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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对认识西藏远古文明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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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国藏学网 2007年11月28日 10:36

由上可见，贡曲文化与卡若文化有明显的差别。卡若文化有大量细石器，不见鱼网坠，曲贡文化则有鱼网坠而细石器较少。卡若陶器全系夹砂陶，曲贡文化则出现了泥质陶、磨光黑陶。陶器组合卡若为罐、盆、钵，不见壶、圈足碗、豆等曲贡文化的典型器物，卡若陶器均为小平底，陶耳不发达，而曲贡文化则以圜底和圈足为主，不见小平底，陶耳发达。
   从文化面貌看，曲贡文化要比卡若文化先进，因此考古学者认为曲贡文化的年代晚于卡若文化。而在曲贡文化的遗址中，又以林芝、墨脱遗址的年代较早，曲贡村遗址较晚。[33]
   因目前曲贡遗址的大批发掘资料尚未发表，将曲贡文化与其他文化进行系统的对比研究还有一定困难，因此，关于曲贡文化与相邻地区其他原始文化的联系，尚待进一步研究。
   （三）藏北细石器文化
    从中石器时代开始，到整个新石器时代，西藏高原范围还存在着一种以藏北高原为中心，分布极为广泛的细石器文化。现已发现的细石器地点有28处，发现细石器标本1000余件。[34]这些细石器地点，除聂拉木县的亚里村、羊圈，吉隆县马法木湖岸和卡若遗址等4处分布于藏南外，其余24个地点均分布在冈底斯山和念青唐古拉山以北的藏北高原地区。尽管西藏细石器的分布地域十分广泛，但各地发现的细石器都具有共同的性质。如申扎、双湖一带的细石器与那曲、聂拉木以及阿里地区发现的细石器都有相同的文化特征；同样，卡若遗址细石器的工艺传统也与其他地点相同，所以考古学者认为，西藏各地的细石器均属“同一文化系统”，[35]它们应是同一种文化。
    细石器在世界范围内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两大传统，即几何形细石器和石叶细石器传统，前者分布于欧洲、北非、西亚、南亚等地，后者分布于中国、东亚和美洲西北部，两者大体以喜马拉雅山为界。目前西藏发现的细石器与我国北方草原地区的细石器都同属于石叶细石器传统，而同印度、巴基斯坦境内广泛分布的几何形细石器明显属于两个不同的系统。一般认为，石叶细石器传统最早起源于我国华北地区，因为华北旧石器从初期到晚期存在石器从大到小的发展序列，与后来形成的石叶细石器有明显的继承关系。此外，西藏的细石器无论类型或加工技术都与我国东北、内蒙古、华北北部至新疆一带分布的细石器属同一个系统，即我国“北方细石器文化系统”，[36]如西藏细石器中占有很大比例的楔形石核不但在黄河流域有广泛分布，而且也普遍见于东北、内蒙古和新疆一带的细石器之中。所以，安志敏先生认为“据目前资料观察，西藏高原的细石器出现较晚，又缺乏更原始的器形，当是承袭了源自华北的细石器传统，而发展成具有地区特点的文化遗存”[37]。
   关于西藏细石器文化的年代，目前考古学者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藏北的细石器“应属于中石器时代或新石器时代早期，而不可能过晚”[38]；另一种意见认为：“综合藏北细石器各方面情况看，主要成分是细石器，类型稳定，制作精巧，已非原始的细石器，以将其归于新石器时期为宜。”[39]从而否定了西藏细石器包括中石器时代的说法。卡若遗址属新石器时代晚期，从该遗址出土细石器来看，说明细石器在西藏高原延续的时间相当长，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细石器文化是整个新石器时代存在于以藏北高原为中心的原始文化之一。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到，在新石器时代，西藏高原地区已经不只是某一个单一的原始部落在活动。相反，考古资料表明，当时西藏高原范围至少已存在着三大支系各不相同、文化面貌各异的原始居民群体。他们是：以卡若文化为代表的居住于藏东河谷区、从事定居农耕经济并兼有狩猎畜牧经济的卡若居民群体；以曲贡文化代表居住于雅鲁藏布江中下游地区，从事定居农业和渔业经济为主的曲贡居民群体；以细石器文化为代表，主要活动于藏北高原地区并从事游牧和狩猎经济的藏北游牧居民群体。
    从这三大居民群体所遗留的考古文化来分析，他们分别具有不同的文化构成。就卡若文化而言，它具有较浓厚的地方特点。卡若石器加工技术中有相对两边和相邻两边的错向加工方法，这种方法在我国其他地区极为罕见，而在西藏旧石器地点中则普遍发现这种加工痕迹的标本，[40]故此种加工方法可视为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西藏石器打制技术的一个特点。卡若文化出现这些地方特点，说明它是承袭本土旧石器时代文化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土著文化。但同时，卡若文化又大量吸收了黄河上游地区马家窑、半山、马厂系统文化的因素，使其无论在石器的类型、制作技术，陶器风格，房屋建筑式样等方面均呈现出与同一时代黄河上游原始文化相似的面貌。卡若遗址发现的人工裁培作物粟，即是一种典型的来自黄河流域的文化因素。因此从卡若文化的内涵看，它既不是纯粹的土著文化，也不是纯粹的外来文化，而应是两者的结合体，也就是说，卡若居民群体，其主体应是当地的土著居民与从黄河上游地区南下的氐羌系统的居民融合而成，汉文史籍记载，早在原始社会后期黄河流域氐羌系统的居民就不断从甘青地区南下，向西藏高原东端的雅砻江、岷江流域迁徙[41]。如马家窑系统文化的彩陶和打制有肩石斧，不仅在卡若遗址中有发现，在沿青藏高原东端南下直达云南境内的广阔区域内也均有发现，学者们把这两者当作以马家窑文化为代表的氐羌系统原始居民从黄河上游地区南下，进入横断山脉区域的直接证据。[42]他们进入横断山区以后，一部分沿澜沧江和怒江而上，进入藏东河谷区，并逐渐与当地从事狩猎和原始农耕的土著居民融合，形成卡若居民群体，其余的大部分则散居于横断山脉区域，逐渐成为当地占主体地位的原始居民。卡若文化与横断山脉区域诸原始文化所具有的相似性，当是这种共同族系在文化上的反映。
   曲贡文化则可能属于西藏土著文化系统。首先，因为它自身具有非常突出的特点，“无法归属现有任何一种新石器时代文化系统”，[43]说明它可能是当地发展起来的一种土生土长的文化。其次，对1958年和1975年两次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林芝人骨进行科学鉴定的结果表明，林芝人头骨接近西藏人A组头骨。A组主要分布于卫藏地区，属蒙古人种南蒙分支。因此，林芝人可能与西藏人A组的祖先有密切关系，当是已呈现地方土著特点的人种[44]，这也证明了曲贡文化的土著性。曲贡文化地处西藏高原腹心地带，接受外来文化因素相对较少，这也许是它得以较多地保持了地方土著特点的原因之一。
    如果说，卡若文化和曲贡文化都是在不同程度上含有土著成分的土著文化系统，那么广泛分布于藏北高原的细石器文化，则有可能是一支从北方草原地区进入西藏高原的外来游牧文化。首先，藏北细石器文化与本土的旧石器文化之间无任何联系。目前发现细石器的地区虽然同样发现了旧石器，但二者并不共存。以同时发现细石器和旧石器的藏北申扎、双湖一带为例，该地细石器多分布在河流古岸的第二级台地上，而旧石器则分布于地势稍高的山麓洪积扇前沿表面，分布地点完全不同。此外西藏细石器与旧石器无论在石器原料，制作工艺和类型等方面都截然不同，二者不属于同一文化系统，说明西藏细石器文化不是从本土旧石器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相反，西藏高原细石器无论在特征、类型或技术传统上都属于我国北方细石器系统。从西藏高原细石器出现较晚，缺乏原始的器形，同时又与本地旧石器没有继承关系等迹象看，它显然属于我国北方细石器文化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当是华北细石器传统经过北方草原地区向南传播进入西藏高原的一支。
   一般地讲，游牧和狩猎是细石器文化的主要经济，这支从北方草原地区进入藏北高原的细石器居民，自然应属北方游牧狩猎系统民族。由于游牧的生产方式，他们的活动范围相当大，并逐渐向西藏高原的南面扩散。从普兰、吉隆和聂拉木发现细石器来看，他们当中的一部分已从藏北高原西南端越过冈底斯山，进入了雅鲁藏布江上游地区和喜马拉雅山地，并且还由此越过喜马拉雅山进入了印度东北部。目前在印度恒河流域的乔塔纳拉普尔（Chta Nagpur plateau）高原和西孟加拉邦一带均发现了石叶细石器，[45]这显然是受到了西藏高原细石器传统的影响。[46]这意味着在以喜马拉雅山为界的两大细石器传统的交接地区，细石器文化不是由印度向西藏方向发展，而是由西藏向印度方向发展。此外，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也从藏北高原东南端沿怒江、澜沧江而下进入藏东河谷区，与当地卡若居民群体发生了融合。卡若细石器与藏北细石器均属同一文化系统，当为藏北细石器向东南发展的一支。可见，新石器时代西藏高原的三大原始文化彼此并不是相互隔绝和孤立发展的，它们之间已存在某种程度的交流和融合。曲贡文化与卡若文化之间存在一定联系[47]，藏北系统的细石器在卡若文化中的出现，都是这种交流与融合的结果。
   综上所述，假如我们把西藏高原新石器时代文化看作一个整体，那么这个整体显然已非封闭和单一的文化系统，而是一个已经与外来文化发生了深刻渊源关系的文化系统，并且因不同外来文化从不同方向上的传入和渗透而形成三元格局：土著文化在主要吸引从黄河上游南下的氐羌系统文化基础上形成的藏东卡若文化；雅鲁藏布江中下游流域属典型土著系统的曲贡文化；源自华北的细石器文化传统经北方草原地区南下进入藏北高原的藏北细石器文化。值得注意的是，新石器时代与西藏高原文化系统发生渊源关系的外来文化，全都是来自西藏高原东部和东北部地区的文化，而南亚大陆即西藏高原西部和南部的文化却没有能够进入西藏高原地区。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在距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喜马拉雅山的屏障作用相当明显，它不仅是南亚大陆和东亚大陆之间的自然生态与地理的分界线，同时也成了两个大陆之间的文化分界线。西藏高原虽与南亚大陆接壤，但它位于喜马拉雅山的东北面，在地理单元上属于东亚大陆，所以它在文化系统上与其东部和东北部的文化发生渊源关系而不与其西部和南部的文化发生渊源关系当是顺理成章的事。此外，从地形上看，南亚大陆的海拔较低，与喜马拉雅山的高差相对较大；而西藏高原因自身海拔较高，与喜马拉雅山的高差相对较小。喜马拉雅山这种南坡高差大、北坡高差相对较小的地形构造，决定了从北面的西藏高原翻越喜马拉雅山相对要比从南面的南亚大陆容易，这可能是新石器时代西藏高原细石器文化传统得以向南发展，影响印度东北部地区，而印度几何形细石器却未能进入西藏高原的一个重要原因。
    毫无疑问，新石器时代存在于西藏高原的卡若、曲贡和藏北细石器三大原始文化，已分别代表着文化面貌和构成各不相同的三大原始居民群体。这三大居民群体在西藏高原不同区域内分别从事着不同的经济活动，已经奠定了以后西藏文明基本格局的雏形。同时，这三大居民群体无疑也是后来构成藏民族的三个基本来源。因此，现在考古资料已使我们有充足理由认为，藏民族是一个多源的民族，它直接起源于新石器时代三大原始居民群体的融合。这三大原始居民群体即是：西藏高原的土著居民群体；由北方草原地区南下的游牧居民群体；从东部黄河上游地区南下的氐羌系统居民群体。
    三、对西藏远古文明的几点认识
    根据上述对迄今为止西藏石器时代考古发现及其内涵的分析，我们大体已能够对西藏的远古文明得出如下几点明确的认识：
   （一）西藏高原在人类的黎明时期——旧石器时代就已经有人类居住和活动，他们生活在距今1万—5万年以前，是我们目前所知西藏高原最早的土著居民。因此，过去那种藏民族的祖先只能或完全是由西藏以外的地方迁去的看法，从根本上已不能成立。
   （二）从新石器时代开始，西藏高原东部黄河上游的氐羌系统文化以及北方草原的游牧文化都已分别从不同的方向汇集于西藏高原地区，并与当地的土著文化融合，在西藏高原上形成了卡若、曲贡和藏北细石器三大原始文化。这三种原始文化所代表的来源和构成各不相同的三大居民群体，奠定了西藏文明基本格局的雏形，同时也成为后来形成藏民族的三个基本来源。这一事实表明，对藏族来源问题，单纯的“土著说”和单纯的“外来说”都不能成立，事实上，藏民族应是一个多源的民族，它是当地的土著居民群体与不断由东部地区迁入的多种外来居民群体长期融合的产物。
   （三）西藏的远古文明从旧石器时代开始，就与东部黄河流域的文明发生了某种联系，到新石器时代，这种联系进一步加强，并形成了一种文化上的深刻渊源联系。相反，无论是旧石器时代或新石器时代，西藏的文化与南亚和中亚都属于截然不同的两个系统，都未发生必然联系。因此，西藏的古文明从大的文化单元上应属于东亚文明体系。西藏高原文明这种从一开始就与东部的文明发生深刻渊源联系，而未与西部和南部的文明发生渊源联系的发展轨迹，正是导致后来西藏文明不断向东（而不是向西或向南）发展，从而最终归属于中华文明这一大格局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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