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窟中僧人供养人画像多于世俗人的情况，进一步表明吐蕃统治时期佛教成了人们的避难所，同时也反映出敦煌寺院经济在中唐吐蕃统治时期繁盛的深层次原因。再者也让我们知道了吐蕃统治者对敦煌佛教的支持。这是敦煌在吐蕃统治时期虽然经过长期的战争灾难，又加上吐蕃的民族高压政策的影响，敦煌石窟的营建仍得到更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吐蕃统治末期营建的洞窟中存有大量表现供养人的画像，如以359窟为代表，既有在门上的，也有各壁的唐蕃服饰同时共存。这表明到了吐蕃统治末期，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沙州汉人的反抗，著名的如有玉关骚户起义，吐蕃统治受到威胁与动摇，因此民族政策相对宽松，在洞窟营建方面表现出来的便是供养人画像可以大量出现于洞窟壁画当中。
　　在那些盛唐未完工、中唐补绘完成的洞窟中，如199、205、225等窟，中唐人不失时机地画上供养人画像，主要是因为一则这些洞窟打乱了整体设计与规划，给人相对随意而自由的空间；二则这些供养人画像都十分小，不易被发现，也构不成太大的影响。更何况这些洞窟多个人临时发心供养，不是有明确所属关系的家族或一定组织者洞窟，责任不明确，使统治者无法进行有效的管理与约束，故而人们可以画自己的供养像并穿唐装题名。
　　至于供养人画像题记的简单化，有两类因素。一是由于僧人比重的加大，二是由于生活在吐蕃统治时期的汉人，无论在哪一方面均与唐朝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如果要在题记中表现太多，势必会与吐蕃意愿相背，引来祸害，故而只有简略从之。
窟，以有极为精美之初唐艺术而著名，更是由于艺术风格的完全变化与新的画风的进入而在敦煌石窟艺术研究中有着非常之地位，同时也是集中反映敦煌家窟营建历史与具有历史延续性的代表洞窟，也是中唐供养人画像研究中重修洞窟的代表窟。该窟重修极为特别，一是在雨道北壁开一小龛，龛内各壁均画一佛二菩萨像，皇内男供养人为吐蕃装，女供养人为唐装（图版十三，见封二）。我们知道220窟是“翟家窟”，从初唐到五代均有家族营建记录，但是中唐的供养人中有一敬国清”，看不到翟家人的影子，应该说直到五代翟家人仍在莫高窟有活动，为什么会有外姓人开皇重修自己的家窟？二是220窟中唐重修内容中供养人画像男为吐蕃装女为唐装，在重修洞窟中又是一个例外，因为我们见到的这一时期那些重修与补修的洞窟中的供养人画像一般全为唐装。这一例外似乎说明220窟的重修是有组织的活动，也应是翟家人所为。否则，重修时，无须开皇，也无须特别注意吐蕃政策，更没有必要在供养人画像题记中有对吐蕃赞普的功德发愿，如其中有一条题为“南无药师琉璃光佛观自在菩/萨眷属□□普二为先亡父母”，宁强先生认为所缺其中“普”字前为“赞”字，合为赞普，是有道理的，这与传统敦煌石窟供养发愿文写法相一致，更是符合时代特色。只有这样才表明了220窟中唐重修的特殊性，也表明翟姓家族对220窟营建从初唐开始到中唐再到五代翟奉达时的延续，一直没有中断，是敦煌石窟营建史上家族窟营建的典型事例。

　　　吐蕃统治时期洞窟供养人画像表明，当时对于汉人男性是要求必须穿吐蕃服饰，而汉人女性则相对自由。而225窟吐蕃装王沙奴与唐装郭氏一同发心在洞窟绘画千佛，说明了当时的确对妇女在服饰衣着上的相对自由的政策，有着唐装，有着吐蕃装，而且她们可以共同生活，和平相处。这一现象表明吐蕃当时对敦煌本地男性的控制是相当严厉的，这一方面可能与吐蕃本身作为游牧民族，对身体强悍、孔武有力、骑马善战的男性特殊看待。另一方面也是有效防止汉人反抗的一种手段，如同吐蕃统治时期曾有一段时间对铁器的控制一样。这是个有意思的问题，详细研究有待更多资料的发现。
　　此外，敦煌石窟中属于中唐吐蕃统治时期所建洞窟中为什么极少见到供养人画像，特别是吐蕃装供养像，所见到的大部分供养人画像仍以唐装出现。这种与吐蕃政策相背现象的出现，说明了尽管有民族高压政策，但是沙州唐人仍时时不忘自己的身份，顶着种种阻力与危险，在洞窟中不失时机地画上自己穿唐装的形象，以表示对唐廷的怀念和对吐蕃统治的强烈不满。这些均表明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民族政策遭到了沙州汉人的强烈抵抗。

　　与其相比，晚唐五代洞窟供养人画像变化特别大，也极其明显。每一个洞窟内都有大量的供养人画像，画像有真人大小，而且一个家族男女老幼无论生死均一并入画，俨然一个家庙祠堂。这种变化与强烈的反差，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敦煌人在经过中唐的长期压抑后的一种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