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石窟供养人画像的研究，较早的工作主要是资料的收集整理，最早的当数伯希和考察笔记当中对供养人画像题记的抄录，这使得《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成为我们今天研究供养人画像的最为原始而且必不可少的资料。鄂登堡探险队在莫高窟的工作，抄录洞窟壁画题记也是他们的主要工作与收获之一，只是资料一直没有公布，使学界难知其详。其后中国学者在进行敦煌石窟艺术的考察过程中，也对供养人画像多有注意，如有贺昌群、张大千、谢稚柳、何正璜、李浴、石璋如等先生，其中史岩先生的《敦煌石室画像题识》一书，专门就供养人画像题记作有抄录。向达先生在考察莫高窟与榆林窟等敦煌石窟后，作出了开拓性研究，其中对供养人的研究也有开创之功，如对供养人画像中画工画匠的首次讨论。霍熙亮先生对安西榆林窟供养人画像题记也有抄录，但未公开发表。20世纪40年代曾在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工作过的苏莹辉先生在《故宫文物月刊》等杂志连续发表文章，表达自己对敦煌供养人画像的思考。而对敦煌石窟供养人画像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是敦煌研究院在经过几十年的工作而编写出集大成之《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同书附有万庚育先生《珍贵的历史资料——莫高窟供养人画像题记》、贺世哲先生《从供养人题记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营建年代》二文，特别是后者已成为研究供养人画像之代表作。此后基本从相同的角度，关友惠先生和段文杰先生也对敦煌石窟供养人画像有全面之考察。此外项一峰也有讨论。由谢生保先生主编，赵俊荣先生绘画的《敦煌壁画白描精萃》之《敦煌供养人》中的那些壁画白描作品，是我们研究的方便资料。利用供养人画像，宁强先生就敦煌石窟中包括莫高窟98窟于阗国王像等在内的于阗图像，对作为五代曹氏归义军时期的“外交图像”有所考察；他还利用莫高窟275窟供养人画像的细致观察，对学界讨论热点——莫高窟早期“北凉三窟”的时代问题有自己独到之阐发。贺世哲先生在对莫高窟290窟中心柱西向面中间传统认为“胡人驯马图”中马的考察中，从一个特殊的视角，对290窟的窟主有精辟之见解。姜伯勤先生是考察敦煌绘画史方面卓有成就的学者，其中洞窟中的供养人画像也是主要资料之一。马德先生分别从敦煌石窟营建的角度及“敦煌工匠史料”专题研究方面均有贡献。荣新江先生在对归义军史的研究过程中，对供养人画像也有独特之关照。敦煌学的工具书《敦煌学大辞典》中也有对供养人画像的专门介绍。供养人画像已成为敦煌学界各个方向的专家学者研究的基本资料，段文杰先生利用供养人画像对敦煌服饰的研究便是代表性例子。其实敦煌石窟供养人画像虽然专门的研究并不多，但是由于作为敦煌学研究之基本资料，因此多有涉及，在此只举一些重要例证。
　　本文选取一个较小的时间段，也是个特殊之阶段，同时也为前人容易忽略的视点，通过对中唐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中供养人画像的考察，交代敦煌石窟供养人画像在这一特殊阶段的特殊表现，并试图对其背后的原因有所发现，以求进一步对敦煌吐蕃统治时期历史与社会的认识。早在2000年宁强先生在敦煌莫高窟“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暨敦煌学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发表了对《敦煌中唐洞窟中所见之汉藏关系》一文，文中也对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艺术中的供养人画像有所探讨，遗憾的是笔者一直没有见到全文。后来笔者也向宁先生当面请教过这一问题。另外，2002年暑期，笔者参加了由台湾“佛教图像”研究后援会主办、台湾丝路佛教图像文献整合研究中心协办之“2002两岸研究生‘敦煌石窟研习营，”活动。期间，我们在考察莫高窟中唐231窟时，台湾圆光佛学研究所赖鹏举老师简要分析了231窟画于东壁门上的窟主阴嘉政父母供养像的深层次佛教含义，笔者受赖老师之启发，觉得这一现象值得考虑。此外，台湾台南艺术学院史评所潘亮文老师多次提醒我在研究过程中注意敦煌壁画的时代与艺术风格问题，特别是那些重修与补修的现象，使我马上想起在莫高窟有大量属于吐蕃统治时期补绘或重修洞窟的情况，其中也有特殊之供养人画像表现形式。在考察过程中，一道学习的学员们也为我提供不少的灵感。受前辈老师与好友之关照，笔者草成此文，以表对他们之谢意。不当之处，敬希方家教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