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西藏高原旧石器的考古发现继藏南定日县的苏热（注：张森水《西藏定日新发现的旧石器》，见《珠穆朗玛峰地区科学考察报告（1966～1968）——第四纪地质》，第105～109页，科学出版社，1976年）、藏北申扎县的珠洛勒（注：安志敏等《藏北申扎、双湖的旧石器和细石器》，《考古》1979年第6期）、 班戈县的各听（注：钱方等《藏北高原各听石器初步观察》，《人类学学报》第7卷第1期，1988年）、阿里地区日土县的扎布、多格则（注：刘泽纯等《西藏高原多格则与扎布地点的旧石器——兼论西藏高原古环境对石器文化分布的影响》，《考古》1986年第4期）等5个地点之后，近年来新发现的旧石器地点有吉隆县的哈东淌、却得淌两个新地点（注：参见霍巍、李永宪、更堆《吉隆县文物志》第15～21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
    吉隆盆地是沿中新世南北向断裂构造带形成的南宽北窄的山间盆地，这里沉积了以河湖相为主的第三纪及第四纪地层，总厚度可达几百米。这两处石器地点均位于盆地的二级阶地上，从地质年代上观察，这一阶地是由中更新统湖相沉积构成，从上至下由土状亚砂土、砾石、夹砾石的亚砂土组成。
    哈东淌位于吉隆县城南面哈东沟北侧，为一南北长、东西窄的长条形平坝，属于吉隆藏布河东岸的二级台地，阶面高出河床约40米。石器标本发现于哈东淌中部偏南靠近阶地前缘，所有标本均采自地表，表面有风化的痕迹，尤其是向上的一面风化甚为严重，无水流搬运磨蚀的痕迹。石制品原料均为砾石，岩性绝大部分为黑色板岩，亦有少量绿灰色花岗岩等。石器以砾石石器为主，石片石器较少，器形有砍砸器、砍斫器、刮削器等。打片方法主要采用直接打击法中的锤击法，修理方法有两面加工（复向加工），也有单面修理（向背面或向劈裂面），均采用直接锤击法修理。
    却得淌位于吉隆县县城西北烈士墓地北侧，也属于吉隆藏布河上游二级台地，阶面高出河床约60米。石器标本的发现情况与哈东淌类似，均采自地表。石器种类包括砍器、切割器、刮削器、石片及有打制痕迹的砾石，不见石核。石器多用砾石直接打制而成，不见石片石器。
    与以往发现的几批旧石器相比较，哈东淌与却得淌地点的旧石器以锤击法打片为主，修理方法以两面加工为主等特点，均具有青藏高原旧石器的共性。但这两个地点以砾石石器为主，少见石片石器的特点，却与以往青藏高原旧石器以石片石器占绝对优势的情况有所不同。而且过去发现的旧石器器形均较小，一般在2～6厘米之间，很少超过10厘米，但这两个地点采集到的石器标本器形较大，有不少接近或超过10厘米。这些新的特征将有助于丰富我们对西藏旧石器文化面貌的认识。
    遗憾的是，迄今为止西藏高原仍然没有发现地层关系明确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对这些采集自地表的石制品的断代，仍然主要以对发现地点的地质、地貌分析以及与中国华北旧石器进行类型学比较这两种方法进行的，其准确性难免受到怀疑。十多年前童恩正先生曾经提出的“西藏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交替于何时，在新旧石器时代之间是否另可划分中石器时代”等问题（注：童恩正《西藏考古综述》，《文物》1985年第9期），目前还难以解答， 仍然是中国考古学者在这个领域内努力的目标。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在西藏高原西部阿里地区日土县境内，继扎布、多格则地点之后，还发现了热角、夏达错东北岸、扎那曲加等一批打制石器地点（注：参见李永宪、霍巍、更堆《阿里地区文物志》第11～23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这些石器也均采自地表，缺乏明确的地层关系，目前只能通过类型学比较暂定其为“旧石器时代末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存（注：参见李永宪、霍巍、更堆《阿里地区文物志》第13、14、23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其中在夏达错东北岸发现的石器标本中有典型的手斧，这是过去所不见的一类器形。但在与西藏高原东缘相邻近的我国西南地区甘孜藏区，早年却发现过两件被认为系出自西藏高原的手斧（现藏于四川大学博物馆）（注：童恩正《西藏高原上的手斧》，《考古》1989年第9期）， 两者在形制上十分相似。过去有学者提出这种手斧可能是受到印度北部手斧文化的影响而产生的（注：童恩正《西藏高原上的手斧》，《考古》 1989年第9期）， 联系到在与西藏西部相邻近的印度博德瓦尔地区的羌那特（Chauntra）、克什米尔的帕哈干（Pahalgan）均有手斧出土这一现象分析，这种可能性也许的确存在。夏达错东北岸石器地点发现的手斧，在时空范围内正好起到了一种连接作用，在传播学上的意义不容低估。
    细石器是西藏高原史前研究中具有重大研究价值的一类考古遗存。西藏的细石器发现面广，数量多，延续时间长，近十年来又有一大批新材料被发现。据不完全统计，西藏高原从90年代以来，新发现细石器地点约40处左右，主要分布于雅鲁藏布江上、中游地区，即自阿里狮泉河以迄仲巴、萨嘎、昂仁、吉隆等区县境内（注：据索朗旺堆《西藏考古新发现综述》中的统计数字，见《南方民族考古》1991年第四辑。此外还需加上近年来在阿里地区新发现的若干细石器地点）。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增加，对西藏细石器的科学研究也在不断深入。
    通过对已知材料的分析，可以发现西藏细石器的存在有几种形式，一是典型而较单纯的细石器遗存，如藏北发现的部分细石器地点、藏南聂拉木地点、雅鲁藏布江上、中游部分地点等；二是与小石片石器共存的细石器地点，这类遗存主要发现于雅鲁藏布江上、中游地区；三是与磨制石器、大型打制石器、陶器共存的细石器地点，如藏东昌都卡若遗址；四是与彩陶、青铜器等共存的细石器地点，如新近在阿里噶尔县发现的丁仲胡珠孜地点（注：李永宪、霍巍、更堆《阿里地区文物志》第36～43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等。西藏细石器的这几种存在形式表明，它不仅延续的时间可能较长，而且既可能与游牧——狩猎经济类型有关，也可能与农耕经济类型有关，并不代表着某一单纯的经济文化类型，这就使西藏史前文化的面貌既有别于中国南方其他各省区，也与中国北方流行细石器的各省区有所区别，具有着明显的地域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