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高原的考古学研究史，可以上溯到西方学者对这一地区的探险与考察活动。17世纪20年代至18世纪40年代之间，欧洲的天主教教士从喜马拉雅山外或我国内地进入到西藏，在阿里和卫藏地区进行传教活动。他们在国外所公布的根据亲身经历和调查所获的有关藏族历史、宗教、民俗等情况的资料，成为西方学者研究西藏的开端（注：参见冯蒸《国外藏学研究概况》第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
   19世纪后期，由于西方学者研究汉学以及佛教、东方历史与语言形成一种国际风气，先后有英、法、德、俄、意、匈、日等国学者开始从事关于“西藏学”的研究，从而带动了西藏考古工作的陆续开展，并一直持续到西藏和平解放以前（注：霍巍《西藏考古工作的回顾与展望》，《民族研究动态》1994年第2期）。 这个时期的考古工作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田野考古调查与发掘；二是对有关古藏文实物资料（吐蕃金石）的搜集整理与研究；三是对佛教艺术品、古建筑等所作的调查与研究。外国学者对西藏所进行的考古工作，具有这样一些显著的特点：其一，注重实地调查与发掘，以获取尽可能丰富的田野材料；其二，所涉及的内容比较广泛，从史前时期一直到历史时期的遗迹、遗物都在其调查研究范围之内；其三，重视藏文文献与考古材料相结合的综合研究，以复原西藏古代历史为目标，不单纯地局限于考古遗存实物形态的考察。这些工作，无疑为今后的西藏考古提供了重要的线索。迄今为止，由他们所公布的大量材料也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其中，意大利学者朱塞佩·杜齐（Giuseppe Tucci）可称为他们当中的代表。
   当然，无可否认，外国学者所作的工作怀有不同的目的，也带有殖民主义色彩，加上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所以存在相当大的局限性：一是开展工作的空间相对狭窄，不足以全面认识西藏考古文化的总体面貌和区域性特点；二是工作缺乏系统性与科学性，多以地面调查材料为主，基本上没有较大规模的科学发掘资料，给人以“支离破碎”的印象（注：参见童恩正《西藏考古综述》，《文物》1985年第9期）。但是， 客观地讲，他们的工作毕竟揭开了西藏考古的序幕，是有着积极意义的开拓性的工作，应当给予客观的评价。
   西藏考古工作自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之后，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即中国学者开始承担起西藏考古的责任，调查与发掘都开始有步骤地进行，几十年来的工作，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其中，有两个十年是尤其突出的，第一个十年，约为1979～1989年。这个时期以昌都卡若遗址的发掘为重心，在开展西藏高原综合性科学考察中的考古学调查以及考古学专门发掘与调查两个方面，较之以往的研究而言，无论是在工作方法、研究手段、资料整理、研究质量上，都发生了具有转折意义的变化，为真正严格意义上的近代西藏考古工作的开展，有了良好的开端，奠定了科学的基础。这十年的工作，已经有不少学者作过总结（注：可参见A.童恩正《西藏考古综述》，《文物》1985年第9期；B. 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概述近十年的西藏文物考古工作》，见《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二个十年，约为1989～1999年，这个时期以西藏全区文物普查为主线，同时对一些重要遗址开展考古调查与发掘，均取得重要的收获。为了适时地对过去工作做一回顾，对今后工作有所展望，本文拟对近十年来西藏考古的发现与研究状况作一评述，以求正于学术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