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宗教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是一个纷繁复杂的历史过程。本文沿着西藏社会历史发展的轨迹，从不同视角，多个层面探究了西藏寺院经济产生发展的动因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在政教合一制尚未确立时，西藏寺院经济的发展主要是通过宗教组织对政治的干预来实现的。政教合一制度确立后，三大领主之间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利益分配格局，这一时期寺院经济扩张主要是通过加重对广大农奴的超经济剥削来实现的，其结果严重地阻碍了西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历史上，西藏的社会财富大部分集中于寺院。寺院控制了藏区的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等生产服务部门，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成为影响藏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寺院上层僧侣也正是依托雄厚的寺院经济实力作为其坚实的物质基础，建立了“政教和一”的地方权力机构，从而把持了西藏政治、宗教、经济、军事、文化大权，可见，寺院经济对西藏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而重要的影响。那么，西藏寺院经济是在何样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其发展的内外动因是什么？各个发展阶段有何特点？在西藏，寺院组织何以积累起巨额财富？寺院经济又为什么得以长期延续存在？本文试就这些问题作一粗浅研究，不当之处，敬请同行斧正。

    一、西藏寺院经济的产生

    西藏寺院经济是西藏社会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宗教与经济、政治结合的产物。西藏寺院经济的行为几乎是伴随着佛教的传入而产生的。佛教一经传入青藏高原，便建佛寺，而佛寺本身就有一种经济属性，是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相结合的实体。西藏寺院实体的产生又与青藏高原的政治经济发展变革有着密切的联系。作为当时代表新兴阶级意识形态的佛教迎合了吐蕃社会变革的需要，佛教有了赖以发展的政治温床。公元5—8世纪青藏高原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都有了较大的分工，社会分工的具体化，扩大了商品交换，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寺院经济实体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物质条件。如大昭寺、桑耶寺的建立等，少则一两年，多则三四年，经过大兴土木，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完成。寺院的兴建，一方面是统治阶级政治利益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一个地区的统治者有能力承受修建寺院所耗费物资的压力。

    在赤松德赞赞普时期，出现了专门以诵经传教为业的出家僧人。为了保证出家僧人的生活，赞普宣布免除出家僧人的差税，其所需一切开支均由王室府库供给，这一优待政策激发了人们充当僧侣的热情，此后，仅一年多时间里，僧人数量便从几十人增加至350人。为避免以后不供给或发生意外，王室将这种不定量供给制度转变为有定量供给制。佛教僧侣分别按其等级定期提供不等量的食物、衣装、纸墨等所需的物质开支，并赐予寺院土地和属民。如赞普明文规定：“赐给寺院民户一百五十户，赐给每名僧人三户属民，总计赐桑耶寺和三百零五名僧人的寺属奴户为一千零六十五户。按平均每户四口计算，总计四千二百六十二人，这些寺属奴户都不向赞普缴纳赋税，不负担兵役。” 供给堪布每月青稞75克（一年900克），每年酥油一克又半涅嘎（一年共计 1100两），每年衣服一套，马一匹，纸四十卷，墨三锭以及足够的食盐。供给大修行者和经师每年青稞55克，酥油800两，马一匹，衣服一套六件；25名学经僧人每年青稞25克，衣服一套三件；其余普通僧人每年青稞8克，纸20卷。这些情况表明，僧人在经济上开始具有了一定实力。此时的僧人堪布、大修行者、经师等已开始成为享有免除差税特权的特殊阶层，他们曾以化缘为生的经济来源已上升到政府资助的轨道，王室通过经济援助提高了佛教在吐蕃的社会地位。

    赤松德赞去世后，佛教势力继续发展，到第40代赞普热巴巾时，由于其“深信佛教，大小政权皆受于僧众”寺院僧侣参与政治的势力逐步扩大。而寺院政治势力的扩大，又使其经济关系也发生重大变化，热巴巾将原来赐给僧人的属民由3户增加到了7户，史称“七户养僧制”。另外，热巴巾又专门为一些寺院拨给更多的土地、牲畜、奴户作为寺院的固定财产和寺户。例如大臣尚蔡邦·多日在堆垅江浦修建的江浦寺前所立的碑文记载：“赞普天子赤祖德赞（热巴巾）恩诏，在堆垅江浦地方建立三宝所依处，住有比丘四人，作为寺院顺缘之土地、牧场、法器、财物、牲畜等一并交付寺院，作为赞普赤祖德赞常川不断的供养。”通过采取上述措施，一方面减轻了政府在经济上的负担；另一方面僧人的生活有了一定保障；再者寺院上层开始成为拥有土地、牧场、牲畜和属民的农奴主阶级。这样统治阶级有意识地利用宗教，而宗教代表人物也主动向统治者阶级靠拢，政教互相渗透经济连带的阶段由此开始，所有这些又为“政教和一”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打下了基础。可以说，西藏的寺院早在萌芽期就为日后发展树立了基本模式。寺院僧人除了译经、传法之外，还介入了吐蕃王朝的政治经济生活。

    西藏寺院经济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统一构成一定的社会形态。吐蕃王朝时期，其社会经济形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由奴隶制社会经济形态过渡到封建农奴制的社会经济形态。这种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必然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佛教的传入正是西藏社会经济发展给社会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带来的变化。反过来，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又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产生深刻的影响。正是由于佛教的学说有助于新兴阶级政治愿望的实现，顺应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所以吐蕃王朝的赞普们选择了这种新的意识形态作为精神武器。为了使这一精神武器能长久地发挥效用，必须巩固佛教的社会地位，于是统治阶级不仅在政治上提高僧人的社会地位，而且给佛教寺院以物力、财力上的大力支持，寺院经济雏形开始形成。

    然而，佛教参与国政，权势日强，而寺院经济的发展，使为数众多的壮劳力离开土地和牧场，脱离社会物质生产，靠俗民供养，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引起了不喜佛法的贵族大臣和平民的极大不满，他们发动政变缢杀了热巴巾，拥立朗达玛为赞普，开始了吐蕃历史上空前的禁佛运动，初见雏形的寺院经济也在禁佛运动中夭折。朗达玛在位3年后被人杀死，藏区处于分裂状态，吐蕃王朝至此崩溃。

                                          来源：西藏民族学院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