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时期习武之风盛行，并十分重视武技教育。如敦煌出土的《礼义问答写卷》里就有吐蕃“青年为之增添勇气智慧令其骑射技击学武。”当时吐蕃为鼓励习武告诫人们要“崇尚习武”，对戌边的将领和士兵 “教以谋略，武艺”，“因智慧谋略二者著称，故无恨敌仇怨存有之地矣”。《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中记载“王子能骑马时，父王即逝归天界”。从体育上考察，这简洁的记载有重大的意义，吐蕃王子从小就得学习骑马射箭，到13岁时马术已相当熟练。说明上至国王大臣，下至黎民百姓，均皆崇尚武技。止贡赞普和布德贡吉时代二王统辖的部落中，武士已用盔甲和战具（剑和弓）武装起来，使武术活动步入较为先进的时代。为了提高武技水平，止贡赞普“常令属下与之比武试能”，并强令臣下罗阿木与之比武。“罗阿木以金矛200支，拴在100头犍牛背上，牛背皆驮灰袋，牛群互相搏击，灰袋崩散，烟尘弥漫，罗阿木乃乘机向赞普进击-”比武试能富有斗争性，且经常进行。随着历史的发展，具有西藏特色的武术得以流传开来，演练拳、刀、剑、弓弩角抵、擒拿术等，民间武术趋于体育化。汉文史籍言吐蕃人从藏王及其大臣、部下都很崇尚武艺，说人 “多佩刀”“人皆用剑”，“不战亦负剑而行”，人们常练习剑术，提高击剑能力。藏王松赞干布“弱冠位，性骁武，多英略”，武艺高强，崇尚习武，武士不但“衣甲坚厚”而且配备的武器有枪、剑、矛、刀、石袋等；以及护身的服装九眼铠甲、盾、头盔、护腕等。这对吐蕃武术的发展产生了影响。同时为增强吐蕃实力，吐蕃上下都通过习练马术、射箭、角抵、剑术、耍刀等武技以提高格斗技能。据《敦煌写本吐蕃历史文书·赞普传略》记载，赤德松赞时，已非常注重对于作战英勇之士的褒扬与升授，并且注意对他们的培养，教以善良、正直二事，对军士教以谋略武艺。在墀都松赞时“作为吐蕃繁荣强盛的征兆，曾出现了7名武艺高强的勇士。他们分别是：阿果东赞能够抓住白狮子的鼻子；门·赤桑能够用绳索将两只老虎拴起来牵着行走，使整个谷地充满虎啸之声；东·顿丹扬达能够扛起13根紫檀木大梁，再加一个大铁球；属庐·桑嘎能够背起拉萨的石碑，不摇晃身子；俄·仁那波能够将两头活生生的小象从尼泊尔背来；桂·夏穷能够把两只装满沙子的鹿皮口袋举在头上盘旋；农·坚赞南章射击的箭能够达到目力所及的距离的3倍，能够在河流两岸跳过来跳过去。”可说明当时吐蕃习武已有较广泛的群众基础，标志着吐蕃人由无意识的武技行为发展到有初级意识的武术行为。考古工作者在吐蕃古格遗址中发现不少用于武技的防身自卫的刀具，其中有一柄典型的长刀，“刀尖薄锐，前部为双刃，两面均有平行血槽，”很有特色，代表了当时西藏武器的制作水平。
　　吐蕃时期的传统武术，在西藏各地寺院壁画中均有描述。山南桑耶寺一幅杂技壁画中就有武术内容，有的做各种倒立、手技、叠罗汉、爬杆，有的做“履卧钢刀”表演。如图中的“履卧钢刀”表演者仅穿通肩稀薄裙，以腹承刀尖，身体平展，四肢平伸，纹丝不动，静如磐石，曲终而不伤。这是一种把气功肌肉力量与平衡技巧结合起来的武艺，宣染“刀枪不入”。阿里古格王朝遗址卓玛拉康寺内的一幅画中，也描绘了身着铠甲，左手持盾、右手持兵器的武士练习武功。托林寺的壁画中有的在盘膝打坐，运气吐纳，有的在伸拳舒臂、习练拳术。这是考证吐蕃时期藏民族武术的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有学者认为，从阿里古格王朝遗址的体育壁画看，藏族流行的拳术吸收了祖国内地和印度打斗术的一些特点。在吐蕃王朝时期，人们还经常利用集会，相互切磋、锻炼武艺和用武精神，而吐蕃正是通过这种形式，从中获取了巨大的原动力，使国家更加团结，不断繁荣昌盛。
    公元7世纪前后，唐蕃文化交流不断。唐高宗时“缣马交易”、唐玄宗赤岭的“互市换马”，开始了唐朝与吐蕃茶马市场之端。吐蕃也相继派遣贵族子弟入唐学习、请婚。公元641年、710年文成公主和金成公主先后进藏联姻，不但带去了大唐文化，还带去了杂技百戏。史书《新唐书·吐蕃传》记载：金城公主远嫁吐蕃，“帝念主劫，赐缯别数面万，杂技诸工悉从，给龟兹乐”唐杂技百戏从此带入藏中。杂技中就有不少武技内容。“ 所以，不仅汉文化大量输入吐蕃，吐蕃的文化艺术对汉民族也很有帮助。（见《隋唐王代史论文集》）尤其是通过体育活动的传播，促进了汉藏两族人民的团结。据史书记载，隋唐时期中原地区与吐蕃已有相扑比赛。隋炀帝杨广非常喜爱角抵戏，大业三年，帝幸东都有在洛邑角抵一月而罢。大业六年正月十五，角抵大战于端门街，天下奇技异毕集，终月而罢，帝数微服观之。当时每逢正月十五日，各州、地和京城长安一样盛行角抵戏，非但普及而且形成传统。唐人释道宣著《续高僧传》上说：“有西蕃贡一人云大壮，在北门外试相扑，无敌者。（隋文）帝恧之，云：‘大隋国无有健者？’召（法）通亲，令相扑。”这里所讲西蕃是指藏族，由藏族地区选拔贡给朝廷大壮这个人，在京城北门外进行相扑比赛，没有胜过他的人。历史上唐代吐蕃赞普曾于牙帐中演“秦王破阵兵”以迎唐使，其舞旨在颂扬唐太宗的武功。藏文《五部遗教》载唐时吐蕃兵制，谓其所部骑兵，均以马之毛色编队，可知其骑兵之盛。当时不仅将士重骑射、贵族乃至藏王本人于驰射击刺亦甚精到。史称：松赞干布“其为人慷慨有雄才，常驱野马嫠（牦牛）驰刺之以为乐。”又“其宴大宾客，必驱嫠牛、使客自射，乃取馈。”藏地骑术曾与唐宫廷有过交流，如景龙四年，唐中宗因“会吐蕃骑马之戏，”特与臣下等赋诗联句以忠其盛。(编辑:旺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