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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1989—1999）西藏考古的发现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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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西藏文化网 2008年01月03日 16:13

    以往对于西藏细石器的来源问题，一般倾向于“华北来源说”，认为其“属于华北细石器传统向南传播的一支”，“西藏高原的细石器出现较晚，又缺乏更原始的器形，当是承袭了源自华北的细石器传统，而发展成为具有地区特点的文化遗存”（注：安志敏等《藏北申扎、双湖的旧石器和细石器》，《考古》1979年第6期）。但随着材料的增多与研究的深入，也有学者提出了“本土起源说”的观点，如认为“西藏旧石器时代晚期已经显露出石器细化的现象，多格则地点最明显，已具备细石器的雏形，在这基础上，可能吸收了周围地区主要是华北、华南细石器的因素，也不排除受来自南亚与西亚细石器的影响，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了今天西藏细石器”（注：段清波《西藏细石器遗存》，《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5期）。近年来，有学者通过对新发现的仲巴县城北等一批雅鲁藏布江上、中游流域细石器遗存的分析，更进一步地明确指出：“西藏细石器既不缺乏原始的技术类型，又存在着较原始阶段遗存的分布范围，并且该区域的细石器遗存或多或少地与本地早期石器遗存有着某些传承性质的关联，因此可以说，西藏细石器工业有可能产生于本土的石片石器传统的基础之上，本地形成的可能性无疑是存在的”（注：李永宪《西藏仲巴县城北石器遗存及相关问题的初步分析》，《考古》1994年第7期）。笔者曾经发现并观察过全部雅鲁藏布江上、中游流域的这批细石器标本，得出的基本认识也倾向于“本土起源说”这一观点（注：霍巍《西藏考古新发现及其意义》，《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
    最近，又有学者提出对“本土起源说”的不同意见，认为西藏的细石器可以分为藏北与藏南两个不同的系统，藏北系统承袭了华北细石器传统，而藏南细石器的传统和特征则来自于华南旧石器和细石器，并将其与后来西方学者对藏族两种不同种族类型的划分相联系（注：汤惠生《略论青藏高原的旧石器和细石器》，《考古》1999年第5期）。笔者认为这种意见还需要作进一步的讨论。因为藏北与藏南、藏东这三个大的区域内所发现的细石器虽有一定的差异，但在工艺、类型及器物组合等方面也显示出较多的相似性，很难将其划分为截然相对的所谓南北两个系统。而且如同已有学者曾观察到的那样，如果就差异性而言，在上述三个大的区域之间，细石器所反映出的特征也是“藏东和藏北、藏南之间的差别大于藏北与藏南之间的差别，换句话讲，就是藏北与藏南的文化传统具有较大的一致性，而与藏东差别较大”（注：段清波《西藏细石器遗存》，《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5期）。所以，在没有更多的材料能够支持藏北与藏南细石器分属两个不同系统之前，这个假说恐怕还难以成立。至于将这一假说与后来藏族种族两个不同类型联系起来的推测，也就更缺乏足够的科学依据了。
    近十年来西藏新石器时代考古最为重要的收获，是拉萨河谷以曲贡村遗址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与发掘。曲贡遗址位于拉萨市北郊约5公里，面向拉萨河谷盆地，1984 年由西藏自治区文管会在文物普查中发现，1990年进行了首次正式的考古发掘，发掘面积为500 多平方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西藏工作队、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西藏拉萨市曲贡村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一次发掘简报》，《考古》1991年第10期）。这次发掘的主要收获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出土了相当丰富的遗物，种类包括石器、陶器、骨器等几个大类。其中石器近万件，分为打制与磨制两类，种类有石锤、砍砸器、刮削器、切割器、雕刻器、锥状器等，可用于砍、砸、削、锥、刺、磨等各种用途。骨器类有针、锥、笄、镞等。陶器器形主要有单耳罐、双耳罐、圜底钵、高柄豆、高领鼓腹罐等，陶质多为泥质陶，陶色以灰色、黑色为主，多见磨光黑陶，器表打磨光滑，并压划有变化丰富的几何纹饰。装饰品有骨笄、耳坠、陶环、石环、猴面饰物等。第二，在遗址内的灰坑遗迹中发现葬有人头或人骨架，这些非正常的埋葬可能与某种杀祭仪式有关，属于猎头或人祭一类遗存。第三，遗址内出土了大量收割器具和加工谷物的磨盘，还发现了大量兽骨、鱼骨和渔猎具，表明当时已有了大面积的谷物种植，反映出新石器时代曲贡人的经济生活是以农耕为主，兼营畜养和渔猎。
    曲贡遗址的发现，证明拉萨河谷的开发史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代甚至更早。藏族先民在这里创造了悠久的文化，有了比较发达的农耕文明，其文明的进程应大体上与内地同步。西藏地区过去史前文化面貌不太清楚，虽有过一些零星的发现，但并不足以说明问题。如果说昌都卡若遗址的发掘建立起藏东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一个标尺的话，拉萨曲贡遗址的发掘无疑建立起了西藏腹心地带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另一个标尺，这对于我们逐步建立西藏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类型、编年体系，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继曲贡遗址发掘之后，1994年在藏南贡嘎县还发掘了昌果沟新石器时代遗址（注：关于此处遗址的调查与发掘情况参见A.何强《西藏贡嘎县昌果沟新石器时代遗存调查报告》，《西藏考古》第一辑；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工作队、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西藏贡嘎县昌果沟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99年第4期）。遗址位于贡嘎县东北雅鲁藏布江北岸，三面环山，南北长约600米，东西宽约300米。遗址中采集和出土的文化遗物有打制石器、磨制石器、细石器和陶片等。昌果沟遗址与拉萨曲贡遗址相距最近，文化特征上它们之间也具有更多的相似性，如两处遗址的生产工具皆以打制石器为主，第二步加工的石器同以单向打击为多，兼有少量的交互加工；生活用具陶器方面，两地均有夹砂陶和泥质陶，器形皆以罐为多，并流行带耳，陶纹皆以刻划纹为主等。但是，两处遗址的陶器也存在着一些差异，如曲贡遗址陶器以黑、褐色为多，而昌果沟遗址则以红褐色为多，不见黑陶。曲贡遗址以圜底器为大宗，而昌果沟遗址则以圈足器为主。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是两处遗址时代上的差别所致。
    此外，近年来在拉萨河谷堆龙德庆县乃琼乡达龙查也曾调查到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遗址位于拉萨河北岸，总面积达5000平方米，但破坏严重。从遗址中采集到石器、陶器等。石器有石磨球、石锛、石臼等，陶器有夹砂陶与泥质陶，陶色以红色为多，器形有罐、盆、碗等，多系炊器（注：索朗旺堆等《堆龙德庆县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西藏日报》1990年12月19日第二版）。这处遗址可能也与曲贡遗址关系密切。
    如上所述，近十年来拉萨河谷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对于认识西藏高原腹心地带史前文化的面貌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今后一个时期内西藏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的重点，还应当继续放在拉萨河谷地带以及拉萨以东的藏南谷地去发现和发掘更多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以确认卡若文化与曲贡文化之间的连接地带，找到两者之间的中间环节，逐步建立起这个地区考古学文化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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