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吐蕃王朝时期考古的重要收获，首推近年来一大批吐蕃墓葬的发现与研究。十多年来通过文物普查，先后在西藏高原东部的昌都地区、中部的拉萨与林芝地区、藏南的山南与日喀则地区、北部的那曲地区发现了近百处古墓群和数以千计的古墓葬（注：这个粗略的统计数字主要依据A.索朗旺堆《西藏考古新发现综述》，《南方民族考古》1991 年第4辑； B. 索朗旺堆主编《西藏地区文物志丛书》，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这些新材料的发现，对于认识这一历史时期吐蕃丧葬礼仪制度、宗教与风俗、墓葬营建、陵墓布局、建筑技术以及与周围文化的交流影响等方面，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位于山南穷结县境内的吐蕃王陵（俗称藏王墓），始终是吐蕃王朝时期考古研究的重点之一。过去对山南吐蕃王陵作过系统科学考察的意大利学者朱佩罗·杜齐曾发表过专著《吐蕃赞普陵考》（注：朱佩罗·杜齐《吐蕃赞普陵考》，中译本刊于中央民族学院藏族研究所编《藏族研究译文集》，译为《藏王墓考》，1983年），利用大量文献材料对陵墓的内部构造、陵墓石刻、 墓地布局等做过考证。其后德国学者霍夫曼（H·Hoffmann）、英国人黎吉生（H·E·Richadson）等人也作过一些考证（注：未见原文，参见童恩正《西藏考古综述》所引述，《文物》1985年第9期）。 西藏和平解放以后我国学者也曾对穷结吐蕃王陵作过实地考察（注：参见A.王毅《藏王墓——西藏文物见闻记（六）》，《文物》1961年第4～5期；B.欧熙文《古藏王墓——兼谈西藏的丧葬制度》，《西藏历史研究》第4期，1978年）。但长期以来， 关于墓葬的确切数目及各墓墓主的考订始终比较混乱。近年来，通过科学的实地调查，核实了陵区内现存陵墓的数量，并首次确认了穷结藏王墓东、西两个陵墓区并列的布局特点，与《智者喜宴》、《西藏王臣记》、《西藏王统记》等藏文古籍的记载基本吻合（注：参见A.索朗旺堆、康乐主编《琼结县文物志》第37页；B.霍巍《试论吐蕃王陵——穷结藏王墓地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西藏考古》第1辑）。
    属于这个时期的重要墓地还新发现有仁布县让君村墓地（注：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仁布县让君村古墓葬试掘简报》，《南方民族考古》第四辑）、萨迦县夏布曲河流域古墓地（注：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萨迦县夏布曲河流域古墓葬调查试掘简报》，《南方民族考古》第四辑）、拉孜县查木钦、查邬岗墓地、定日县门追、唐嘎墓地（注：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拉孜、定日两县古墓群调查清理简报》，《南方民族考古》第四辑）、墨竹工卡县同给村墓地（注：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墨竹工卡县同给村古墓群的调查与试掘》，《南方民族考古》第四辑）、亚东县帕里镇墓群以及白朗县强堆乡等墓群（注：参见索朗旺堆《西藏考古新发现综述》，《南方民族考古》第四辑）。这些墓群的布局特点均模仿吐蕃王陵的作法，大墓一般位于墓地的最高处，居高临下；中、小型墓葬则多分布于大墓的前方及两侧，显系按一定的规格加以排列布置。大墓的封土以梯形为多，中、小型墓则多见方形、圆形和不规则形。一些墓地中还发现有塔形、亚字形等异形墓，可能受到佛教建筑的影响，年代应较晚。拉孜县查木钦墓地中出土了石狮、石碑，墓前共发现28条殉葬坑，表明墓葬的等级较高。藏文典籍中记载吐蕃王室的墓地并不限于穷结一处（注：参见王尧、陈践《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第145～156页：PT1288“大事记年”，民族出版社，1992年），由此可得到佐证。
    近十年来，反映吐蕃王朝时期对外文化交流的考古材料也有新的发现。其中发现于吉隆县境内的《大唐天竺使出铭》汉文摩崖碑铭，记载了唐显庆年间我国著名旅行家王玄策通过吉隆出山口取道尼婆罗去往北印度的事迹（注：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吉隆发现唐显庆三年大唐天竺使出铭》，《考古》1994年第7期）。 这通唐代碑铭首次以考古实物补证了吐蕃——尼婆罗道南段走向、出山口位置、王玄策使团的组成等若干史实，是研究吐蕃王朝时期唐蕃交通的重要石刻文字材料。
    吐蕃王朝强盛之时，兵威曾直逼西域乃至南亚、中亚，在西藏高原本土之外，发现于青海都兰县热水的吐蕃大墓，近年来也不断有新的发掘资料出土，其中推定为属粟特系统的镀金银器（注：参见许新国《都兰吐蕃墓中镀金银器属粟特系统的推定》，《中国藏学》 1994 年第4期）以及一大批推定为属西方系统的织锦（注：许新国《都兰吐蕃出土含绶鸟织锦研究》，《中国藏学》1996年第1期），都反映出吐蕃王朝时期对外扩张与文化交流的若干侧面。在最近刚结束不久的都兰热水沟南岸吐蕃大墓的发掘中，不仅出土了大批织物、木器、金银器、藏文木简等珍贵文物，在M3中还出土了书写在织物上的道符，这是首次在吐蕃墓葬中发现的与道教信仰有关的遗物，对于研究吐蕃王朝时期道教的传播与影响以及藏汉传统文化之间的交流，具有重要的价值（注：《都兰吐蕃大墓考古获新成果》，《中国文物报》1999年12月1 日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