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领域是西藏和平解放40年来取得重大突破性成就的领域之一。在这些成就中，又以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最为突出。这些发现已经引起中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它们不仅极大地丰富和扩展了人们认识西藏远古文明的视野，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动摇和改变着过去对西藏远古文明的一些传统认识，随着西藏石器时代考古不断取得的新进展，一个重新认识西藏远古文明的阶段正在到来，毫无疑义，40年来西藏考古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西藏文物考古事业的高度重视，体现了西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本文拟通过对40年来西藏石器时代考古发现的分析和透视，对于它们在认识西藏远古文明的内涵，发展轨迹及其与黄河流域古文明的渊源联系等方面的价值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西藏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内涵和价值
   必须强调的是，在1951年和平解放以前，西藏的石器时代考古完全是一个空白。迄今为止，西藏的石器时代考古资料全部是1951年以后发现的。1951年以前，一些国外的传教士、商人、探险家及少数学者曾怀着各自的目的进入西藏，对西藏的情况作过一些调查，但在考古方面，他们的调查主要限于少数地面文物的记录，对西藏的石器时代考古则全未涉及。同时，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府也从未在西藏进行过任何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石器时代考古更无从谈起。
    由于历史造成的这些缺陷，所以，长期以来人们对西藏远古文明的认识带有很大的局限性，这集中反映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藏族来源问题。此问题一直是争论不休的历史“悬案”，且众说纷纭。归纳起来，大体有近10种说法。主要有：西羌说，鲜卑说，印度释迦王系说，猕猴和罗刹女后裔说（即本地起源说），马来半岛人说，缅甸说，蒙古人说，伊朗血统说，土著与氐羌融合说等。[1]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说法中，大多认为藏民族的祖先是由西藏以外的地方迁入的（即藏族族源外来说）。
    应该承认，这近10种关于藏族来源的说法，除个别是毫无根据的主观臆断之外，大多数或多或少有藏汉史籍记载或民族学、语言学的某些证据，虽然这些证据都不充分。但是，具体采用哪一种说法则不完全是一个学术的问题，个别学者所采用的说法往往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和目的。夏格巴在《西藏政治史》中就明确提出藏族“印度种源论”[2]。黎吉生的《西藏简史》中也说：“但以科学的准确性来说，西藏人不能被称为中国人。”[3] 
   （二）西藏远古是否有人类居住。对于这个问题，在1951年以前，其答案始终是不明确的。在国内外大多数人的心目中，远古时代的西藏是一片荒芜不毛、高寒干燥的土地，完全不适于人类生存，实际上，藏族族源“外来说”之所以如此盛行，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国外有的人类学家甚至认为，直到新石器时代晚期西藏高原才开始有人类居住。[4]
    对以上两个问题，长期以来人们在认识上的局限和不明确性是不言而喻。然而，这些对西藏远古文明带有明显缺陷的模糊认识，在最近40年里却因为西藏高原一系列令人鼓舞的石器时代考古发现而开始逐步得到了澄清。
    1956年7—8月，中国科学院的地质学家在黑河以北的长江源头一带首次发现了十几件打制石器，其中包括被认为可能属于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5]
    1966—1968年，中国科学院西藏综合考察队在西藏定日县东南10公里的苏热山南坡，发现40件人工打制的石片以及用石片做成的刮削器和尖状器等。[6]
    1976年，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在藏北申扎县珠洛勒发现打制石器14件，均为石片石器，器形有边削器、端刮器及尖状器三种。[7]另外，青藏高原综合考察队还先后在藏北的日土、普兰等县发现了一大批旧石器。[8]
    总之，迄今为止西藏发现的打制石器地点，经研究者初步断定属于旧石器时代的已有5处，它们是定日县的苏热，申扎县的多格则、珠洛勒，日土县的扎布，普兰县的霍尔区。[9]
    目前，西藏所发现的旧石器均为地面采集，缺乏原生地层证据，因此对它们的年代难以作出准确的判断。不过，根据这些石器本身的形制、制造技术和同周围地区旧石器特征进行比较的结果表明，这些石器基本上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文化遗物，也就是说，它们的年代是在距今5万—1万年之间。关于西藏旧石器的年代问题，1982年因在青海柴达木盆地的小柴旦湖滨阶地的砾石层中发现了一批人工打制的石制品[10]而获得了有力的旁证。这是目前为止，青藏高原地区发现的惟一有明确地层关系的旧石器遗址，因此能够对它的时代作出较为准确的判断，“根据14C测定和地层对比，这批（石）制品的年代距今大约3万年，它的出现表明在更新世气候条件较为有利的时期，今日不宜人类生存的青藏高原同样有人类活动”。[11]既然距今3万年前青藏高原已有人类活动，那么这些人类在青藏高原的核心地带——西藏高原留下他们的遗物当是顺理成章的事。
    西藏发现的旧石器在石器类型和制造工艺等方面明显具有我国华北旧石器时代常见的特征。这着重表现在：石器类型中，石片石器占有很大的数量，石片石器均用锤击法打片，多由破裂面向背面加工，并保留砾石面；石器工具的组合则以砍器、边刮器、尖状器三种器形最为普遍，这些都是华北旧石器时代常见的特征。另外，在藏北申扎一带发现的旧石器中出现了一种椭圆形的长刮器和长条形圆头刮器、尖状器等，这些器形都同样见于河北阳原虎头梁[12]、山西泌水下川[13]以及宁夏水洞沟[14]等旧石器时代遗址。此有人认为藏北阿里、那曲地区“旧石器的形制，与黄河流域发现的旧石器基本上属于同一个系统”。[15]
    西藏的旧石器也已呈现出一定的地方特点，这主要表现在西藏旧石器的制作工艺上出现了一种相对两边的错向加工或相邻两边的错向加工方法，此种方法除在下川文化的石器中有发现外[16]，在我国其他地区似不多见，反映了西藏旧石器的地方特点。
    但是，将西藏的旧石器同西面印度、巴基斯坦等地发现的旧石器进行比较的结果，则表明“巴基斯坦的梭安（soan）文化和印度的聂瓦斯（nevasian）文化都和西藏的发现（指旧石器）有着显著的不同，说明它们分别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而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17]
    令人注意的是，目前西藏发现旧石器的地点分布极广，各地点之间距离遥远，从地图上看，其范围大体在昆仑山脉以南、喜马拉雅山以北、横断山脉以西的广阔区域内，即东经80°—92°、北纬28°—34°之间，大体包括了今天西藏自治区2/3的地区。
    综观上述西藏旧石器的文化面貌和基本特征，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点认识：
    第一，在远古时代，西藏高原并非是一块空无人迹之地，考古发现证明，至少在距今5万—1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现今西藏高原的大部分地区就已经有古人类活动。他们无疑是我们目前所知道的西藏最早的土著居民。虽然由于资料的限制，目前我们还难以对他们的生活情况作出更多的实质性的结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种认为藏族的祖先只能是从西藏以外的地方迁去的传统看法，即所谓藏族族源“外来说”的观点，从根本上说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因为既然西藏高原在几万年前就已经有人类活动和居住，那么很显然，历史上任何一个进入西藏高原的民族或部落都不是去开拓一个无人之境，相反，他们最终只能是依附或融合于自旧石器时代起就生活在那里的土著居民。
    第二，西藏的旧石器文明已经不是一种孤立的文明，西藏的旧石器在文化面貌上与黄河流域旧石器时代传统相接近，二者具有显著的相同文化因素；但与西面印度、巴基斯坦发现的旧石器则显著不同，完全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旧石器时代是人类历史上人种形成、氏族萌芽的重要时期，西藏高原与黄河流域在旧石器文化上所呈现出的共同文化因素，说明当时两地的远古居民在文化或种族上已经有了某种密切的联系；而他们同印度恒河流域的远古居民却相对隔绝，没有文化上的联系。
    西藏高原旧石器文化遗物的发现，在我国青藏高原地区史前考古领域具有重大意义，它预示了西藏高原地区完全有可能成为人类的起源地之一。目前，在西藏高原周围地区都已发现古猿化石和古人类化石。我国已知最早的古猿化石和古人类化石均发现于西藏高原东部边缘的云南，其中禄丰腊玛古猿化石属早上新世，距今约800万年[18]。元谋县的“元谋人”化石距今约170万年，属更新世早期[19]。同样，西藏高原西部边缘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也发现了腊玛古猿化石[20]。根据这些迹象，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内外人类学家推断西藏高原地区是人类始祖的发祥地，德国人类学家阿玛斗·格列布（Amadon Graban）说：“第三纪晚期喜马拉雅山脉隆起，蒙藏地区森林消灭，迫使人类的远祖—古猿从森林转入地面生活，逐渐演变成为现代的人类。”[21]我国著名古人类学者贾兰坡说：“当上新世的时候，喜马拉雅山的高度约在一千米左右，气候屏障作用不明显，南北坡都受到印度洋暖湿季风所滋润……这就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正当从猿转变到人期间，青藏高原地区仍然是适合人类演化的舞台，到那里寻找从猿到人的缺环也是有希望的。”[22]西南考古学者童恩正近年来也指出：“中国的西南部，特别是西藏高原及其邻近地区，有可能是从猿到人进化的摇篮……西藏就可能具有从上新世后期至更新世的古人类遗迹，包括化石材料和石器在内。”[23]
    无可否认，上述推断不仅有相当的科学依据，而且具有很大的诱惑力，它标志着人们对西藏远古文明的认识正在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正如童恩正所描述的那样：“展望这一前景，假如我们将未来可能的发现比喻成海洋中一座庞大的冰山，那么目前已掌握的（西藏）旧石器时代的资料不过是露出水面的一个峰尖而已。”[24]
    二、西藏新石器文化的三元格局及其内涵
    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西藏高原的原始文化呈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迄今为止，西藏发现的属于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和地点已多达50余处，其中包括细石器地点28处[25]。一段时期以来，人们在论及西藏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时，往往只讲卡若文化，并以此去概括西藏整个新石器时代文化，实际上这是极其片面和不符合实际的。从目前已发现的考古资料来看，在整个新石器时代西藏至少存在着三种文化。它们分别是：以藏东河谷区卡若遗址为代表的卡若文化，以雅鲁藏布江流域拉萨曲贡村遗址为代表的曲贡文化和主要分布于藏北高原以细小打制石器为特征的藏北细石器文化。这三种分布于西藏高原不同地域、并各具特征的原始文化，构成了西藏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基本面貌和格局。
   （一）卡若文化
    以昌都县卡若遗址为代表，该遗址1977年和1979年由西藏文管会主持进行了两次科学发掘，发掘面积约1800平方米。共发现房屋遗迹28座，打制石器6000余件，磨制石器511件，细石器629件，骨器366件以及大量陶片。农作物有粟。动物骨骼经鉴定属饲养的品种有猪，属于猎获的品种有鼠兔、獐、马鹿、狍、牛、藏绵羊、青羊、鬣羚等。根据文化物的差异和地层土质的变化，卡若遗址分为早、晚两期，碳14测定年代，早期距今4655±100年—4280±100年，晚期距今3930±80年。[26]
    卡若文化具有较浓厚的地方特点。这主要表现在陶器以罐、盆、钵为基本组合，均为小平底，不见三足器和圈足器，石器中出有铲形器、有肩砍砸器、剖面呈五边形的石凿及刃开在弓背部的半月形石刀等独特类型。另外卡若遗址虽地处澜沧江边，却不见任何捕鱼工具，也未发现鱼骨，也表现了其地方特点。这说明卡若文化是新石器时代西藏高原东部地区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文化。
    但同时，卡若文化又与同一时代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的马家窑、半山、马厂系统的文化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卡若出土的打制石器有肩石斧、盘状敲砸器、磨制的条形石斧、凹背直刃石刀等在马家窑系统文化中都有大量发现。卡若文化的陶器特点和器形很大程度上也与马家窑系统文化相类似，彩陶被认为是黄河流域氐羌系统原始文化的主要特征，而卡若也发现了彩陶，其制作与风格与马厂类型的彩陶相似。卡若遗址中还出现了人工裁培作物粟，显然也与马家窑文化的传播有关。此外，卡若文化与横断山脉地区乃至长江流域的原始文化也存在一定联系。[27]
   （二）曲贡文
    此文化因1984年在拉萨市北效曲贡村发掘的代表性遗址而得名[28]。除曲贡遗址外，属于这一文化的遗址还有林芝县的云星、红光、居木、加拉马，墨脱县的背崩村、墨脱村、马尼翁，乃东县的钦巴村等[29]。这些遗址均分布于雅鲁藏布江中下游地区，它们不仅大体属于同一时期的文化遗存，而且文化面貌也基本相同。故西藏的考古学者认为“它们当属于同一文化类型”，并把这一以曲贡遗址为代表的原始文化命名为“曲贡文化”。[30]
    1990年，曲贡遗址又有重大发现。在第一阶段发掘的500平方米，就出土近万件成型文物。出土石器大多为打制石器，有石刀、石梳、石磨等农业生产工具。陶器有单、双耳罐、大肚高颈罐和工艺水平很高的棱形纹黑陶罐，还发现墓葬坑和四具完整的人骨架。[31]
    曲贡文化具有鲜明的不同于其他文化的特点。它的石器中出现了两侧带缺口的鱼网坠和打制的双肩石铲、石刀、琢制石磨盘等农业工具，不见细石器，陶器以泥质磨光黑皮陶最具特色，器形以罐、盆、豆、碗、壶为主，只见圜底、圈足，不见平底和三足器，陶耳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