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的青铜器中有一柄青铜剑形制特殊，剑格部饰有联珠纹组成的图案，剑柄尾部两端为上卷的圆涡状，与我国北方草原青铜文化中常见的“触角式短剑”形制相似，反映出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文化传播与交流。
    西藏西部发掘出土的这批古墓葬的年代，目前仅有卡尔普墓地作过C14年代测定。约距今3700年前后。皮央、 东嘎遗址各墓地出土陶器与卡尔普墓地出土陶器具有许多共性，年代可能与之较为接近，但其中不同类型的墓型之间应还有相对早晚关系，还需作进一步研究。
    按照汉、藏文献的记载，在吐蕃王国兴起之前，西藏西部为古老的象雄王国（即两《唐书》所载之“女国”）的地域，直到松赞干布时期，方为吐蕃所灭，其地并入吐蕃。吐蕃王国灭亡之后，在象雄故地建立起古格、普兰等小王国。综合各种因素分析，这批墓葬的年代明显要早于古格王国时期，很有可能系相当于象雄时期或者更早的文化遗存。如果这一推测成立，将为探索长期以来仅存在于文献记载中的古老的“象雄文明”首次提供可靠的考古学证据。
    属于这一时期的考古遗存可能还包括岩画。由于种种局限，西藏高原岩画的首次发现迟至1985年，才在阿里日土县境内调查发现了日姆栋等3 处岩画地点（注：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日土县古代岩画调查简报》，《文物》1987年第2期）。而近十年来， 新发现岩画遗迹已近40处，包括近60个地点和300多组画面（注：参见李永宪、 霍巍《西藏岩画艺术》，收入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西藏岩画艺术》一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这些岩画绝大部分分布于藏北和藏西高原，画面以狩猎、畜牧、争战与演武、自然崇拜等为多，其中画面场景宏大、内容丰富的如日土县塔康巴岩画地点（注：参见李永宪、霍巍、更堆《阿里地区文物志》第57～61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该地点在高约5米，长达20多米的 岩面上， 刻划了数以百计的人物与动物形象，人物有狩猎、牧人、武士、负重行走者、巫师等各种形象，动物有岩羊、羚羊、马、驴、狗、牦牛、鹿等。岩画采用了敲琢法、磨刻法两种技法勾勒轮廓，造型生动而富于变化，是迄今为止西藏高原调查发现的规模最大的一处岩画点。联系到历史上藏西与藏北高原主要为象雄、苏毗两大部族集团的活动区域，初步推测岩画的创作者或与这些游牧民族有一定关系。但是，一些晚期的洞穴岩画则可能与之无关（注：在藏北一带还发现过一批用色彩绘制的洞穴岩壁画，出现大量佛教内容，年代当为佛教大规模流行之后，其下限据推测可晚至吐蕃王朝灭亡之后。参见西藏自治区文物普查队《西藏纳木错扎西岛洞穴岩壁画调查简报》，《考古》1994年第7期）。总之， 要最终解决西藏古代岩画的年代、族属等问题，目前仍然是一个有着很大难度，但又有着重大意义的研究课题，今后如何对这批古代岩画进行科学的研究，尚有待于方法与理论上的突破。
    而与石丘墓、岩画大体上年代相近、互有联系的考古遗存，还有大石遗迹。西藏的大石遗迹大体上有独石、石圈和列石等几种形式，意大利学者朱佩罗·杜齐曾对此有过比较简略的记述（注： 朱佩罗·杜齐《西藏考古》，向红茄译本第13～14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但由于地名音译的转讹、地理环境的变迁等各种原因，西藏和平解放后经过考古调查确认的大石遗迹却几为空白。近年来，在文物普查中调查发现和确认了一批大石遗迹，丰富了我们对这一类遗迹的认识。其中，发现于山南地区措美县哲古草原上的大石遗迹为一用砾石砌成的同心圆双重圆圈，内圈中央立有一独石，北侧有石砌的平台，其周围围绕着石丘墓葬，发掘结果表明其性质当属与墓葬祭祀有关的石祭坛一类遗迹（注：何强《“拉萨朵仁”吐蕃祭坛与墓葬的调查与分析》，《文物》1995年第1期）。另外，前述阿里日土县阿垄沟石形墓群也发现有一些与墓葬相对应的独立大石，上面刻划有武士印象， 应当也属于与墓葬有关的大石遗迹（注：参见李永宪、霍巍、更堆《阿里地区文物志》第132～133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最近在藏西阿里高原北部的措勤县、改则县和南部的普兰县一带也发现了一批独石、石圆圈之类的大石遗迹（注：1998～1999年在阿里地区考古调查中发现，资料尚在整理之中），其中有的与石丘墓共存，当与墓葬有关；有的则独立存在于湖泊、雪山之畔，可能与佛教传入之前西藏土著宗教——苯教祭祀湖神、山神的原始信仰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