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公元9世纪中叶，吐蕃第41代赞普朗达玛被弑， 吐蕃王朝走向分裂。其后的约400年间，西藏高原陷入长期的分裂割据局面， 直至公元13世纪元朝统一中国，在西藏建立萨迦地方政权，将其并入祖国版图。
    这个时期西藏的考古工作，近十年来主要的成果集中于阿里地区扎达县境内古格王国遗址各类遗存的调查与发掘。
    古格王国系吐蕃分裂时期吐蕃末代赞普朗达玛第三代孙吉德尼玛衮逃往西部阿里，在今扎达县境内建立的一个小王国。古格王国建立之后，大力复兴佛教，形成为西藏西部地区一个重要的佛教文明中心。1630年，古格王国为拉达克人所攻灭，都城扎不让及境内的许多佛寺也被毁灭，仅存遗址。由于古格王国所处的特殊的自然地理位置，它的佛教美术受到相邻的印度、克什米尔等地强烈的影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其画风被美术史学界称为“古格画派”，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长期关注。意大利学者朱佩罗·杜齐在他的多卷本巨著《印度—西藏》中，曾专门以一部分册的篇幅，记述古格故城扎不让（旧多译为擦巴隆）的殿堂与庙宇遗迹。1979和1985年，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等曾组织考察队对古格王国都城遗址扎不让作过调查与发掘，其中1985年的调查成果已形成为《古格故城》考古报告（上、下册）出版（注：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古格故城》（上、下册），文物出版社，1991年），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古格王国遗址最为全面的资料汇集。
    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之上，近年来由西藏自治区文物局组成阿里文物抢救办公室，连续对古格王国都城附近的托林寺迦萨大殿进行了发掘清理，并按照考古发掘所获资料为依据，复原重建了迦萨大殿。此前曾有学者根据实测对迦萨大殿做过复原研究，对其中主要殿堂的平面形制、立面结构、柱式做法等提出过意见（注：陈耀东《西藏阿里托林寺》，《文物》1995年第10期），现在的复原工程所依据的资料可能更加符合托林寺的原貌。对迦萨大殿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量木雕、泥塑、铜像等佛教美术品和不同时期的经卷，各个殿堂内发现了大量残存的壁画和木构建筑，极大丰富了人们对于这座始建于公元11世纪初年的早期古格佛寺的认识。
    1992年，在托林寺北面约40公里处的东嘎乡境内，调查发现了东嘎、皮央石窟群以及象泉河南岸的吉日、岗察、芒扎等石窟地点（注：西藏自治区文物局、四川联合大学考古专业《西藏阿里东嘎、皮央石窟考古调查报告》，《文物》1997年第9期）， 这是古格王国佛教考古的一个新的重要收获。东嘎、皮央石窟群现存石窟总数近千座，包括礼佛窟、禅窟与僧房窟、仓库窟与厨房窟等不同类型的石窟。礼佛窟内绘制有精美的壁画，内容题材有佛、菩萨、比丘、飞天、供养人像、佛传故事、说法图、礼佛图、各种密教曼荼罗以及动物、植物和不同种类的装饰图案，与其他地区相比较，具有十分浓厚的地域色彩。东嘎、皮央石窟群是西藏高原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最大的一处佛教石窟遗址，也是国内年代最晚的一处大规模石窟遗存，它的发现填补了中国佛教石窟寺艺术在西藏高原的空白，也提供了一批重要的西藏佛教美术资料（封面、封二、封三）。
    自1992年以来，四川大学考古专业与西藏自治区文物局联合组成考古队，连续多次对东嘎、皮央遗址内主要的寺庙建筑、石窟、佛塔等重要遗迹作了调查、编号、测绘和清理性发掘，基本上确定了该遗址的文化性质、分布范围与年代，并提出了相应的保护规划与建议。由于这些工作的开展，使东嘎、皮央遗址成为古格王国境内继古格故城扎不让之后考古资料最为丰富的一处遗存。
    除古格王国之外，近年来的考古调查中还发现这一时期其他地方割据势力的王都遗址。如吉隆县贡塘王城遗址的发现便是其中的一例（注：参见霍巍、李永宪、尼玛《吉隆县文物志》第30～40页“贡塘王城遗址”条，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这座城址位于吉隆县城东南角，现存面积约15.5万平方米，城垣系夯土与石城混砌，现存共4段， 构成一不甚规则的四方形，城墙上建有中央碉楼、角楼，开有望孔，具有很浓厚的军事防御性质。城内的卓玛拉康遗址，保存有大量雕刻精美的木雕作品，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水平。据藏文文献所记，贡塘王城也称为“阿里麦贡塘”、“芒域贡塘”等（注：噶托·仁增次旺《吐蕃王室后裔在阿里麦贡塘之世系源流明镜》，收入《藏文五种史料》，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系吐蕃分裂时期由吐蕃后裔在宗喀（今吉隆）一带建立的一个统治中心，与古格王国也有着密切的联系（注：参见霍巍《吉隆贡塘王城及卓玛拉康遗址的调查与阿里贡塘王国若干问题的初步探讨》，收入《藏学研究论丛》第5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
   近十年来对西藏佛教寺院和藏式古建筑所作的调查测绘，还包括对具有汉藏结合建筑特点的夏鲁寺的实测（注：陈耀东《夏鲁寺——元官式建筑在西藏地区的珍遗》，《文物》1994年第5期）、 西藏山南拉加里宫殿的勘察（注：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山南拉加里宫殿勘察报告》，《文物》1993年第2期）、 西藏囊色林庄园的实测记录（注：陈耀东《西藏囊色林庄园》，《文物》1993年第6期）等，一些藏族学者结合藏文题记对夏鲁寺集会大殿回廊壁画内容所作的考释研究也独具特色（注：熊文彬《西藏夏鲁寺集会大殿回廊壁画内容研究》，《文物》1996年第2期），这些工作， 对西藏历史时期考古学的建立，无疑都起着积极的作用。
   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上述工作取得的成果多是局部性的，甚至有的是孤立的，还没有形成为有系统的综合研究。如何对历史时期西藏考古的各类遗存（其中尤其是佛教寺院遗存）开展科学研究，建立起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长期以来一直未能得到很好的解答。近年来，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宿白教授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从考古学的角度对藏传佛教寺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形成了一部被誉为“西藏历史考古学的奠基之作”（注：罗炤：《西藏历史考古学的奠基之作——读宿白先生〈藏传佛教寺院考古〉》，《文物》1998年第7期）的专著——《藏传佛教寺院考古》（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在研究方法上，宿白先生从寺院建筑平面布局入手，再选择藏式建筑中最具时代特征的柱头托木，对这两项最重要的遗存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进行排年，得出其相对年代早晚关系；同时，结合大量的文献材料，将这些建筑置于当时西藏的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尽可能准确地复原其始建、修葺、扩建、重建等不同年代及建筑布局演变、托木式样变化等特点，最后建立起分期序列。这些理论与方法，符合西藏佛教寺院考古研究的实际，对今后我们的工作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综上所述，近十年来中国藏、汉考古学工作者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在西藏考古领域又有所纵深与拓展，取得了重要的成绩。在世纪之末我们可以充满自信的说，中国学者的工作在许多方面已经大大超越了西藏和平解放以前西方学者所作的工作，为西藏考古学的发展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同时我们也应当充分认识到，迄今为止我们所作的工作，还处在一个资料积累的阶段，研究深度远远不够，距离西藏考古学体系的形成，还有相当漫长的道路，任重而道远。在21世纪到来之际，中国藏、汉考古学工作者将努力开创出一个西藏考古的新局面，为祖国边疆民族考古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