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的童年时代，人类视自身与大自然浑然一体，对大自然持顶礼膜拜的态度。随着人类的发展和认识能力的提高，人们一方面认识到自然界的独立性，一方面又认为人与自然是同质同源的，如认为二者都是由气或原子构成。在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神学认为上帝创造了世界，也创造了人，万能的上帝创造万事万物是为了人，人是自然万物的主宰者和奴役者，于是人类中心主义应运而生。文艺复兴之后，人从宗教奴役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恢复了人的尊严，提升了人的地位，产生了人道主义。但是，欧洲近代人道主义在考虑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也滑向了人类中心主义。多种多样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共同点在于：自然万物都应无条件地服从于人类听任于人类的任意摆布和奴役，人类是自然的主宰者和改造者。换句话说，人类只有肆无忌惮地征服和尽情享受自然的权利，而没有保护自然的责任和义务，从而极大地扩张了人类对自然的征服欲和占有欲。藏传佛教价值观与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有着根本的不同。它认为，人与自然界中的其他一切有情生物之间不是管理与被管理、奴役与被奴役、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人类没有管理、支配自然生物的权利，人与自然的其他一切有情众生是完全平等的，人类仅仅是宇宙间具有相同地位的众生中的一员，要以平等而无差别的眼光看待其他一切众生。这就是生物平等主义。它是藏传佛教信众保护动物、水源、森林和草原行为的价值观基础。

    人类中心主义有着合理性的一面，它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从人类现代所面临的极为恶劣的生态环境来看，人类中心主义失之偏颇，它把人的价值当作了唯一性，否认了宇宙间其他自然生物的价值。因此，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追求必然带来任意性和破坏性。世界的环境恶化与人类中心主义密切相关，我们要对人类中心主义予以重新评价，特别是要从新审视其价值缺失。与此同时，对生态伦理价值要予以深入研究。藏传佛教的生物平等主义显然忽视了人类同其他有情生命的差异性，也否认了人类生存发展的优先性。但是，它以同样的价值尺度去度量人类和其他有情众生，把人和其他生物纳入统一的生存状态中来考察，强调二者之间生存价值的统一性，同时也就看到人类生存同其他生物之间的不可分和二者的亲和性，从而有利于二者的生存和生态平衡，也有利于人类社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