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长达近一个世纪之久的唐蕃灵州之争，表现出以下特点：一是战争多于“会盟”维持下的和平。百年之争，大规模的战争达数十次之多，而会盟只有六次，其中前五次会盟所维持的“和平”只是昙花一现，甚至会盟成为一种为再次战争备战赢得时间的借口，或者成为一种达到目的——军事战争所没有达到目的的手段。二是季节上的周期性。整个灵州之争的全过程在季节时间的参照系上呈现出战争与会盟交替的周期性振福特点：
　　↑战争——会盟——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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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天——冬春——秋天

        三是显明的掠夺性。吐蕃发兵灵州，大都在五谷丰登的金秋时节，往往是“践秋稼而去”，表现出战争的掠夺性。灵州之争是唐蕃之争的缩影，这三大特点表明：战争成为唐蕃民族交往的主要形式，会盟或者作为会盟最高形式的“和亲”对战争只起到了缓冲作用。唐蕃民族关系又是我国中世纪史上民族关系的横截面，这一特点也揭示了我国中世纪史上民族关系发展的一般规律。我们说民族关系是矛盾的复合体，具有对立与统一的双重性。在不同的阶级社会历史条件下，又有主次之分。在我国中世纪的民族关系中，战争与会盟、和亲，掠夺与茶马贸易并存，正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对立与统一的反映。这二条线也是我们探讨中世纪史上我国民族关系的索引。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联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流的发展程度。这一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是一个民族与其它民族的关系，而且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交往的发展程度”。因此，民族间的交往取决于他们各自的生产方式，同时一定的生产方式又受制于一定的地理环境。正如列宁指出的：“地理环境的特性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又决定经济关系以及随在经济关系后面的所有其它社会关系的发展”。在“亚洲大陆自古以来，就在西北的干燥地区形成了几乎没有农业因素的游牧文化圈，而在东南湿润地区形成了缺乏畜牧因素的农业文化圈。……正是这二元对立，成为造成亚洲特有历史现象的一个重大因素”。在我国北方，横亘万里的长城精确地成为这两个文化圈的共切线，也正是这“二元对立”造成了我国中世纪史上特有的现象——“北方民族共同的、重复发生的向心运动”。这一向心运动正是“其本身经济要求所决定的，同时又是特定的地理环境所形成的客观规律运动”。
　　受制于特定地理环境的游牧经济对自然条件有很强的依赖性，具有很大的动荡性、不安全性和强烈要求的互补性。这一特点决定了西北游牧民族总是“力图掠夺和建立商业关系的理想对象”。这一“理想对象”的选择对于她们来说只能是定居的中原农业民族，因此，在我国中世纪史上每每崛起的西北游牧民族总是向中原地区表现出强烈的内向性。由于他们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使他们“对文明国家商品的需要更甚于文明国家居民对游牧民族居民的需要”。所以“在有利条件下，游牧民族企图用武力侵占来代替以经商途径获得商品，和平商业往往让位于侵略和出兵征服”。这一有利条件就是“每当游牧人潜在的压迫力和定居国家正常所具有的抵御力失去了平衡，几乎必不免有以启其端”。唐蕃灵州之争正是发生在唐“安史之乱”之际。灵州地处“塞上江南”的宁夏平原，发达的农业经济对吐蕃有很强的引力和刺激作用，而以游牧经济为主体的吐蕃“居寒露之野，物产薄寡，师无馈粮，以囱获为资”。其“弱则求盟，强则入寇”体现出了游牧民族历史运动轨迹显明的节奏感。因此，正是由于地理环境制约下的两种生产方式的对立，决定了战争成为我国中世纪史上民族间的“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造成了对立大于统一，战争多于和平的悲剧性的民族关系。尽管自汉王朝以后，民族间的茶马贸易没有中断过，甚至愈加发展，但这毕竟是杯水车薪，茶和马甚至成为民族之间相互遥控的战争武器。所以说，“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是对抗性的社会里的民族关系。因此，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不是和谐地开展，而是往往伴随着民族冲突和民族压迫，或者是通过民族冲突或民族压迫来实现的”。战争一方面破坏了生产力，带来了毁灭和残杀。但是，这在我国中世纪这个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可避免的一场血与火交织的悲剧。另一方面，战争又是我国中世纪民族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直接媒介，是“民族融合的必经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对西北地区游牧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催化剂的作用，并且对我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形成起了一定的熔铸作用。(编辑  拉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