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豹尾虎齿”是西王母的发展演进一个重要阶段
    “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历及五残。”这是《山海经-海内西经》中描述。由于《山海经》内容是不同时期形成，对西王母的描述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变化就是人的内容。这反映以由先前的单纯的动物崇拜向对人神崇拜的过渡古代先民生活、心理、宗教、审美的复杂性。
    《山海经》中所记多为半人半兽神。禺疆“人面鸟身，珥两青蛇。”疆良“其状虎头人身，四蹄四肘”。西王母身旁的开明兽“身大类虎而九首，皆人面。”“自体与之山至于大隗之山……其十六神者，皆豕身人面。”在民间传说中伏羲、女娲是人首蛇身，而蚩尤更是人身狗首。乐都柳湾遗址发现的彩陶多人头鸟身或人身鸟首的图案。同德宗日遗址出土的彩陶上更绘有人首鸟身的图案。这充分说明古代先民对半人半兽神崇拜的普遍性。作为此时的西王母成为了图腾信仰与有权威的氏族酋长结合神。“司天之历及五残”可以理解为先民对氏族酋长某中宗教崇拜的表现形式，赋予了它更多与天相感应的责任。它的产生是社会实践对人的认识的又一提升。首先，摹仿动物的狩猎活动是产生半人半兽西王母的现实基础。古代先民在长期的狩猎实践中通过集体围猎，直接与动物搏斗，逐渐了解动物的状貌、习性和声音、活动规律，积累了狩猎经验，便摹仿动物的形态、声音，以引诱、靠近、猎取动物。我国的鄂温克族、鄂伦春族早期都头戴鹿角鹿耳的帽子，后狍子皮帽子，穿着毛朝外的鹿皮衣或狍皮衣，伪装成鹿或狍子的外形进行围猎，接近、猎取动物。他们还用狍哨和鹿哨在狍子或鹿交配期摹仿出狍子或公鹿的叫声，吸引母狍子或母鹿捕杀之。人摹仿动物即人兽结合。古代先民采取这种狩猎方式能有效地猎取动物，取得较多的衣食之资。他们无疑会崇拜并在心里逐渐积存人兽结合的形象。这些事象已成为他们生存至关重要的活动，从而必然流于记录为主要内容的创作领域，也成为格外重视，必然表现的题材。这又决定了原始艺术的写实方法，表现人与动物的关系时，常把两者结合，或描摹戴面具而隐藏自己的形象。高尔基说，由于人类征服了野马，于是就产生了人头马身的神。其次，摹仿图腾形态、动作、声音的歌舞是产生半人半兽西王母的宗教根源。古代先民为了求得图腾的保佑，得到它的神力，基于巫术观念和献媚心理，在祭祀时便贡献摹仿图腾的歌舞。黄南州同仁县年都乎村的所谓“於菟”仪式就是虎崇拜图腾的遗留。在仪式中，表演者如虎神降临，表演出猛扑马、牛、羊、猪的动作和呼啸声。在我省出土的新石器彩陶器上，明显可以看到刻有类似山猫或虎豹之类的兽皮花纹。而宗日遗址和上孙家寨遗址出土的两件舞蹈纹盆上的人物装束就是当时“种人皆刻画其身，象龙文，衣著尾”的真实反映。氏族成员或巫师摹仿图腾表示对祖先的这种崇拜，自身也就增强了神圣感。如果说狩猎时摹仿动物形成半人半兽观念，祭祀时摹仿图腾便强化了这一观念。第三，人在实践中提高了对自己能力的认识，把自身一部分升入神的领域，着是产生半人半兽西王母的认识根源。古代先民长期服从动物，在动物之下。由狩猎发展到驯养动物，农耕出现又驱使动物。长矛、弓箭、飞石索（青海有些地方称为抛嘎）的出现，使生产力大为提高，他们获得的粮食、肉食、皮毛都增加了，由此推动了定居、制陶、新工具的制造、氏族的发展，集体观念的强化，领导他们畜牧、制陶的女酋长，死后便成了神。这些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导致了人的观念变化：人占有比动物高的地位。这时人虽不能完全摆脱动物，但已把自己摆在动物之上，“半人”可是占据主导地位。《山海经》中半人半兽八十六位，人面、人头六十四个，占74%，鸟头、龙头、兽头五个，只占7%。人头、人面数量多说明人成为组合体的主脑、灵魂。西王母由表现动物、半人到表现全人是思维发展的过程，艺术创作进化的历程。第四，古代先民了解、组合、抽象概括能力的提高是创作半人半兽西王母的思维条件。古代先民的思维能力是随着生产实践发展逐步开始的。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的思维特点：直观性、幻想性、形象性、神秘性，以类化表象，集体表象表达对事物的幼稚认识，缺乏分解、组合、抽象、概括能力。但长期实践活动使他们的思维能力由低到高的发展，他们处理动物、建筑房屋、氏族分化、部落组成及对偶家庭的出现都是分解、组合的实践，促使他们产生分解、组合、概括的思维能力。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图案更直接表明了他们具有的这种能力。由实物到图案，由具象到符合化都是个分化、组合、抽象的过程。因此，才有了柳湾蛙纹演变成几何纹，波浪形的曲线和垂障纹。古代先民认识到动物特性和人的能力就把他们的一部分分解出来，赋予它一定的意义，组成了新的西王母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