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藏族网通讯:西安窦寨村北周佛教石刻造像窖藏遗址位于今西安市未央区汉城乡窦寨村东,地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汉长安城遗址中心区偏北。2007年4月14日,村民开挖房基时,在距地表约1.2米处发现2尊石刻佛像。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闻讯后立即组织有关人员赶赴现场,对佛像出土周围地区做了勘探和清理发掘,出土石刻佛像、菩萨像以及大量的石刻残块和陶片。
青石立佛像6尊,均有不同程度的残缺,其中仅2尊有头,保存较完好。
造像1:通高201厘米。佛螺发,顶髻稍突。方圆脸型,眉毛细长上挑,眼微睁,平视前方。鼻梁较高,嘴唇上残留朱砂痕迹,下巴圆润丰满。释迦内着长裙,外穿通肩袈裟,领口呈不规则的“U”形,袈裟衣纹从左胸向右下呈放射状长弧线形,内裙下垂覆达脚面,两边刻出对称的3层衣褶的裙摆。右臂上抬前伸,右手指均已残断,掌心尚保存,施无畏印。左臂屈于腹前,左手牵握衣角。跣足站立在圆形底盘上,底盘下有方形榫。佛像背面的袈裟上残留彩绘方格和贴金痕迹。
造像2:通高200厘米。
造像3:残高160厘米。佛头残缺,佛身从腿部断为2块。内着右衽僧祇支,袈裟衣纹相同。内裙下垂覆达脚面,两边刻出对称的4层衣褶的裙摆。两手残缺。袈裟和衣裙上彩绘保存较好,局部残留有贴金痕迹。
造像4:残高168厘米。
造像5:残高65厘米。
造像6:残高70厘米,断为3块。
青石立菩萨像6尊,均有不同程度的残缺。
造像7:残高30.6厘米。仅存头部。头戴花鬘冠,局部残损,上面残留贴金痕迹。面部丰满,弯眉眯眼,端庄清秀,眉毛边沿雕饰一道细长阴弧线,并贴金。发髻上饰蓝色彩绘,脑后有一长方形孔,原应插有头光。
造像8:残高56.5厘米。头已残缺。披帛绕臂垂地,上身袒露,斜披珞腋。身上缨络缠绕颈、胸下垂。右臂残缺,左臂曲于腹前,左手残缺,所握净瓶尚存局部。双足跣露立圆形莲座上,莲座上饰双层覆莲,莲座两侧各有一蹲狮,左侧狮子头部残缺。下有方形基座。披帛和衣裙上彩绘保存较好,局部残留有贴金痕迹。
造像9:残高65厘米。头已残缺。披帛绕臂垂两足侧,上身袒露,斜披珞腋。颈带莲花纹项圈,下饰花坠。身上缨络缠绕垂膝下。手臂残缺。双足跣露立圆形莲座上,莲座上饰3层仰莲,莲座两侧各有一蹲狮,狮子头部残缺。下有方形基座。披帛和衣裙上彩绘保存较好,局部残留有贴金痕迹。
造像10:残高88厘米。
造像11:残高37厘米,青石质。
造像12:残高11.5厘米,仅存菩萨足部和底座。
青石佛左手3个,青石佛右手1个。
佛螺发18枚,高0.5厘米至0.6厘米,陶质,施蓝色彩绘。
陶云纹瓦当:残长8厘米,厚1.8厘米。
陶莲花纹瓦当:直径12.5厘米,厚1.6厘米。
此次发掘的石刻窖藏,埋藏于窦寨村东村民房基底下。北部灰坑内出土的造像1和造像2保存基本完好,东西排列,仰身平躺于土中,仅缺失佛座。其余造像和器物出土于南部灰坑内,所出造像均已残断,南北向排列,埋藏十分杂乱,灰坑内夹杂许多汉代、北朝时期的砖瓦和陶片,另外还出土2具马的头骨。由于出土地点位于村民房基下面,发掘面积十分有限,只能在周围进行有限地勘探。距地表0.5米处发现有明显的夯土建筑痕迹。窖藏大部分已被破坏或叠压在周围村民的房基下面,因此对遗址的性质和范围无法了解。
关于造像的年代,由于没有出土任何相关的明确纪年文字,只能根据出土地点和历年来出土的佛教造像进行比较研究。此次出土的佛像均为青石质立佛,体形高大,造型敦厚简练,肉髻低平,头部在整个身体中占比例较大,呈头大身短的造型,佛像内着右衽僧祇支,外穿通肩袈裟,内裙衣摆皆垂至脚面且裙摆外侈,两侧叠加3层或4层襞褶。从手印上看均呈右手施无畏印,左手牵握衣角的姿态。所出土的大立佛像与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收藏的北周立佛像、白石佛龛像和北周纪年佛像比较,可以发现其制作手法和造型风格方面几乎完全相同。所出菩萨像与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所藏北周菩萨像和纪年菩萨像比较,几乎相同。因此推断窦寨村出土的佛教造像时代为北周时期。
这批造像身上的贴金彩绘保存较好,色彩鲜艳,但所有佛像和菩萨像均有不同程度的残缺,如佛像均缺底座。而所出的菩萨像残缺程度更为严重,全部是遭到人为破坏后,集中掩埋的。从这批造像制作的时代看,并无北周以后的作品。同出的砖瓦和陶片也为汉代或北朝时期的,发现的瓦当分别为汉代的云纹瓦当和北朝的莲花纹瓦当,没有发现隋唐以后的器物。因此推断这批石刻制作和被毁的时间,应在北周时期,是否与北周武宗毁佛有关,还有待于今后的发现和研究工作来解决。
北周王朝建都长安,立朝虽仅25年,但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却留下了重要印迹。据文献记载北周时期长安寺院林立,僧侣众多,造像成风,仅雍州长安地区有名可考的寺院就达几十所,而且寺院主要集中分布在汉长安旧城中,但这些寺院的具体位置已不可考。西安窦寨村北周佛教石刻造像的发现,为研究北周时期佛教寺院遗址和石刻艺术提供了考古实物资料和明确的出土地点。对这处遗址以及历年来汉长安城遗址内不同地区佛教石刻出土的情况进行进一步综合研究,将对研究汉唐之间数百年,长安地区佛教寺院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编辑:旺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