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物收藏史上，甘肃定西出土的新莽权衡器是不能忽略的一笔，在研究中国度量衡史时，定西出土的新莽权衡器是学者们深入讨论的专题。回顾其发现收藏的历史，转述其学术价值，无疑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一、意外发现 辗转磨难
    新莽权衡器的发现时间，有1925年， 1926年，1927年几个不同的版本。就在这几年的某一个秋日，巉口镇巉口村年仅十一岁的秦恭在放牧时，发现悬崖上有一黑色金属物体，便于第二天叫上他哥秦让一起去挖掘，共挖到8件古铜器。
    民国十八年(1929年)春天，陕西、甘肃因天旱发生大饥荒，迫于生活，秦恭将铜器用手推车推到兰州去卖，被古董商人马实斋用60块银元买去，后转手以240银元卖给古玩商人张寿亭。同年秋天，北京古玩商朱柏华以银元140元将铜衡和9斤的铜权买去。其余6件，由当时省建设厅长杨慕时用800块银元买去，后来交存兰州民众教育馆，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7月的一个下雨的夜晚，教育馆保存的6件文物除大权外，其余5件全部被盗。朱柏华将衡和权买去后又以5100块银元卖给北京玻璃厂“尊古斋”古玩铺。在兰州被盗的5件，由邓宝珊电请古物保管委员北京分会主任马衡，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7月，在天津英租界“源丰永”珠宝店发现被追回，保存于北京团城。

  “尊古斋”所得的两件，由故宫博物院按5100元的原价赎回，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春天，中国学术协会在团城举办“西北文物展览”， 定西出土的新莽权衡器首次公之于众。1949年，其中的5件(三权、一钩、一丈)被运往台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一、二、三）。原留在兰州民众教馆最大的一件石权，1959年国庆时送往北京历史博物馆陈列，现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共藏三件(一衡二权)。
     二、新莽定制 铭刻为记 
     西汉末年，王莽秉政，为了满足其托古改制的政治需要，他征集当时学识渊博、通晓天文乐律的学者百余人，在著名律历学家刘歆的主持下，系统考证了历代度量衡制度，完成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度量衡制度改革。这一改革取得了两个方面的成果，其一是建立了我国古代最系统、最权威的度量衡学说，这一学说主要内容被收入《汉书·律历志》，成为历代考订度量衡制度的理论依据。其二是监制了一批度量衡标准器，为推广其度量衡制度提供了实物依据。
     定西出土新莽铜丈、铜衡杆及石、二钩、九斤、六斤、三斤铜环权，均刻有新莽颁发标准度量衡器的铭文81字。铜丈形制与《汉书·律历志》所记“其法用铜，高一寸，广二寸，长一丈，而分寸尺丈存焉”相符，实测为229.2厘米，短1.1~1.6厘米，当是后来因素造成的。铜衡杆长64.74厘米，重2442克。五枚权上还刻有自重铭文，如石权铭“律石权，重四钧”，律指黄钟之律。诸权外径约为孔径三倍，与《汉书·律历志》所记相符。实测石权重29950克，据此新莽一斤约为249.6克。新莽铜丈为新莽时标准量器之一，出土时已折为两截，一截稍弯曲，丈面无分寸线纹，丈面又有新莽统一度量衡铭文，可确认是这个时期的标准器。《汉书·律历志》记载“度者，分、寸、尺、丈、引也”；“其法用铜，高一寸，广二寸，长一丈，而分寸尺丈存焉”。出土的铜丈全长229.2厘米﹐宽4.7厘米，厚2.4厘米；应是《汉书》所记的长一丈、广二寸、高一寸的量值。而与文献记载误差范围较大，考其原因，当是铜丈出土时已弯曲、折断之故。新莽铜丈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新莽颁发标准度量衡器的81字铭文为：“黄帝初祖，德匝于虞，虞帝始祖，德匝于新。岁在大梁，龙集戊辰，戊辰直定，天命有民，据土德受，正号即真。改正建丑，长寿隆崇。

    同律度量衡，稽当前人，龙在己巳，岁次实沈，初班天下，万国永遵，子子孙孙，亨传亿年。” 语译为：黄帝是我(王莽)的初祖，他到新代了，岁星(木星)在大梁星部位的这个月(夏历三月)，苍龙星两旁的六个星正指着北斗星的柄端，适逢是戊辰年(王莽居摄三年)，夏历十一月改初始元年，夏历十二月改为始建国元年，(即公元八年)戊辰这年，应当天下大定，上天命令我拥有所有的人民，根据土德(新以五行中的土得王 )，应承继汉代而有天下，因而接受了上天的这个命令，于是确定国号，而即真天子之位。更改每岁正月为建丑 (夏历十二月)，长寿兴隆，划一尺度、量器、衡称。稽考有据，而且合乎前人所定的制度。苍龙星两旁六颗星正指北斗的柄端，而适逢己巳年(新始建国元年，公元九年)岁星在实沉星部位的这个月(新五月，夏历四月)，第一次把这度量衡的制度颁令天下，好让万国永远遵守，后世子孙，享有天下而传之于万亿年代。他的美德现在又辗转到虞代，虞帝舜是我的始祖，他的美德现在又辗转到新代了，岁星(木星)在大梁星部位的这个月(夏历三月)，苍龙星两旁的六个星正指着北斗星的柄端，适逢是戊辰年(王莽居摄三年)，夏历十一月改初始元年，夏历十二月改为始建国元年，(即公元八年)戊辰这年，应当天下大定，上天命令我拥有所有的人民，根据土德(新以五行中的土得王)，应承继汉代而有天下，因而接受了上天的这个命令，于是确定国号，而即真天子之位。更改每岁正月为建丑(夏历十二月)，长寿兴隆，划一尺度、量器、衡称。稽考有据，而且合乎前人所定的制度。苍龙星两旁六颗星正指北斗的柄端，而适逢己巳年(新始建国元年，公元九年)岁星在实沉星部位的这个月(新五月，夏历四月)，第一次把这度量衡的制度颁令天下，好让万国永远遵守，后世子孙，享有天下而传之于万亿年代。     可以看出，81字铭文与《汉书·王莽传》所载相符王莽托古改制颁发制书基本相同，《王莽传》记载，王莽登基时：御王冠，谒太后，还坐未央宫前殿，下书曰：“予以不德，托于皇初祖考黄帝之后，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而太皇太后之末属。皇天上帝隆显大佑，成命统序，符契图文，金匮策书，神明诏告，属予以天下兆民。赤帝汉氏高皇帝之灵，承天命，传国金策之书，予甚祇畏，敢不钦受！以戊辰直定，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号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变牺牲，殊徽帜，异器制。以十二月朔癸酉为建国元年正月之朔，以鸡鸣为时。服色配德上黄，牺牲应正用白，使节之旄幡皆纯黄，其署曰‘新使王威节’，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相同铭文还刻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台北故宫博物院铜嘉量、台北故宫博物院八角形玉壶，甘肃庆阳发现的新莽铜诏版上。可以确定，81字铭文为王莽颁行天下的“宣言书”。
    三、爱国藏宝 流芳百世 
    定西出土的新莽权衡器的收藏过程中的几个关键人物，在此需做个介绍。
    邓宝珊（1894~1968年），原名邓瑜，甘肃天水人。辛亥革命时，参加新疆伊犁起义。1917年后，在陕西任靖国军第四路营长、团长、副总司令。1924年参加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任第二军旅长、师长。1926年后，任国民联军援陕前敌副总指挥、国民联军驻陕副总司令、国民党陕西绥靖公署驻甘肃行署主任、代理甘肃省主席、杨虎城部新编第一军军长等职。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后，邓宝珊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正确主张，在晋、冀、鲁奔走呼吁各方团结抗日。

    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邓宝珊积极支持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提出的八项主张，有力配合了事变的和平解决。张学良将军被扣南京后，蒋介石派三路大军准备进占西安，杨虎城将军处境困难，电邀邓宝珊赴西安协助处理。他到西安后，努力协调各派之间的工作，对避免内战、稳定局势，贯彻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起到积极的作用。国共合作抗战以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八路军在兰州设立了办事处，此时邓宝珊尚在兰州，他与中国共产党驻甘代表谢觉哉等同志来往甚密，支持办事处的工作。后邓宝珊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第二十一军团军团长，赴榆林就任。邓宝珊不辞艰险，恪尽了爱国将领的天职。当时榆林的军队来自各个方面，各种势力错综复杂、勾心斗角。但他十分注意团结各方面的军事、政治力量，把他们集聚在抗日旗帜之下，为保卫北线积极出力。邓宝珊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居心和行为深为不满，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陕甘宁边区友好相处，协力抗日。他指示所属部队必须“维护边区到榆林的交通安全，保护往来人员和物资的顺利出入”。毛泽东同志曾致信邓宝珊：“八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对邓将军给予了很高的评价。1949年邓宝珊率部起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甘肃省省长；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四届民革中央副主席和全国政协常委。
    邓宝珊将军只读过两年私塾，但他知识广博，文学素养深厚，虽戎马倥偬却坚持自学。他时常出入荣宝斋等地方，与文化名人一起切磋心得，品诗论画，往往以精辟的议论让学者折服，加之他为人谦虚稳重，待人诚恳随和，所以亦有“儒将”之名。他电请马衡保护新莽权衡器，表现了他对国家文物和故土文化的深厚爱护和情谊，值得肯定。邓宝珊将军善书法，书毛泽东《七律·长征》、《清平乐·六盘山》、《清平乐·会昌》三首词（注：会昌一词不全），落款为 “寒松”，钦“邓宝珊印”名章。通观作品功力深厚、行笔流畅、沉稳而大气。
    马衡（1881~1955年），字叔平，别署无咎，号凡将斋主人，浙江宁波人。金石学家。1925年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负责人。1929年至1931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1934年任故宫博物院院长，1949年后仍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北京市文物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1953年因病休养，两年后逝世，终年74岁。马衡先生毕生致力于金石学的研究，继承了清代乾嘉学派的考据传统，又注重文物发掘的现场考察1930年在西北科学考察团发现“居延汉简”的工作中，起过重要作用。被誉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前驱者和奠基人之一。
    值得赞叹的是马衡先生于1952年将自己收藏的大量甲骨、碑帖捐赠故宫博物院。在他逝世以后，家属又将家藏金石拓本9000余件捐赠故宫博物院。马衡的收藏中主要著作有《中国金石学概要》、《汉石经集存》、《戈戟之研究》、《石鼓为秦刻石考》、《集拓新出汉魏石经残字》、《周铜封考》等等。马衡先生是最早利用出土资料对中国古代度量衡研究的学者之一，他在《凡将斋金石丛稿》卷三《铜器》中，专列“度量衡制度”，其中《历代度量衡之制》和《新嘉量考释》对新莽度量衡有深入考证研究，可惜这两篇文章都是在他看到新莽权衡器以前所就。
    杨慕时，河北沧州人，西北军的高级幕僚。1926年，任甘肃省建设厅厅长杨慕时就带头倡导人工造林，借以绿化兰州南郊。抗日战争爆发后，杨慕时先生力主抗日，1933年初，日军进袭热河。2月11日，南京政府派行政院长宋子文、蒋介石顾问端纳到北平，与张学良将军商讨热河防务问题，成立了东北热河后援协进会，下设军事组、救济组、宣传组、财务组。杨慕时任财务组组长。后援会规模较大，它还接受外国的捐款，支持东北各地的义勇军作战。冯玉祥将军在《冯玉祥自传》第二卷《我的抗战生活》中提到杨慕时：“距石板场十五里地的一个地方，叫土主场，我赶过那个场好几次。有一次，同杨慕时先生走了去又走了回来，来回三十几里，可把他累坏了。他从前方刚回来……”杨慕时先生收购新莽权衡器交给国家，可钦可佩，值得赞扬。
    定西出土的新莽权衡器是国宝文物，在有关定西的文史资料中是永远的话题，是定西老百姓永远的情节。2005年，笔者参加中华文化联谊会和甘肃省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情系敦煌——两岸文化联谊行活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王耀庭先生，林丽娜女士同行，他们告知，台北故宫博物院5件(三权、一钩、一丈)被完好保存着。我们盼望着分藏两处的新莽权衡器相会的那一天。  （ 编辑 张晓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