民族关系基本上是各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从而在根本上实现了民族工作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为我国的民族事业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把发展作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根本
    拥有1亿人口的中国少数民族，居住面积占国土面积的64%。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党和国家采取了多种措施，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各项建设事业，但是，与其他地区特别是发达地区相比，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依然相对落后。
    要改变贫穷落后面貌，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只有靠发展。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要着眼于把这些地区发展起来；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
    1987年4月，党中央、国务院批转了中央统战部和国家民委《关于民族工作的几个重要问题的报告》，明确了新时期民族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根本任务，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搞活的基本国策，紧密结合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的实际，从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进步、相互学习、共同致富出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发展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不断巩固社会主义的新型民族关系，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这个文件的转发，标志着民族工作重心实现了根本性的转变。
    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陈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全面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在如何处理民族地区的发展这个问题上，党和国家出台了很多政策，这些政策一个总的原则就是‘差别对待’。这个原则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符合加快发展的总体要求。”
    为了加快发展，国家把加快民族地区的发展摆到突出位置。从1980年起，中央财政对5个自治区和云南、贵州、青海3个民族省份补助的数额以1979年为基数，在一定时期内每年递增10%。2000年，国家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全国5个自治区、27个自治州以及120个自治县（旗）中的83个被纳入西部大开发的范围，还有3个自治州参照享受国家西部大开发优惠政策。
    为了加快发展，国家积极推动民族地区的对外开放。广西北海市被列为我国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满洲里、二连浩特、塔城、瑞丽、河口、凭祥、东兴等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一批边境城市享受沿边开放政策。民族地区逐渐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
    “客观地看，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都对处理国内的民族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陈理说，“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确立了我国各民族之间平等的基本原则，但各民族间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基本事实。改革开放之后，我们通过实际的利益调整，在实现各民族事实上的平等上迈出了坚定的步伐。”
   推动科学发展，把“人”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上
    改革开放，中国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中国的民族事业也同样成绩骄人。但是，其中的问题也不容忽视。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导致污染加剧、生态环境恶化；贫富差距加大、区域发展失衡；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流失严重、传承断裂等等。
    发展中的问题还是要靠发展来解决，但这个发展是建立在科学发展观基础上的发展，是更好更快地发展，是坚持以人为本，实现经济、文化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2005年7月，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四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在报告中强调，新世纪新阶段的民族工作必须把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作为主题。共同团结奋斗，就是要把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上来，凝聚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来，凝聚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上来；共同繁荣发展，就是要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实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千方百计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提高各民族群众的生活水平。
    科学发展观和“两个共同”主题的提出，使我们党的民族工作的指导思想体系更加丰富和完善。陈理说，“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为我们思考和解决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思想原则。经过近几年科学发展观的实践，我们也认识到，惟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人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才能促进民族关系的进一步和谐，民族团结的意识才能不断增强，我们国家在民族问题上才能更加长治久安。”
     为了实现科学发展，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国家实施的“天然林保护工程”和退耕还林、退牧还草项目主要部署在少数民族地区。全国２２６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接近半数在少数民族地区。此外，国家还在新疆实施了“塔里木盆地综合治理工程”，在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实施了“三江源保护工程”，并高度重视南方喀斯特地区的生态治理，各族人民的生存环境和发展前景得到了极大保障。
    为了实现科学发展，国家加大了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力度。国家收集了百万余种少数民族古籍，研究、整理了《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等大批民间文学作品，出版了《中华大藏经》等大批历史经典5000余种以及出版介绍少数民族各方面情况的5套丛书共400多种。国家现有出版民族文字图书的各类出版社32家,用20多种民族文字出版图书；有99种民族文字报纸和223种民族文字期刊，用10余种民族文字出版。布达拉宫、大昭寺和罗布林卡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自然和文化遗产行列；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蒙古族“长调”等一批极具民族特色的传统艺术形式，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及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在中国推出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里，有一大批优秀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入选。保护各民族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守望我们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成为国人的共识。
    为了实现科学发展，国家于2007年2月出台了《少数民族事业“十一五”规划》，为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绘制了宏伟的蓝图。这一规划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解决少数民族和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和特殊困难为切入点，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坚持以人为本，转变思想观念，创新发展模式，全面提升少数民族事业发展水平，不断改善少数民族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条件，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努力开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新局面。
    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对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总结和提升，而在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民族工作，也一定会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