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央政府在宫廷内开展的藏传佛教艺术创作在藏传佛教艺术发展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重要性不仅体现在从元代开始在西藏藏传佛教艺术的基础上陆续形成了宫廷藏传佛教艺术流派，更为重要的是宫廷藏传佛教艺术流派形成的同时对西藏本土和宫廷的藏传佛教艺术创作产生了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二者共同繁荣了历史上的藏传佛教艺术创作。宫廷藏传佛教艺术的正式形成得益于元代藏传佛教及其艺术自唐代以来第二次大规模地向内地传播。尽管传统上学术界认为，此次大规模顺利的传播主要得益于西藏归入祖国版图，元朝中央政府推崇以萨迎派为首的藏传佛教和中央政府在西藏大规模全面的施政，西藏地方和中央政府之间在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等各个方面的联系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加强。但实际上，除此之外，西夏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一点近年来才开始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如中央民族大学著名藏学专家王尧教授，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著名藏学专家陈庆英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史金波和谢继胜研究员等人相继撰文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有益的讨论，勾勒出了藏传佛教在西夏传播的基本史实，弄清了西夏佛教对元代佛教影响的大致面貌。从而为西夏藏传佛教艺术对元代内地乃至西藏藏传佛教艺术创作影响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本文在此重点以版画为例，试图对元代以来形成的宫廷藏传佛教艺术流派和西夏藏传佛教艺术之间的关系进行一次尝试性的梳理，并以此抛砖引玉，共同推动这一领域研究的纵深发展。
　　一、西夏藏传佛教艺术出现的背景
　　西夏在地理上位于西藏和中原内地的中间，是吐蕃以来西藏从西北通向中原的必经之路。在西夏建国前，吐蕃与西夏就有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在族源上，藏文文献称西夏为Mi-nyag，即弥药氏。据《照亮君民姓氏之明灯》、《汉藏史集》和《拉达克王统记》等藏文史料，弥药为藏族传说中的先民塞、穆、董、东四大姓氏中董氏的一个分支，与《旧唐书》和《册府元龟》等汉文史籍中提到的许多西羌部落的首领为董姓的记载吻合。这表明吐蕃和西夏之间有着亲密的血缘关系。在语言方面，西夏语同藏语之间也有极其密切的联系。研究表明，建立西夏的党项羌在北迁以前不仅是藏族先民的一部分，而且其语言也属于藏语安多方言的一个分支。即便北迁后的党项羌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其语言中的大部分基本词汇的读音直到西夏立国后仍与藏语相同或相类似，这表明“西夏语是藏语的安多方言在接受大量的汉语借词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西夏的风俗习惯也多与吐蕃类似。如西夏流行复仇、杀人致死赔偿命价并且多以牲畜交付的习惯也与吐蕃时代的藏文文书中相关记载相同。在佛教传入西夏之前，西夏的宗教也与西藏古老的宗教苯教信仰关系密切。西夏人也同样认为山、水、树、土地和地下都分别有神灵主宰，这种多神的观念和万物有灵论也同苯教相同。另据《辽史》、《宋史》，西夏巫术流行，“笃信机鬼，尚诅咒，每出兵则先卜。”在流行的四种占卜术中，西夏“以艾灼羊脾骨以求兆”的“炙勃焦”与敦煌古藏文写卷中的骨卜不仅一致，而且在第三种羊卜中，“夜以羊焚香祝之，又焚谷火布静处，晨屠羊，视其肠冒通则兵无阻，心有血则不利”的做法也类似于藏族的喂桑祭神。此外，《宋史·夏国传》中有关西夏人“出战率用双日，避晦日”。即崇拜单数为吉祥的观念也与藏族先民相似。同时，西夏流行的“杀鬼招魂，或缚草人于地，众射而还，”为战死者祭奠招魂的作法也见载于吐蕃时期苯教的丧葬仪轨。在苯教中，为死者驱鬼招魂是丧葬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吐蕃人相信人死后灵魂即被夺去，死者及其亲友因此而会得不到安宁，所以必须举行仪式把死者的灵魂从鬼怪那里夺回或献祭品赎回来，使其回归原先的处所即死者的尸体中，这样才能让死者顺利地到另外一个世界去生活，死者的亲友也才能得到安宁。总之，“西夏人的原始宗教信仰与青藏高原先民各部落的原始宗教信仰是相同的或基本一致。虽然文献中还没有见到明确指出党项羌人信仰苯教的记载，但从西夏语称巫师为‘厮’（即藏语rtsis，为占卜、测算之意）以及宗教信仰习俗来看，党项羌人信奉过以占卜为主要内容的苯教的一支”。从以上各个方面不难看出，西夏与吐蕃之间的关系确实非同一般。不仅如此部分西夏人与吐蕃人之间长期杂居。在吐蕃时期，有大批党项人成为吐蕃统治下的庶民。吐蕃王朝灭亡后，东迁河陇一带的吐蕃人长期与内徙的党项部落杂居。西夏建国后，部分吐蕃人甚至成为西夏的编户齐民。西夏被元朝攻灭之后，有一批西夏人逃到西藏。正是由于密切的地域、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以至于宋人得出了“大约党项吐蕃，风俗相类”的结论。
　　西夏人与古代藏人之间这种极其密切的关系，使得党项羌人早在松赞干布时期就开始接触佛教。据《王统世系明鉴》，松赞干布当时除娶文成公主和尺尊公主为妻外，还娶了西藏堆龙地方的孟妃赤江、羊同的象雄妃、茹容妃和西夏的弥药妃为妻。她们都各自修建了一座佛寺。其中，茹容妃在郭夏林地方修建了米芒才神殿，弥药妃在卡那东地方修建了卡扎色神殿；《汉藏史集》对此也记载道，象雄妃李底缅修建了昌布果玛寺，茹容妃杰莫尊修建了扎拉鲁普寺，孟妃赤江修建了叶尔巴寺。《贤者喜宴》的记载更为详细：茹容妃兴建了扎拉鲁普的自现佛像清楚刻出的工程，规定凿出一升岩石给予一升食盐，在岩石上凿出礼拜道。孟妃赤江兴建叶尔巴神殿，“有的人说茹容妃兴建了米芒才神殿，弥药妃兴建了拉萨卡扎神殿，但是许多资料反复说（松赞干布有）五位王妃，弥药妃和茹容妃应是同一人，而卡扎神殿是在王统四传以后兴建的。”无论弥药妃和茹容妃是否为同一人，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弥药妃为西夏的先民党项羌人。她在西藏修建佛寺，表明她已经接触并且开始信仰佛教了。
　　不仅如此由于吐蕃人的影响，此时期在党项羌人的居住地也开始出现了佛寺。据《贤者喜宴》，松赞干布曾命人在党项热甫刚地方修建佛寺，并以弥药人为监工在康区建造了隆塘准玛寺，藏传佛教于是在西夏逐步传播开来。为了学习藏传佛教，许多党项羌人都前往吐蕃学法。当时，在吐蕃有许多来自党项的僧人和学问僧。在藏文文献中，通常在这些党项人名字之前都冠有“弥药巴（Mi-nyag-pa）”、“弥药（Mi-nyag）”或“咱米（rtsa-mi）”的称号，表明他们为党项羌人。其中一些党项僧人在当时就已经学富五明，成为远近闻名的大师。据《青史》，当赤松德赞赞普为弘传佛法而派遣巴塞囊和巴桑喜前往汉地迎请佛经和高僧时，请来的高僧中就有来自弥药的大德，他们成了赞普的上师，教授大乘密教理论。此后，陆续形成了弥药上师传承。这个传承的早期传人有弥药·宣奴宁波，其子宣奴森格，后者之子仁钦宁波，仁钦宁波之子多杰森格，多杰森格之子益西多杰，益西多杰之子南杰多杰等等。其中，南杰多杰在后来以噶若译师而闻名于世，一生高足如云。此人幼年时也在西藏求法，见过克什米尔著名佛学大师喀且班钦，同时得到了藏王的搞劳酒。他先后学习了三年梵文和喜金刚、金刚亥母以及时轮金刚等法，最后以传授《时轮》而著名，并且形成了时轮传承体系。此外，出生于多康弥药咱米地区的西夏著名译师咱米桑杰扎巴（rtsa-mi-sangs-rgyas-grags-pa）也曾在西藏学过佛法，后来曾在印度著名的超岩寺学习，并担任了长达二十多年的堪布，并成为蔡巴噶举派创始人贡塘喇嘛向的主要上师之一。可见，藏传佛教对西夏佛教的影响始于吐蕃时期。
　　更为重要的是，从文献记载来看，此时期吐蕃佛教对党项人的影响在朗达玛灭法之后藏传佛教的再次传播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众所周知，吐蕃王朝最后一位赞普朗达玛灭法之后，整个卫藏地区佛教几乎销声匿迹，西藏进入了没有佛法的“黑暗时期”。而此时吐蕃东北部，包括党项人居住的广大地区，即多康地区取而代之，成为藏传佛教弘传的一大中心。卫藏地区的僧人为避免和逃离因灭法而导致的找害，纷纷来到与党项羌人杂居的多康学法和继续从事宗教活动。尽管藏文文献对这一带当时的佛教情况缺少翔实的记载，但正如《安多政教史》所述，“毫无疑问在前弘期时，许多智者、成就大师、法王和大臣们以公开或不公开的方式为众生作过弘法传承，这是存在的实事。”也就是说，藏传佛教在这一带有着较为厚的土壤。正因如此听到朗达玛灭法消息之后，正在西藏吉祥曲沃日山修行的藏热赛等三人虽然先踌逃到了阿里地区，但随后又经葛逻禄，并由此取道霍尔，逃至多麦地区，并最后来到黄河岸边的丹底修行传法。正是由于他们的到来，为后弘期下路传法系统传人拉钦·贡巴饶色授戒，拉开了西藏历史上著了的下路弘法的序幕。卫藏地区纷纷派遣人员前来学法，贡巴饶色最后培养出了十大著名弟子，这些人学成之后都返回了卫藏，并在卫藏地区广建寺院，招徒传法，号称卫藏传法十人，从而使藏传佛教在卫藏地区得到了复兴，此即西藏佛教史上著名的下路弘法。下路弘法的重要人物拉钦·贡巴饶色据说曾向弓药上师学过法。《安多政教史》对此记载道，贡巴饶色“从上述亲教师和规范师即北方木雅噶（弥药，西夏）的郭戎森格扎处学习律经。”这则史料表明，西夏僧人对下路弘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