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会历史原因探讨
　　那么为什么在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供养人画像会出现这些大的变化与异常现象，这是我们下面要回答的问题。
　　我们知道，吐蕃占领沙州之后，便推行吐蕃的民族政策，综观前辈们的研究，吐蕃统治敦煌时期主要实施了以下几项重大举措和改制。史苇湘先生把吐蕃对敦煌所施行的民族统治归纳为易服辫发、黥面纹身、推行部落制三个方面。对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这些特点除史苇湘先生之外，邵文实通过对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主要人物尚乞心儿的研究也有较集中的讨论，因为吐蕃对沙州的统治也就是尚乞心儿所推行的一系列政策，主要有杀阎朝以儆叛心、推行吐蕃风俗、清查户口、部落制的推行等四个方面，和史苇湘先生观点大同而小异。其实综观中唐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历史，吐蕃对沙州的民族高压统治也无外乎以上几个方面。其中很重要的一条，也是当时的沙州老百姓极不愿意接受的，即吐蕃当局要求沙州汉人改唐装而穿吐蕃装，从有关文献记载可知，在吐蕃统治时期河西地区辫发储面、左衽而衣的吐蕃风俗随处可见，《唐书·吐蕃传》“州人皆服臣虏，每岁时祀父祖，衣中国之服，号恸而藏之”的记载充分反映了当时沙州人民对这种蕃风的无奈乃至厌恶之情。同时也应当看到沙州人民对吐蕃统治反抗的一面，正如当初的长期抗蕃斗争一样，敦煌遗书P．3451《张议潮变文》记述了归义军初期唐中央使节在河西敦煌的见闻：“尚书授敕已讫，即引天使入开元寺，亲拜我玄宗圣容。天使睹往年御座，俨若生前。叹念敦煌虽百年阻汉，没落西戎，尚敬本朝，余留帝像。其于（余）四郡，悉莫能存。又见甘、凉、瓜、肃，雉堞凋残，居人与蕃丑齐肩，衣着岂忘于左衽；独有沙州一郡，人物风华，一同内地。”敦煌文书《沙州百姓上回鹘天可汗书》中记有“太保弃蕃归化，当尔之时，见有吐蕃节儿镇守沙州，太保见南蕃离乱，乘势共沙州百姓同心同意，穴白趁却节儿，却着汉家衣冠，永抛蕃丑”。其中太保即为张议潮，文书所反映的是沙州人民对推翻吐蕃统治的心情。又《五代会要》卷三Ｏ《吐蕃传》中记述说：“及安禄山犯阙，肃宗在灵武，尽召河西戍卒，收复两京，吐蕃乘虚，遂取凉、陇，华人百万，陷于腥膻。开成之际，朝廷遣使还番，过凉、肃、瓜、沙，城邑如故，华人见汉旌使，齐夹道泣诉，问皇帝还念陷番生灵否？当时已经再世，虽语言小讹，而衣服未改。”类似的记载也见于《旧五代史》卷一三八《外国列传》第二“吐蕃”条。正因为吐蕃制度的限制，在洞窟供养人画像的绘画上发生了变化。

　　中唐吐蕃统治时期营建敦煌石窟的人们—也就是这些洞窟的窟主与施主仍然是敦煌本地人，这一点并没有因为统治者的变化而发生太大的变化。既然如此，按照敦煌本地多年形成的习惯作法，他们在自己的功德窟内要画入自己与亲人的像，就发生了困难。因为按照吐蕃统治者的政策，他们是不可以穿唐装的，这样一旦画像入窟会成为违犯规定的铁证而受到惩罚。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当时人们只有委曲求全，放弃画像的权利作法，故而我们在洞窟壁画中看不到供养人画像。
　　但是虽然如此，因为人们开窟的思想中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与需求，不把自己或亲人画像入窟，总是无法满足心理的需求。因此我们在洞窟中会看到一些例外，这就是我们在洞窟中见到的一些新现象的原因。
　　下面就231窟为代表的东壁门上画先世父母像、359窟为代表着汉装与吐蕃供养人画像共处一窟的情形并220窟为代表的重修情况，以及中唐维摩话经变“吐蕃赞普画像”进行进一步讨论与说明。
　　莫高窟231窟把窟主的供养像画在了洞窟主室的东壁门上（图版八），这在莫高窟出现较早，在之前供养人画像均画于洞窟主室的四壁底层位置或中下层，之后除个别有同于231窟的以外，大多仍是位于洞窟主室的四壁底层或雨道位置。对于231窟这一特殊现象，除前交代的一般最基本因素外，我们认为还有几个方面的因素值得思考和讨论。
　　对于佛教洞窟而言，按照惯例，敦煌莫高窟洞窟主室东壁门上是与其他各壁主要位置一样，用于绘制佛教造像内容，来解释与彰显洞窟造像的主题思想，因此把作为世俗人的形像画入这一位置，从直接的表现形式来讲，是与佛教洞窟的要求相背的，特别是在佛教世界画入世俗人像供养，于情于理均不符。这样的处理毫无疑问意在抬高供养人的地位，把他们作为佛教造像的一部分看待。如此则可以合理地逃避吐蕃制度的约束与责任追究，供养人画像就可以堂而皇之地穿上传统唐装。加上画入这一位置的人物又均是已逝之人，因此也就有着特别的含义，是把他们作为死去升天进入西方净土世界的人物信仰描绘，这也与该洞窟营建文书P．4638与P．4640《大番故敦煌郡莫高窟阴处士公修功德记》（简称《阴处士碑》）相一致。文书中称该洞窟“额号报恩君亲”，意即当时231阴家窟挂有该洞窟命号匾牌，表明该窟的主要思想是用于“报恩”，并特意提出报君恩与报亲恩。君恩可能既有先朝唐君之恩，也有现今吐蕃赞普之恩，这一点我们从文书中阴家于唐、蕃两朝之作为可以反映出来。而对于报亲恩的特意表达，是窟主阴嘉政把先亡父母像画入洞窟，且等同于佛教造像的原因，可谓是意味深长。再者我们从该供养人画像题记“亡考君唐丹州长松府左果毅都尉改/亡慈姚唐敦煌录事孙索氏同心供养”，可以看出这一题记与画像作法暗含着极为强烈的对唐廷的怀念与对父母的祭祀：父母像相对而坐，后有侍从跟随，中间为醒目之牌匾，又有等同于佛教造像之意，由此大大提升了洞窟祭祀的成分。而且这种供养人画像的作法，在中唐吐蕃统治时期的洞窟中并没有普遍流行，也足以说明这种作法仍然是不被吐蕃统治者所接受的，一般人是不敢做的，只有像阴家这样的大家族，在吐蕃入主敦煌前后均有着相当大的势力、地位与影响，所以他们可以变换形式，以曲折的方式画像入窟。231窟皇内僧人供养人画像的出现（图版九），也是敦煌石窟中极少之例证，而且由题记可知是甘州法师，并非敦煌本地之僧人。这进一步表明在洞窟中已逝者和僧人可以自由入画的事实。
　　莫高窟359窟则是另外一种情形。主室四壁底层有供养人画像一圈，是敦煌石窟供养人画像的传统位置与画法，但是我们发现其中除僧人外，男供养人像为吐蕃装（图版十，见封二），女供养人像为唐装（图版十一，见封二）。此外同样在东壁门上画男女供养人各一身（图版十二），着唐装，应是为窟主之先亡父母或其他祖辈。这是目前敦煌石窟中唐吐蕃统治时期洞窟中所见的供养人画像最为全面与丰富的一窟，也是研究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供养人画像最具代表性的洞窟。吐蕃装男供养人与门上的供养人画像的存在，我们都已有合理之解释，大量的成排的有组织的一个家族着唐装女供养人出现于洞窟，是个例外。从门上的供养人画像服饰可以确认洞窟的窟主与施主仍旧是敦煌本地的汉人，而非吐蕃或其他族人。这就表明那一部分着吐蕃装者也是汉人，本应着唐装，只是限于吐蕃统治者的强权而不得不穿上吐蕃装，或另有原因。而特别奇怪的是为什么那些女供养人却没有受限制而穿上唐装？我们在吐蕃统治时期的政策中并没有发现妇女可以例外的事实。但这一洞窟画像的存在从侧面表明吐蕃民族政策在服饰上对汉族妇女的要求要比男性宽松一些。由于洞窟供养人画像题记未存，我们无法知道洞窟的所属家族，这增加了我们的研究难度。我们推测，359窟窟主并非一般人，当是为敦煌本地的大家族之一，且在唐蕃二朝均有一定势力与地位。因此两种服饰的出现，表明在吐蕃统治后期汉族地位的不断上升与吐蕃民族政策的渐驰，也反映出民族融合的进一步加强。这种情况在吐蕃统治后期较为明显，晚唐五代宋归义军时期多民族共处于河西瓜沙地区，也可以反证我们的推测。另外，这种蕃唐混合的着装方式是当时洞窟营建者为了以一种曲折的方式表现个人与家族的供养心理与需求，未被普遍接受，因此也只是昙花一现，没有流传开来。这也再一次表明吐蕃民族政策的影响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