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4日，我又一次来到巴沟乡，正是麦苗灌浆的时节，蔚蓝的天空、清澈的河水、葱茏的原野、金黄色的麦浪将这里装点的分外美丽。穿过农田，沿小道来到宗日遗址，随意采集了几件打制石器和彩陶碎片，擦去附着在上面的泥土，就看到彩陶上美丽的花纹。抚摩这些还带有古人体温的彩陶片，我似乎又看到了5000年前，宗日人下河捞鱼蚌，上山逐弥獐，山下炊烟袅袅，山上篝火团团，狐鸣狼嚎此起彼伏的史前文明生活场景。
  他们的生活与今天的巴沟人有着怎样不同呢？

这里是黄河文明的重要发祥地
    历史上的青海，地处边塞，交通不便，历来被视为“遥远”的高地，唐代诗人的笔下那“青海城头空有月，黄沙碛里本无春”的描述，更增加了荒凉与神秘。然而，据考古发掘，早在2—3万年前，青海高原就已有人类活动．在沱沱河沿、海西小柴旦湖等处，发现距今至少2—3万年前的旧石器等物品．这些都说明，青海并不是人们过去心目中的蛮荒之地。
    宗日，藏语，是指人群聚集的地方，黄河蜿蜒蛇行冲出两岸陡峭的峡谷尕连峡（班多峡）之后折西行，流速因而延缓下来，在此留下了一片较大的冲积台地，被当地人称为宗日。宗日地区海拔2680米，年平均气温4-6度，年降水量250-300毫米，气候温暖，水利条件优越。世代居住的村民以种植农业为主，兼营少量畜牧业，是同德县仅有的小麦主产区。从1984年到1996年，省考古队在这里进行了三次发掘，发现墓葬341座，探方31个，灰坑18个，祭祀坑18个，出土文物23000余件。据碳14年代测定，宗日遗址有5800多年的历史。
    宗日遗址出土的彩陶之精美、丰富堪称奇迹。其色彩搭配合理、图案组合相宜、线条粗细得体、画面等分均匀、画工技艺娴熟。这些彩陶纹样纹饰有鸟纹、变形鸟纹、竖线折尖纹、连续折线纹、三角纹等，部分器物颈部、肩部和腹部饰附加纹，有的像流动的水波，有的像洒落的种子，有的像开张的渔网，有的像游戈的鱼蛙，这些简单而原始的线条描绘着史前人类心目中自然而朴素的美。其中鸟纹极可能是原始图腾崇拜的表现。而“卍”、“米”、“北”、“¤”、“][”等近百种彩陶符号可谓是中国古老的文字的起源。
    宗日不仅以彩陶闻名于世，而且亦出土了大量生产、生活用具。打制的石斧、盘状器、细石器及磨制石斧、石刀的发现表明狩猎经济在当时占有一定的份额。骨锥、骨针、骨铲及镶嵌细石器的骨梗刀、骨勺是其重要的生活用具，也表明手工业的发达程度。骨饰、装饰品的石器的出土说明宗日先民不仅善于装饰器物而且善于装饰自身的爱美意识。陶损等早期乐器的出现反映先民丰富精神的生活，至今仍能吹奏出悠扬婉转的乐曲。玉刀、玉壁等祭礼用品的发现反映了朴素的原始宗教心理。铜环和铜饰成为开始近如金石时代的重要标志。而骨叉的发现，至少说明5000年前的宗日人，已经掌握了制造使用骨叉一类餐具进食的本领。
     在宗日遗址中，考古学者发掘出了不少柱洞，部分柱洞的底部还保留着柱基石，个别柱洞内有朽木痕迹，这说明当时生活在宗日遗址的先民们已有了简单的木构居室。而大量做工精巧、构制合理的榫卯结构的木棺的出土，反映了当时人们高超的技艺。
   站在宗日遗址，此时面对不是陡峭的黄河河谷，而是那隐藏在河谷背后的历史，我已然看到五千年前，高原其他地区人们为衣食忙碌的时候，宗日人在巴曲与玛曲（黄河）之间的三角地带，建设起最为富饶的家园，过上了丰衣足食的日子。

这里是中华乐舞的故乡
   宗日遗址出土了被誉为“国之瑰宝”舞蹈彩陶盆和双人抬物彩陶盆。这其中，舞蹈彩陶盆又被称为“国宝之冠”。
    舞蹈纹盆出土于宗日遗址159号墓，器物高12.5厘米，口径22.8厘米，腹径24厘米，底径9.9厘米，在橙红色泥胎上用黑彩描绘出精美的图案；较窄的口沿上画有成组的弧线三角纹和短斜线纹，显得匀称、自然；外腹绘有稍粗的四道弦纹，简明流畅；内腹绘有两组分别由11人和13人组成的群体性狂欢舞蹈图案，人物头饰比较宽大，下着尾饰十分特别，集体连臂踏歌，两组人纹间以折纹、斜纹，圆点纹相隔，使图案疏密得当，人物形象富有律动感。盆内下侧绘有四组平行蛙纹，在形式上与组舞交相呼应，虚实相生，既有艺术韵味，又有精神指向，似乎正在进行祭祀活动和崇拜仪式。
    许多专家认为，彩陶盆呈现的是巫舞，说到巫舞，让人首先想到的是在北方草原影响巨大的“萨满”，“萨满”不仅传递着巫术的信息，也包含着丰富的原始歌舞活动的内容。“萨满”一词，按照通古斯语解释就是“激动不安”或“疯狂乱舞”并含有占卜的意思，萨满是对巫师专有的称呼，它成为人神之间的中介人。萨满的原始宗教仪式是跳神，跳神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舞蹈。
    回顾青藏高原早期历史，高原居民曾一度受到来自北方草原萨满文化的影响。保留至今的原始本教就信奉万物有灵，天，地，日，月、星宿、雷电、冰雹、山川、土石、草木，禽兽等自然物，都是它所崇拜的对象，吐蕃人的“羌姆”（跳神）就是典型的“萨满”与南方傩形态（戴面具）相交汇的仪式。喇嘛们戴山面具有节奏地舞之蹈之，酬神驱鬼，以巨大道德精神力量撼人心魄。《吕氏春秋·古乐》载，“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所歌八阕”正是巫舞。操牛尾，是模仿牛的形态。而在舞蹈彩陶盆中，宽大的头饰，很可能模仿某种动物。模仿动物的狩猎活动是上古先民最重要的生产活动。可以想见，宗日的先民在祈祷神灵时，同样把个人的实际上的无力的，只存在于个人想象中的本质力量，通过舞蹈获得现实的本质力量和能力。舞蹈彩陶盆，被今天的人们称作审美意识的创造物，在原始社会不过是膜拜需要的产物，而彩陶盆中的舞蹈能够使人逃避恐惧，获得心理平衡和精神享受，满足现实远远不能满足的精神企图。   
     或许正是舞蹈具有凝聚人心，娱神娱人的作用，舞蹈因此被永久保留下来，并被发扬广大。到了中古，这种娱神为主要功能的舞蹈逐渐变成群众自娱的工具。今天，在青海草原上，我们才有可能看到，边歌边舞的“伊”舞，动作粗犷豪放的“卓”舞，踏节而舞的“热巴”舞，动作幽默、极富感情的“热伊”舞以及寺院组织的僧俗，在唢呐伴奏下场面宏大、气派宏伟的“锅哇”舞。难道以圆圈舞为形式的卓舞（在川藏被称为锅庄舞，实为卓的不同译音）不正是宗日舞蹈活化石？舞蹈彩陶盆呈现的5000多年前宗日人在内的高原人集体娱神的画面，记录在彩陶上。正是这记录，让我们今天能够看着手拉手，欢乐舞蹈的原始初民的生活，见到了中华乐舞最初的身影。
    然而，作为一件难得的艺术精品，舞蹈彩陶盆造型合理，质地细腻，表面光亮，体现了精湛的制作技法，尤其在绘画上，运笔娴熟，图案疏密得当，人物形象生动传神，极富艺术感染力，达到了古代彩绘艺术的极高境界，令人叹为观止，舞蹈彩陶盆作为中华乐舞最早的实物，对研究中国舞蹈史、美术史起源发展有着极高的学术价值。
    宗日，一片被艺术青睐的土地，中华乐舞的故乡。
    在夜晚跳锅庄的人群中，我又一次看到宗日人连臂踏歌、翩翩起舞的影子。

这里将是改写中华上古文明史地方
   宗日带给世人的震撼不仅仅是这些。
   通过数次发掘，目前学界得出的结论是，宗日彩陶曾受到过马家窑文化的强烈影响，宗日彩陶在器类上与马家窑文化大致相同，但陶质颜色和纹饰则完全不同，自成体系，不仅陶胎多为乳黄色，乳白色夹砂陶，纹饰多绘紫红色彩，绘变形鸟纹，折尖三角纹、多道连续折纹等，而且墓葬以石棺、木棺为葬具，有二次扰乱葬、俯身葬、火葬、墓葬等习俗。这些都是先羌的遗俗。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宗日彩陶大量的飞鸟环日图，反映了以鸟为图腾的氏族是崇拜太阳的，以太阳形象征的寓意手段，使彩陶花纹具有绚丽灿烂的风格与强烈浓郁的风采，再现了对太阳神崇拜的炽热情怀。
   我想，宗日遗址的这一发现，不仅可能改写高原文明史，甚至还有可能改写中华上古文明史。
    这是因为，飞鸟环日的图案，也是古蜀文化一大特点。古蜀，这里曾是氐羌文明的发散地。我惊奇的发现，在三星堆众多的文物中都与鸟有关，或是清晰的鸟形纹，或是鸟形的变体纹。俨然是宗日遗址的翻版。汉代扬雄在《蜀王本纪》中记载中的两代王：“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曰柏灌，后者名鱼凫”，《华阳国志·蜀志》中记载的后几代王：望帝杜宇、开明氏、庐帝、保子帝等，名字都与鸟有关系。金沙遗址出土了一件太阳神鸟（2005年被选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金箔饰，形制为圆形，内有镂空图案，其图案可分为内外两层，内层图案中心为一镂空的圆圈，周围有十二道等距离分布的象牙状的弧形旋转芒，这些外端尖锐好似象牙或细长獠牙状的芒，呈顺时针旋转的齿状排列。外层图案是四只逆向飞行的神鸟，引颈伸腿，展翅飞翔，首足前后相接，围绕在内层图案周围，排列均匀对称。整幅图案好似一个神奇的漩涡，又好像是旋转的云气或是空中光芒四射的太阳，四只飞行的神鸟则给人以金乌驮日翱翔宇宙的联想。这与我们在宗日遗址彩陶上看到的飞鸟环日形象几乎相一致。是什么造成了这奇怪的现象的呢？他们之间有怎样的联系呢？
   金沙遗址中的城门、房屋、宫殿及墓葬等建筑物都朝向北部偏西的方向，这个方向正是岷山，如果视野再放远些，你会惊奇的发现，宗日也在这个方向，我们也许能这样解释，以鸟为图腾的氐羌部落在蚕丛时期进入四川，带来了高度的文明，并与蚕丛部落结成了犹如炎黄部落联盟，并取代了当地较为落后的文明，也就是说，代表氐羌文化的柏灌（水鸟）取代蚕丛（蚕），创造了古蜀文明。
   《山海经·大荒南经》中记载“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山海经·海外东经》 “帝俊生黑齿，姜姓，黍食，使四鸟”。“帝俊即殷墟卜辞所称‘高祖夋’者”，从字形看夋在甲骨文中是一鸟头人身的象形字，可知“帝俊之神，本为玄鸟”。这同黄河流域“玄鸟生商”的传说含义相类似，在肯定了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箔饰与宗日遗址联系后，使我进一步肯定了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箔饰与宗日遗址以及大汶口太阳神鸟彩陶纹饰的文化联系。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古老的析支宗日人，在部落扩张期，一批批沿着西倾山北麓进入岷山，在稍做停留后，并逐步进入长江流域，创造了神奇的三星堆—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古蜀文明。也是在大约五千年前的尧舜开始，以姜、若羌、妻、戎为主的部落向东迁徙，不断融合到炎黄文明之中，成为中华文明的主体。形成了灿烂的炎姜、姜姬（姜周）文化。“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史记·秦本纪》，成就秦嬴文化之始。而姜的一支甚至到达了山东，玄鸟生商，构成了东夷文化的重要一支。
     宗日，这个曾被文明厚爱的土地，也将成为中国文明史研究者厚爱的地方。
     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离不开宗日。（编辑  贡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