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9月13日，中国又一个藏族自治州——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在横断山脉的高山峡谷，滇、藏、川“大三角”地带，由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三条大江拱峙的青藏高原极南端，一块藏族人民祖辈生息繁衍的宝地上成立了。
    这块总面积仅有23，870平方公里的地方，在地理位置上占踞了（古代藏区划分为上阿里三围、中卫藏四翼、下多康六岗）下多康六岗中三个岗的南沿要塞，即：崩波岗南端的中甸县，芒康岗南端的德钦县，察瓦岗南端、梅里雪山山脉东侧的德钦县云岭乡。
    也就在这一小块土地上，自古就有藏族、纳西族、傈僳族等民族居住。大多数史学家认为这一地带的民族来源于中国西北的氐羌。但考古、语言的证据都不足。这块广大的区域内发现了大量的旧、新石器文化遗存。从发掘出士的文物来看，经专家整理，其遗存的内涵、演进、交融，大体上都有了一些轮廓。整个文化遗存的分布是沿雅鲁藏布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沿岸形成的巨大弧形地带（1）、最早的在五万年前，最近的约为二、三千年前，这些地区显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自构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
    从有文字记载的年代以来，这里的民族格局已基本定形。但行政区划的变动，受着历史重大风云的影响而变动。这里汉时为越巂州牦牛地（又为神川、牦牛川）；唐代为吐蕃铁桥节度地：宋时为吐蕃东封地：元时为唐古忒地吐蕃游牧区：明时为丽江木氏土司地：清初为西藏属地；雍正二年（1724年）归版设治后，移剑川州判分驻中甸，遂属云南省辖。
    由于历史的原因和茶马克道的沉睡，加上多年的封闭，迪庆一度不被人所了解，笔者曾在他乡遇见藏族同胞，一提起云南藏族，有人竟反问“云南也有藏族？”。日本著名的藏学家中根千枝女士，跑遍了藏区各个角落，但至1991年通过云南省社科院院长介绍，方知云南也有藏族。并亲临考察。据此，我不禁怀疑是否有更多的人知晓迪庆。
    一、漫长的岁月　坎坷的历程
    根据考古发拙，于德钦县纳古、永芝、石底、中甸县尼西乡等地发现的石棺墓葬群中，随葬品有青铜器、陶器、银器等实物推断，可以断定早在秦代以前，这里就有文化遗存，与同一条江——澜沧江上游昌都卡诺遗址文化以及实雅香堆区仁达乡丹玛山岩上有一千二百多年历史的摩崖刻交织在一起（2）。形成一条文化带。费孝通先生认为：“滇、川、藏走廓蕴藏有十分丰富珍贵的古代文化遗存……”。童恩正先生也反复论证，中国的西南部，特别是西藏及其邻近地区，很可能是从猿到人进化的摇篮（3）。可以断定，至少在二、三千年前，这里就有人类生息繁衍。然而，从猿到人再到人类文明的形成，是经过了千万年的演进和迁徙的，所以，除了认定这—带有人类文明的足迹之外，对更远的时代的祖先，我们不必牵强是哪个民族的祖先，而只能说是整个人类的祖先。
    到有了人类语言工具“文字”的记载之时起，民族雏形——部族群体形成之后，我们便可以探索到这一地区，已有藏民族祖先居住和开发了。拙《迪庆概况》记载，在秦王朝建立了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统治后，其触角已到达迪庆这一地区。汉武帝经营“西南夷”，设置郡县，这里属越巂郡之姑复地。东汉为牦牛羌地。自此，金沙江称作牦牛川，藏语叫“直曲”沿用到今。可见藏族，至少是操藏语的部族已在此居住。
    唐代，吐蕃势力雄极一时，其势力南达南诏。在迪庆地区设神川都督府。据1992年于丽江县巨甸格子村发现的唐代藏文石碑记载：“措绒吾拉达沿江一带原依附为汉臣，因汉王不可靠而向心于（吐蕃）神子赞普，于是向大臣结桑朝贡顶礼，得到统治拉达（地区）之权……。此后九十九年而卒”（4）。这一新的发现，加上金江春独村现存铁桥遗址的佐证，从而确切地告诉人们，在长江上游今巨甸一带也曾属于吐蕃势力范畴。据记载，唐代，吐蕃王朝曾在此屯兵万余（15）。铁桥以东为吐蕃地，以西为南诏封地。当时号称吐蕃铁桥十六城中，有学者考析，有独克宗（现中甸县城），几几宗（现中甸县小中甸乡），龙巴宗（今中甸县尼西乡），扎咱宗（今中甸东旺乡），姜宗（今虎跳峡镇），奔子栏（今德钦县奔子栏），居宗（今德钦县城），里塔城（今维西塔城），有学者认为神川都督府设于此地），古地宗（今丽江县巨甸）等十座城堡。（其它六座待考，其中哪一座为铁桥东城也待考。）
    自那时起，南诏与吐蕃之间的战争一直断断续续，彼此实力强弱也因时代不同而异。神川铁桥成了唐代南诏和吐蕃之间的分界桥。据《藏史》记载：公元740年（藏铁蛇年），29岁的吐蕃第三十六代赞普杜松芒波杰在开拓疆域的事业中，先后征服了（回纥）可汗、霍尔及蒙古诸地后，又亲自挂帅，征战南诏，卒于军中。在铁桥节度地留下了永恒的记忆。唐贞观元年，南诏王异牟寻归唐时，断铁桥以绝吐蕃（7）。在神川之役后，迪庆地区两江流域（金沙江、澜沧江）河谷地带属剑川节度地，高原地区仍为吐蕃的一部分。公元869年，康区爆发了“反上”奴隶贫民大起义以后，脱离了吐蕃的统治。
    宋代，迪庆属善巨郡，在宋王朝积极倡导的“茶马互市”影响下，这一地区与内地经济交往日益频繁，这一时期，普洱的茶叶经南涧下关、中甸、德钦运往藏区，藏区的马匹、牲畜及皮毛运往内地，建塘“茶马市场”兴旺起来，藏汉经济交往频繁，一条贯通藏汉之间的“茶马古道”成为了我国第五条对外交往的“丝绸之路”。后来下关茶业兴起，人们称普洱茶为旧茶，下关茶为新茶。据谭方之《滇茶藏销》统计，民国年间，滇茶人藏一年至少有一万担（9），可想象、在这丛山峻岭之中，活跃着多少牲口驮运的商队。迪庆成为藏汉商贸交往的要道。
    南宋宝佑元年（公元1235年）蒙古蒙哥汗的总兵兀良合台所统西路军自旦当岭（中甸古称）进入云南，从中甸金江良美革囊渡江，进入大理，谱写了“元跨革囊”（10）雄伟诗篇，立下了统一中国的伟业丰功。
    元朝统一中国后（公元1277年）这一带藏区属元朝中央政权的宣政院直辖地，属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11）。
    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朱元璋命将平定云南后，设云南宣政使司，迪庆地区属丽江军民府。明嘉靖至万历年间（公元1552年——1573年）丽江土知府木氏侵强，不断向滇康、藏边区扩展，其战火基本上是经迪庆地区向北延伸的。据冯智先生考证：“公元1485年（成化二十一年）第六任木氏土司木泰继任后，即派兵抵大、小中甸地区，至第八任木氏土司木公（1527——1554年在位）时，中甸全境为之所占。木氏对中甸的最后一战是在嘉靖三十三年（1553年）取胜于“中甸天生寨”，此寨位于中甸县北端与四川乡城相接的“满布姜仲”（意为紫姜村寨），《维西见闻录》载：“万历年间丽江土知府木氏侵强，日率麽些兵攻之，吐蕃建碉数百座以御，而维西之六村喇普、其宗皆要害地……，屠其民而徙麽些戍；自奔子栏以北皆降，于是维西及中甸并现巴塘、理塘，木氏皆有之，收其赋税，而以内附上闻”。“蒙蕃畏而尊之日萨当汗，汉称木天王（12）。《木氏宦谱》载：自公元1442年明正统七年，木嵌任第五任土司后便将其势力伸向了金沙江北中甸藏区。
    据纳西族学者和志武先生从《木氏宦谱》中统计出的数字，自麽些民族“木瓜”制度形成后，向滇、川、藏交界的吐蕃地区用兵达一百零三次（13）。
    可见自1442年起至1674年的230多年时期内，迪庆人民深受异族统治阶级的杀戮、压迫、盘剥之苦。
    藏历土兔年（1639年），达赖喇嘛、班禅与固始汗联合，废除了噶举派政教权力（14）同年藏历8月11日，以“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名誉颁发的，有汉、满、蒙、藏四种文字的《旨喻》中（15），不但将巴塘、理塘收归于达赖所辖释教之内，云南的德钦、中甸及丽江都划在其内了。据中甸松赞林寺现存唐卡《旨喻》所记：“藏历木虎年，建塘黎明时，来自我多康地区激烈战场上所向披靡的军队，将建塘地方收于足下，献给五世上师（达赖）作为庄园（16）……。”由于当时建塘境内人心向噶（噶玛噶举）、达（达垄噶举）、宁（宁玛巴）、苯（本波教）等，随和硕特部到达建塘的格鲁教派僧人（四十位）尚无立足之地，于是于土羊年（1679年）修建了本方习咒僧众的“噶丹松赞林”寺院。并按“那地方也需有一些庄户作为本方（格鲁）施主的打算。显现‘高’和‘必定善’的一切利益之根本是铭记佛法至宝。掌握那里的一切众生所顶戴的圣贤文殊怙主法王宗喀巴，是往生三界之主，不遗地主宰世上大业者，能仁王（佛的异名）自己所诵咒预言。”在建塘田野净洁供奉地，建造了一统建塘政教大权的政治、宗教文化中心——噶丹松赞林寺。并改宗了噶举大小寺院上百座为格鲁教派，划定了八个教区像征八辨莲花，分管各教区的政教事务。与此同时，德钦冲冲错风滚巴（噶举寺院）也因有少数僧人参与了以中甸加夏寺（17）为首的反格鲁巴战乱，蒙古和硕特部和五世达赖派到中甸来镇压反格鲁巴叛乱的蒙古王子叭土台及和藏官香佐农布二人，由中甸蒙藏人员协助巴塘宗官来到德钦，解散僧众，经达赖降旨，于藏历火龙年（1676年）至火蛇年（1677年）将三寺改信格鲁巴，建立了东竹林寺至此，两寺成为迪庆“政教合一”的中心。和硕特部派兵人迪庆后，以达赖喇嘛和固始汗的名义由西藏色拉、噶丹、哲蚌三大寺内拣选喇嘛一人，名曰“第巴吹则”驻中甸，统管僧民，称为“协奔”，这时起，复称中甸（或忠甸，是木氏时称谓，意为牦牛高原的纳西音译）为“建塘”或“佳塘”；维西（木氏时称“你那”或“为习”）为巴垅；德钦（木氏时称“阿墩子”为“巨隆”。
    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应达赖喇嘛之请，云贵总督范承勋奏请“于中甸互市”，遂设渡（金沙江渡口通船）通商贸易，招徕大批内地商贾，密切了汉藏之间的友好往来，加速了迪庆社会的发展（18）。“茶马互市”也兴盛起来，据考，当时茶马互市市场设于中甸松赞林寺前左侧平坡之上，后因匪患，移至中心镇城内。
    1724年（又说1720年），迪庆藏区实行改土归流。改土归流后，这一地区行政上划为云南管辖。但是改土归流在这块宗教势力盛极的边疆只是折衷地实行，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政教合一”的统治。清初西藏统治势力继续进入迪庆。派“弟巴吹则”驻中甸，由他报请西藏地方政府加委“第巴”二员，管理全建塘七千七百户；“神翁”五员；分管五境各六百六十户；德本十六员统率各族省地六十名骑兵，以上总称二十三员官。
    在改土归流时，保留了土官，“即沿旧习”，将“第巴”改为“土守备”——营官，“神翁”改为土千总，“德本”改为土把总。流官政权采取以夷治夷，以土目管土人的妥协做法。而土官的选举产生，也以‘夷民悦服”，实际上是求得寺院赏识为条件。
    清末，迪庆地区曾受川、滇边务大臣衙门（设于巴塘）节制。辛亥革命后，西藏地方一度混乱，英帝意图染指，危及祖国西南边疆安全，云南都督奉命派滇军西征司令自迪庆人藏，英人阴谋未能得逞。
    民国元年，中甸、维西改县，列为二等，属云南省腾越道。民国二年将原阿墩子弹压委员改为阿墩子行政委员。民国二十一年，设德钦设治局。迪庆二县一局统归云南省政府管理。
    1936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约二万余人，在任弼时、贺龙、肖克、关向应、王震的率领下，由丽江县的石鼓、茨科、格子、巨甸之间境内一百二十里江岸迅速巧渡金沙江进入中甸境内，首先踏入二万五千里长征中藏区大门，继续北上。迪庆这一历代兵家涉足之地，又一次成全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的雄伟大志，为新中国的诞生，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到1950年中甸和平解放，1957年自治州成立。迪庆这块宝地上的藏族人民经历了千百年历史长河的淘沙，先后被汉、藏、蒙、麽些历代英雄所统治，久经沧桑难能可贵地站立于中华民族之林。一览上述史籍笔者深深为这里藏族人民的不屈不挠和顽强的凝聚力和生命力所折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