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考古资料表明，昌都卡若遗址有些器物上还有修补过的痕迹，在器壁的裂缝边缘可见当时修补时所穿的孔，有的孔还打在器底边缘，可见是当时常因失重而器底脱落。从这些修补过的痕迹中足以证明，当时陶器在生活中的重要性和人们对陶器的珍爱。在卡若遗址出土的陶器中，“双体陶罐”又称“刻纹双联陶壶”，高18.7cm，宽29.2cm，口径11cm，底径各为8cm。此罐质为夹砂黄陶，为双身联口形，圆口，口沿外翻，两腹为椭圆形，外侧各附一短钮，平底，颈部刻划双钩弧形纹，一腹部刻划双钩折线纹，另一腹刻双钩菱形纹，纹路之间空处以黑陶绘饰，故又称陶质朱墨彩绘双体罐。其造型独特、纹饰规整、蕴涵着创造者极其独特的审美情趣，是史前文物中的一大亮点。但此罐的用途说法颇多，至今没有一个确切的定论，单从造型上它就令后人充分遐想它所表达的内容和用意。有人认为，其形似双兽对立，且肩部的一对带孔器钮似动物的尾部。据昌都本地的民间传说：认为此罐与昌都的藏语名“”中第一个字母“”的造型完全一致，故此罐是仿字母“”所造。虽然这与文字起源的年代相差甚远，但也不失为一个神奇的巧合。
    与卡若文化相比,曲贡陶器在制作技术上比卡若出土的陶器有进一步的发展，显示出更为成熟的技巧， 同时也体现了史前高原先民艺术思想的发展特点。
   曲贡陶器的造型之丰富可谓高原陶器发展史上的颠峰时期，薄胎采用磨光制陶技术工艺，器形美观，纹饰精致，反映出很高的工艺水平,且有明显的地域特征。
   其中典型的有：代表西藏新石器时代晚期高原陶器艺术发展高峰的“黑陶单耳平底罐”（高17.5cm，口径8.6cm，最大直径16.5cm）和“黑陶高足单耳杯”（高11.5cm，口径12.4cm）等。
    在博物馆内还可以观赏到其他遗址出土的陶器，其造型和装饰形成了各自独特风格，出现了不少造型新颖、装饰优美的生活艺术形象，由此可以直接领略到在史前青藏高原上的先进富丽而多元文化并存的特殊文化氛围与历史发展特征。
   在西藏博物馆史前文化展厅，还陈列了当时制作陶器器表纹饰的各类工具。其中骨制和石制的梳形器，既简便又有极强的实用性，可在陶器表面简便地刻画出各种几何图形。梳形器也可以用来做皮毛和编制物的打纬器具，体现出人们爱美的天性以及对原始生产材料的驾驭能力。
   由于陶器自身具有的特性和优点在当时被广泛运用，不仅极大地改变了先民们的生活方式，更记载了新石器时代的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的状况，是我们研究古代社会和历史原貌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此外，由于空间与时间的不同，需要与追求的不同，标准与审美意识的不同，使陶器具有不同的风格特征与文化内涵，成为这个时代纵向断代和横向区分地区类型的标尺。从卡若出土的陶器和其他生产工具相对比，可以看出卡若文化并非是一种孤立的文化，而是与东面的雅砻江流域和北面甘肃、青海以及黄河流域马家窑、半山马厂等原始文化有相似之处，存在着密切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