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封众建的时代——明代
　公元1368 年，以大都陷落和元帝北遁为标志，明王朝彻底地推翻了元帝国的统治。这个新兴的汉族士大夫统治集团认为元帝佞佛无度荒废朝政是导致其亡国的根本原因，进而主张以儒术治理天下。所以藏传佛教在当时广为世人诟病，直到永乐皇帝的登基藏传佛教在内地的发展才迎来了一个复兴的契机。
　永乐帝常年驻守北京似乎对藏传佛教颇为留意，即位之初即盛邀五世噶玛巴活佛得银协巴来南京弘法祈福，公元1421 年迁都北京之后，皇室出于稳定边疆的政治目的和个人信仰的诉求在西藏推行多封众建的政策，对西藏僧人屡加恩赏，更加不遗余力的推崇藏传佛教。永乐朝以后的百年间的几位皇帝更是沉溺其间，以致因为朝廷对藏僧封赏无度导致国库常年亏空，直到明中叶嘉靖皇帝抑佛重道方告一段落。可以说，在整　个15世纪之间，藏传佛教在内地特别是北京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西藏艺术风格也得到了普遍的欢迎和接受。在皇室和内府太监的倾力资助下，在北京城内外修建了大量的佛教寺院，至今仍留下了很多弥足珍贵的历史遗迹，其中很多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西藏艺术风格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现存较完整的有西山的大觉寺，东城区的智化寺、西直门外的真觉寺金刚宝座塔等。
　西山大觉寺位于旸台山南麓，是一座有着千年历史名扬天下的古刹，原名清水院，明宣德三年（1428）宣宗皇帝奉母命重修，并改名大觉寺以居高僧智光和尚。其后又在正统十一年（1446）和成化十四年（1478）大修，最终形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格局。现存大觉寺的两座主殿皆是明代遗构，内皆有极其精美的明早期佛造像，鲜明地体现了15世纪藏汉交融的风格特征。其中大雄宝殿正间主供有木质漆金三世佛像，原供于智化寺智化殿中，当是正统年间的作品，高大疏朗，素雅静穆，装饰简朴，体态健美，颇具正统时期佛教造像的风貌。正间后倒座间北向供有3尊金漆菩萨造像，虽然受到了很深的藏式风格影响，我们仍然能从背光的样式、佛像耳部造型、卷草纹纹样和基座的模式看到很多汉式作法。无量寿佛殿内正中主供“西方三圣”像，正中一尊华美异常的贴金无量寿佛像，头代五叶花冠，身披天衣，遍体璎珞，臂饰宝钏，全跏趺坐于莲台上做禅定状，后具精雕细刻、繁复精能的六拏具背光，极为生动瑰丽，两侧为立姿大势至菩萨和观音菩萨，亦极为精致华美。此3尊圣像虽然饱受风雨剥蚀但是仍然散发着富丽堂皇、美轮美奂的皇家气息，代表了15世纪早中期内地汉藏艺术圆融时期最高的艺术典范。
　位于东城区的智化寺也是明代北京城一座著名的寺院，位于今天东城区禄米仓东口，始建于正统八年（1443），是明初司礼监太监王振以家宅改建而成的寺庙。现主体建筑尚还完整。其中作为智化殿东配殿的藏殿中，有一座雕工精巧的转轮藏，堪称明代藏传佛教艺术瑰宝中的一朵奇葩。转轮藏为六面柱体，其上安供一尊智拳印大日如来像，每面均有45 个经橱，门楣和两侧均有木质雕造的六拏具，其图像组合于狮羊上出现了金刚力士，体现出了汉传佛教的观念，此转轮藏精工细作，韵动流畅，巧夺天工，蕴含着浓厚的西藏艺术风格。另外如来殿和万佛阁亦有保存完好的全堂佛教造像，这些佛造像虽然属汉密题材，但是我们仍然能从装饰风格、头冠样式等诸多方面感受到藏式艺术风格带来的深刻影响，特别有趣的是，在建筑平綦顶上还出现了十相自在，为典型的藏传佛教吉祥图案，这些都让我们能深切地感受到在15 世纪时，西藏艺术在北京曾经受到多么的欢迎，似乎在北京的缙绅仕宦之间对于西藏艺术的追捧已成为一种流行的风尚和地位的象征。
　另外西直门外还有一座久负盛名的真觉寺金刚宝座塔，它始建于成化九年（1473），是根据永乐年间印度僧人班迪达自西域来京时，向明成祖所进献的印度式“佛陀伽耶塔”即金刚宝座的规式而建造的。其建筑外形可分为下层金刚座和上层五塔两部分，金刚座为方文化与宗教形，南北各辟一券型门，门楣均有六拏具浮雕。座基为须弥座，雕刻有八吉祥、金刚杵、四天王、梵藏对照八思巴吉祥海赞文等。须弥座上四立面为五层整齐排列着380 座佛龛，龛中均供奉有佛像，龛门造型颇具尼泊尔艺术风格。金刚座上有5 座密檐式佛塔，各塔皆具覆钵塔式塔顶，下为雕刻有法器、瑞兽和神像的须弥座，其上有多层密檐，每层密檐下周匝刻有小佛龛及佛像，最下层四面有浮雕佛龛，龛内各供佛像一尊，龛楣刻有六拏具图样，龛两侧为两尊立姿菩萨。特别有趣的是，在中央塔须弥座正面还雕有佛足图案。总体上看，这座金刚宝座塔的雕刻技艺是十分精湛的，立于高大宝座之上的五塔，亦给人以高耸而错落有致、层次分明的感觉。这座金刚宝座塔虽然根据印度蓝本并结合西藏艺术风格而建造的，但仍然可以看到大量汉民族特有的雕刻和建筑工艺以及审美趣味，可以说是融合了印度、西藏和中国内地的不同地域特色的佛教艺术精品。对于研究15世纪佛教艺术的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